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时，南京设有首都警察厅。据1936年统计，全厅在编警士9689人。可在1937年 12月的南京，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奉令留守或未及北撤的数千警察，被解除武装后惨遭杀戮，在警察史上留下悲惨的一页。
日军搜捕 “残败兵”，连安全区中国警察也不放过。图为日军将中国警察押往汉中门外。
——采自《支那战线写真》第二十四报
“安全区”警察的厄运
1937年11月，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红色部分为当年设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约翰·拉贝（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
这里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为了维护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秩序，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调派450名警察，组织难民区警卫组。
南京市长马超俊
1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函照日本方面，表示：“由国际委员会行使区内的警察权。所有警察仅携手枪。”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及日军代表关口出面答复:“难民区内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国际委员会无奈之下作了让步。
日军侵占南京的一个月内，捕杀难民区警察的暴行不断、一日数起。如12月16日这天，日军两度闯进中山路司法部难民区搜捕警察。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签名的《司法部事件备忘录》记录事情的全过程：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
12月16日早晨，一名日本军官带领一队日本士兵来到司法部，命令带走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执行枪决，在殴打了一名上尉警官后，他命令抓走全部警察。18日，国际委员会来函告日本领事馆，除陈述被捕去95名警察未归外，兹悉最高法院内的警察40人，又被逮捕。日本军官对他们的指控是，说他们在搜查之后又将中国士兵放进了司法部建筑物，因此必须枪毙他们。
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说明和请求，残暴的日军全然不予理会，仍将安全区被捕的警察押解汉中门外和下关中山码头等地杀害了。
警察伍长德1937年12月16日被日军抓走，与1000多名中国人一起被赶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集体屠杀。机枪响时，伍长德趁势倒下，幸免于难。1947年11月，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此次大屠杀作证，他的腰脊上留下一道5寸长的刺刀伤疤。
1938年2月15日伍长德伤口基本痊愈时，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画面
战后，伍长德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这是他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词。
血染长江边
除汉中门、水西门外，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草鞋峡、江东门附近，也是南京警察遭到屠杀较为集中的地点。
这场屠杀的见证人刘永兴证言：
"冬月十四昆，日军将大方巷附近难民押向下关。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面，看到一小队拿枪的鬼子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军警，后面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两旁有鬼子押着，还用马驮着30多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到了下关码头，发现鬼子共抓了好几千人，鬼子叫我们坐在江边，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随后便开始了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
在江边惨遭杀戮并被焚烧尸体的中国人
警察刘守春在南京沦陷时率部北撤，在燕子矶屠杀中幸存。1945年12月23日，他在“为日军在燕子矶集体屠杀致国民政府呈文”中写道："吾警长出城退却时，一部退到燕子矶，被日军枪杀约有2000余。"
战后，南京成立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收集日军屠杀、强奸、焚劫之罪行事实。1945年11月12日，南京市西区警察局收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资料调查表上记录：1937年12月，日军中岛部队"将我抗战前警察厅官警俘集江东门约千余名，以机枪扫射殉难"。
作者：孟国祥，系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本期编辑：俞月花
流逝的岁月，
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
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
南京警察惨遭杀害
这一触目惊心的史实
昭示国人:
铭记历史，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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