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体日期的纠正
曾汉周在讲张春桥的罪行时说：“……张春桥，罪行也是8条：1.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2.1967年，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3.伙同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4.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91人。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伤残388人。5.1966年12月，支持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煽动打倒刘少奇。6.指使策划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上海市领导干部12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金仲华被迫害致死。7.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干部138人。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阴谋兵变。8.指示马天水、徐景贤诬陷领导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张春桥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二是适用刑法条文，一共有这么几条：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这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92条，阴谋颠覆政府，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93条，策动叛乱的，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101条，以反革命为目的伤人的，处无期徒刑；102条，以反革命目的，宣传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恶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38条，诬陷迫害他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性质、情节和量刑标准给予处分。”
在此之前的几次会议上，对于张春桥的罪行量刑，大家都没有提出别的异议。但对于判决书（草稿）中，有关“张春桥审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时间，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判决书（草稿）写错了，上面写张春桥审批的日期是“1967年7月”，而应该是“1967年8月20日”。同志们对此找来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上面写的也是同判决书（草稿）一样的日期。
江华问我：“你能不能确定？”
我说：“能确定。”
江华又问我：“你有材料说明吗？”
于是我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汇报。
我在参加预审时曾经接触过这份材料，由于是上海的事情，所以记得很清楚。1967年7月31日，张春桥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改造上海民兵”，这份报告中将民兵改称为“文攻武卫”。中央同意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室的人员就起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张春桥看后于8月20日在报告的第一页作了眉批：“同意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还作了其他的批语。因此，1967年8月底就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王洪文充当总司令。所以说，张春桥应该是1967年8月20日批的报告，8月底成立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而不是7月，7月31日是张春桥向中央写报告的日期。
那么这个日期又怎么能搞错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提到，“（四十五）1967年7月，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
1967年毛泽东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特别检察厅只说张春桥在审定一份报告，没有说明审定的一份什么报告，我认为他们所以不写出报告的名称，是为了回避“文攻武卫”的提法。
后来，特别法庭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突破，判决书上明确写上“张春桥审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中，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但是，起草判决书的同志是沿用起诉书上的日期，所以写错了。
早在1980年10月之前，我在秦城监狱“王洪文预审、起诉组”讨论起诉书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不知是由于太忙还是意见没有反映上去，结果在起诉上仍然将时间搞错了，判决书（草稿）又照着沿用，造成一错再错。1981年1月21日讨论了一天的判决书（草稿），仍没有人提出这个写错了的时间，我只好将此再次地提了出来。
当然，在整个审判和量刑中，这个时间只能算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不会影响到对张春桥的审判与量刑，但作为法庭的审判员，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小的事情，尽量做到准确无误，这也是应尽的责任。
江华听了之后，点头说：“有这么回事。”于是他立刻派人到我们的住地——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去取卷宗。
一会儿，卷宗拿回来了，江华一看，立刻说：“这个问题不提出来 ，差一点搞错了！”于是，判决书（草稿）上的这个时间立刻改为：“1967年8月审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王文正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