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未来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或在于数据和现金流

回望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彼时双方一举达成34项合作项目，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创下中美经贸合作历史纪录。能源、制造、农业之外，科技产业更是双边合作的重要支点，产业链互通、技术优势互补，实现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

时隔九年，全球格局与大国关系悄然重塑，竞争重心也正在向科技领域转移。从人工智能赛道竞速到高端人才比拼，科技规则、产业生态的话语权争夺，已然成为影响全球秩序走向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特朗普此次访华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是其第二任期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也是中美经贸、科技格局深度重构背景下的一次关键会晤。

放眼席卷全球的智能科技浪潮，中美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手握未来科技规则与产业格局的主导权。如今中国迈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写区域经济与大国格局？中美AI发展路径有何本质差异？行业泡沫、制度变革、算力人才较量，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竞争版图？

针对这些极具时代价值的关键命题，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在新作《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立足全球科技变革与大国博弈宏观视野，深度拆解智能科技背后的大国角力逻辑，为我们看懂AI时代中美竞争、洞察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专业且前瞻的深度视角。

《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

翟东升 朱煜 著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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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编自《缠斗》，仅代表作者立场

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的中美之别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与侧重点上，中美两国呈现出鲜明对比，令人联想到武功修炼中的“内功”与“外功”之别。

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恰似修仙悟道，信奉通用大模型的“顿悟”，期待一朝“修炼成仙”。美国不少人相信，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应当存在一个突破性的“奇点”，一旦实现“顿悟”，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能达到，甚至超越全球顶级专家的水平；加之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这样的超级智能体自身就能走出加速进化的曲线，对全人类形成“降维打击”之势。因此，美国人既担忧中国率先实现超级通用人工智能，又将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希望寄托于自己比对手更早突破这一“奇点”。

而中国自古以来便秉持务实精神，走的是一条“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积少成多，就像修炼十八般兵器一样的“硬功、苦功”路径。中国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都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垂直应用场景，研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这些企业不依赖在资本市场上“讲故事”、一轮轮融资获取现金流，而是从创立之初就争取实现盈利，靠客户付费获得现金流。例如，在道路、矿山、建筑、港口、车间、医院、酒店，乃至战场等不同使用场景中，用人工智能改进原先的流程与工具，以此实现效率提升或成本控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精”的“神仙”，而是像在一个个特定细分领域里经验丰富、做事可靠、持续精进的“老师傅”。

2025年，作者受邀参观了一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新锐企业，这家名为镁伽科技的未上市企业竟然已经实现了颇为可观的销售额和季度性盈利。该企业的客户以全球各大医药研发、半导体、新能源企业为主，通过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各类实验、制造赋能，大幅加速客户的研发、生产进程。比如，大自然中需要数千万年才能完成的蛋白演化，在现代生物医药技术背景下，由十几位博士组成的研发团队也需耗时十几年才能实现；但在该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后，智慧实验室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反复迭代、自主优化，倍数级提高实验效率、降低成本，从而让研发团队可以投入更具价值感的科研工作中。再看有较高技术壁垒的半导体制造行业，原本需要多年反复摸索才能积累的经验与know-how（技术诀窍），如今借助人工智能，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能实现重大突破。

最让作者印象深刻的是其厂房一角的咖啡屋：两台灵巧的机械臂负责为客人制作咖啡，冲泡和拉花的手艺堪比全球拉花比赛冠军，能根据客户需求高效制作多种不同品类的咖啡。如果不喜欢咖啡，也有办法定制一款让你中意的奶茶。这间咖啡屋每天可以制作上千杯饮品，“主理人”的角色实际上是搬运工，只需确保各类物料及时补充即可。这间咖啡屋，既是公司员工的休息场所，也是他们的创新工厂。2025年6月底纽约新开的瑞幸咖啡门店，正是运用了这些具身智能的技术成果。

