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运河故事|| 杜庆生：南旺分水枢纽——伟大创举造就的伟大工程（上）

南旺分水枢纽中的戴村坝

（图片来源：网络）

南旺分水枢纽

——伟大创举造就的伟大工程（上）

□杜庆生

　　在山东省济宁市境内的汶上县，有一处可与四川都江堰相媲美、历史上曾作为京杭大运河“心脏”的水利枢纽——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看，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这项工程的建造成功，又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顺应自然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造福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诞生，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是当时的国家发展大势，一个是济宁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东段运河处在大运河的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位于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90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高差达116尺，形成了两端低洼、中间隆起、状如拱桥的特殊地貌(如下图）。面对这样一个“水脊”，大运河的水源如何解决，上万艘漕船如何顺利通行？这就给当时即将迁都北京的明成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图片来源：网络）

　　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即位后“改北平为顺天府”，“以北平为北京”，决定迁都北京。但要迁都，首先要建好都城，大量的建筑材料要运到北京去；将来都城在北京，必须保证以吃粮为主的各类物资的充足供应。这些都要仰仗于大运河。从速、从快疏浚、治理大运河，就进入了史称“智勇有大略”的明成祖的战略视野。

　　元代开挖的京杭大运河，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是最关键的河段。当时解决水源的基本途径是实行“四水济运”，即把汶、洸、泗、府“四水”汇聚济宁，进入天井闸，然后向北分流至临清，向南注入泗河。但是，截汶入洸、汇汶泗于济宁，再南北分流的方案是有弊端的。正如史书所载：“元代分水于济宁，亦未审乎地形之宜耳。济宁北高而南下，故水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南水每有余，北水常不足，故南旺每有浅阻”，漕船经常搁浅，不能完全满足南粮北运的需要。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全部淤塞，京杭大运河遭遇到自元代开通以来最严重的断航。在都城即将迁往北京的情况下，别说断航，就是航道不畅，也是国家之大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成祖为之焦虑不安！

　　永乐九年（1411年）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应是鲁桥至临清段），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史·河渠志》）

　　潘叔正的上奏与明成祖朱棣的心思不谋而合，建议遂被朝廷采纳。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会同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同知周长赴山东主持会通河的治理。

　　宋礼，字大本，河南永宁人。这位河南籍的工部尚书一行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工十六万五千人，用时二十旬，全面疏浚了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的河道，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但由于号称“水脊”的南旺地段高出济宁地段三米之多，疏通后的河道水源不足，成了一条“干河”。宋礼虑有杀头之罪，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乃“布衣微服，至汶上城东北，访白英于彩山之阳。”

　　白英（1363——1419），字节之，史书称“汶上老人”。“老人”者，是明代河道管理体制中一甲之长的称谓。白英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迁往汶上，居城东北彩山后的白家店村，自幼聪明好学，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但不愿出仕为官，就甘愿做了个乡间老人，史书说他“博学有守，不求闻达，以耕稼为业。”他特别喜好水利，且志向高远，通读了《水经注》等能够看到的先人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并利用带领民工兴修水利的机会，熟悉、掌握了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20多个州县、数百里范围内的地形水势，对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早就了然于胸，只是苦于报国无门。

　　现在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白英便将自己早已形成的“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方略和盘托出。宋礼欣然接受，并邀白英共建这一工程。这项工程由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五个部分组成：

1.在大汶河上修筑戴村坝。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自身没有发源地，需要从现有的河、湖借水、引水。解决“水脊”通水，就是借用了大汶河的水源。大汶河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国内为数不多自东向西流的河流，姚鼐有一篇文章讲“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就是描述的这种景象。白英在大汶河上选取南岸直依松山、北边与龙山对峙、河床特别坚固、河道相对狭窄的区段，拦河建坝，“长五里十三步”，遏汶河入海之路，同时抬高水位，使汶水“尽出南旺”。初建为土坝，岁筑岁决，后经不断整修，形成三处溢流石坝，即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建国后也进行了三次大的整修。现存的戴村坝长2213米，由南向北依次为：南坝头土堤长501米，滚水三石坝长432.15米，窦公堤长949.85米，坎河口石坝长262.5米，北坝头长72.5米。

