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云南边境传来捷报，冯子材所部在镇南关一役中大获全胜，击败法军。至此，法国觊觎云南门户的野心被彻底击垮，这也是晚清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以一国之力战胜西方军事排名第二的法国。对于这个捷报，国人已经期待的太久了。
可是，三个月后，《中法天津条约》签订。该条约共十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越南撤兵，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指定广西和云南各一处，允许法国通商；法军承诺退出基隆、澎湖，并解除海面封锁，等等。
看到这个条约内容后，时人和今人似乎难以看出大清战胜了，法国战败了。相反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国在取得有利的战场条件下却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妥协，这让人无法接受。于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几乎成了定论，李鸿章为此又担上了骂名。
事实真的如此吗？要知道，中法之战绝不局限于越南，更大的战场则是在台湾。马尾之战后，福建水师半小时内便全军覆没，台湾海峡被法军舰队重重封锁，当时的台湾成了孤岛，不久，法军又占领了基隆。若非刘铭传苦苦支撑，台湾早已落入法国人之手。
镇南关大捷后，法军败了，但并不证明中国能彻底战胜这个世界强国。假如冯子材所部一路向西，收复河内将法军赶出越南这绝非易事。那么，在重创法军以后，适时提出休战应该是符合当时清朝的利益的。
从中法条约的内容来看，表面上似乎是不平等的，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在放弃了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后，却保住了台湾。孰轻孰重，明眼人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如果在没有全局战略的情况下，非要认定中法条约是卖国行为，或是将此黑锅扣在李鸿章头上，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
李鸿章一直认为，以中国的实力难以和法国抗衡，这个看法应该是客观公正的。那么既然打不过，当然要以和平解决为上。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努力并寻求各种途径与法和谈，均未如愿。如今，停战协议达成实属不易。在他看来，以越南换台湾这笔买卖划得来。毕竟越南系南藩，而台湾乃我国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牺牲藩属国换取保境安民，是值得的。
李鸿章的这个看法与朝廷高层不谋而合。在朝廷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话：“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其实，主张立即撤兵的不仅是李鸿章，还有张之洞、彭玉麟等都是这样想的。尽管当时主战派的呼声很高，可在李鸿章和朝廷的努力下，还是决定乘胜而收。
时人都认为中法条约是屈辱的，应该说，中法战争是晚清对外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割地赔款的战争，而《中法天津条约》也是晚清以来中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损害最小的条约。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军队取得了有利的战绩，但不利因素仍然很多。
第一，越南战场的胜利不过是局部胜利，以清军的实力而言，能否彻底击败法军，解除台湾的封锁，将其赶出越南，并没有把握。
第二，刘铭传独守台湾，已是强弩之末，无法保证台湾不失，被法军占领的基隆、澎湖更是难以收复。
第三，大清周边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沙俄正在图谋新疆，日本在朝鲜又蠢蠢欲动。边疆危机纷至杳来。这时大清面临几个方向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见好就收，后果难以设想。
因此，在这些情况的左右下，和法国签订条约是明智的、理性的。既然签了“不平等条约”，那么就该有人站出来负责，朝廷不会担这个罪责，张之洞、彭玉麟等人又担不起，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李鸿章了。岂止是中法条约，那一次大清危难之时，不是李鸿章挺身而出。就此，我们不得不为李鸿章鸣冤，一心为国出谋划策，换来的却是一片骂名。或许，这就是国之重臣该有的担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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