　　2.按引水要求整修疏浚小汶河。小汶河原属汶河下游的一个岔流，分流口在现汶上县的四汶集。这条河在后唐以来已逐渐淤塞，宋礼、白英引汶济运时对这条废河进行连通整修并引至南旺，名为小汶河。由于引汶口门上无建筑物控制，而汶河又是一条大河，分流水量很大。为防止急湍的河水冲毁河堤，整修的引河走高避低，拐了80多道弯，使原本38公里的直线距离拉长到70公里。明朝中后期又配套设置了防洪排涝工程，包括小汶河两岸的东西大堤及泄水斗门等。

　　在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筑砌一道近300米的石护岸，以防止汶河强势水流的冲刷。在河底设了分水“石拨”，也称作“鱼嘴”，使汶河来水南北分流，“以三分归南，七分归北”（东河河道总督白锺山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语），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

3.修建水闸，控制水流。为此，在南旺向北、向南的运河主干道上相继建节制闸31座。史书对南旺向北所建15座闸，《明实录》这样记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运河上的闸有两种：一种是供过船兼调节水流的“船闸”，建在正河上；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向运河供水的闸，建在运河两边大堤上，叫做“斗门”“水口”等，也就是现在的进排水闸。元明清在运河上闸的设置、结构型式、施工技术，以及建筑材料的选用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4.沿山勘泉，补充运河水源。在兖州、青州、济州三府境内勘查挖掘泉源300多眼，每一个泉源都指派一名军士看守，除吃水之外一律不准作别的用途。所集泉水汇流成泉河，在冬春汶河枯水季节补充运河水源。

　　5.把原来湖泊改造设置为蓄水水柜。为接纳夏秋季节汶河多余来水和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以备冬春季节为运河补充水源，利用济宁“南四湖”“北五湖”的有利条件，将原来湖泊改造成蓄水水柜。《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乃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岸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安山洼是经改造建成的第一个水柜，之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三湖围堤，兴建斗门，使其变成三个水柜。最后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西、以北就有了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

　　南四湖辟为水柜，始于明永乐年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明末泇河开通以后。

　　北五湖和南四湖建成之后，运河像一根瓜藤，串接着一个个湖泊，所供水源在一般年份可满足运河通航的需要。

　　综上所述，宋礼、白英因地制宜，度地施工，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巧妙地将河、湖、泉、洪等各类水源运用于保漕通航，使整个工程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顺利地把大汶河水引入运河，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河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至此，沟通全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贯通和航运畅通，将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和江浙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祛除了明成祖的一块“心病”！仅以漕运为例，由于水源问题没解决好，“终元之世，海运未罢”，年漕运量只有30万担；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建成后，年货运量达到400万担，多时可达800万担，如果加上流通的商品，年货运量高达3500万担。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崛起。南旺也由此成为商贾云集、货物山积的重镇，当地群众有句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南旺。”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工程不仅保障了明代初期的迁都、定都和当时国家的稳定，而且对明清两朝近500年间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融，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史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大运河的畅通兴盛所成就的康乾盛世，白英老人创建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功不可没，不愧是一项造福国家、润泽百姓的伟大工程！（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

　　2、蔡桂林著：《千古大运河》；

　　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济宁市文物局，汶上县文物局编著：《汶上南旺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龙王庙古建筑群调查与发掘报告》；

4、济宁市档案局：《济宁运河档案史料汇集：清代东河总督治运、司运、漕运朱批奏折》；

　　5、孙培同：《南旺枢纽与农民水利家白英》，原载《济宁运河文化研究》2002.8。

杜庆生
duqingsheng
作者简介：杜庆生，单位：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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