当然，中国也有部分企业跟随美国同行涉足通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深度求索）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核心差别在于，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纷纷采取闭源和收费的模式，即便原本主张开源的企业如今也转向闭源；而中国企业则积极拥抱开源生态，并持续迭代和进化大模型的性能。中国企业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一做法，客观上是在持续解构美国同行的垄断企图，即通过鼓励全球用户使用中国免费的大模型，“搭中国人工智能的便车”，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发者站到中国大模型这边，最终在全球人工智能商业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如果能与前文所述的垂直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相结合，这无疑是一套极具竞争力的“组合拳”策略。

人工智能与泡沫消长

泡沫是新事物兴起的正常过程。按照高德纳咨询公司技术成熟度曲线的逻辑，重要的新科技从出现到普及，通常会有一个先热炒后冷却的泡沫期，之后才能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先是大量资本和人才被动员进入这个充满希望和想象的新行业，但是由于行业早期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狂热的估值，所以必然会出现泡沫化的现象，并在某些机缘下进入估值大幅回调、资本大规模撤出的冷却期。繁华落尽之后，才能迎来果实成长的渐进而实在的过程。

目前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泡沫，这让作者联想起1999—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当时互联网泡沫从美国的加州和华尔街外溢到北京的中关村，据说当时中关村大街上有70亿美元的“疯投”在寻找可以拿到资本市场上讲故事的项目，网页的点击量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换钱。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作者，曾经拉着几位朋友，策划要成立一家公司去“向互联网公司出售有效点击量”，还因此与一些创业者和创业投资基金介绍了他们的创意。

当时的互联网也是划时代的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其扩散过程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优势和红利，全世界都在高价购买美国的互联网软硬件设备和服务，那几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不靠债务拉动，而是真的靠科技拉动，克林顿政府甚至实现了年度财政盈余。当然，资本的动物精神总是热情过头。2001年，美国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过程，纳斯达克指数自高点下跌逾70%。

如今这轮科技泡沫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领域，相关的投资狂热获得了很大力度的政治加持。

以硅谷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势力，压倒了华尔街与美联储，成为特朗普政府最主要的金主和高官来源。美国西海岸的科技资本正在依靠总统权力加持，压倒东海岸的华尔街金融资本，2025年通过的《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天才法案》）便是一种明显的征兆。

这一轮热潮的泡沫化程度可能已经接近1999年的水平：除了“卖铲子”的英伟达，各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至今难以看到在人工智能上切实的盈利希望；有企业发现用人工智能写代码，其综合效率居然低于传统“码农”手工敲代码；近期，美国众多企业流行的投资是借钱买入数字货币而不是发展主业；英伟达与主要大客户之间形成由债务、估值和订单支撑的资金闭环，这些都是泡沫高涨时期的典型现象。美国科技界所期望的那个奇点时刻也许永远无法到来，真实的人工智能增长轨迹也许是一条无限接近于理想目标的曲线。超级人工智能的梦想，也许只是美国科技界在面对中国同行的残酷竞争和全面赶超时口服加外抹的“安慰剂”而已。如果市场共识有朝一日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轮泡沫就可能迎来破灭时刻。

当然，不是所有泡沫都会立刻破灭。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即将进入宽松周期，这一轮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的泡沫周期也许还会坚挺一段时间。作者的判断是，在中国的“十五五”时期，恰逢人工智能及其附带的数字货币热潮到达顶峰，然后进入泡沫破灭的调整期。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正确，那么从近期开始，人工智能与数字货币领域的投资者就应该逢高减仓，转向持有真金白银和人民币现金；等到过几年潮水退去，水落石出，再以合理价格投资那些经得起寒冬考验的项目。

人工智能与制度演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相互适应。人工智能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恰恰导致原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体系难以支撑这一生产力跃迁。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都面临系统性重构的压力。

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驱动整体生产力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阶段加速发展。人类经济史上持久的匮乏和通胀，正在被丰裕和通缩取代，而劳动力则被资本和科技取代。这导致人类本身正在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控人工智能的人，另一类则是被人工智能掌控的人。一个国家的制度究竟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还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评价标准一目了然，那就是上述两个群体的分化程度和生活距离。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巨大的就业重置效应：许多传统的工种消失了，但是工业设备的出现需要更多经过训练且知识丰富的人来操作和使用。比如马车被汽车取代，原来的马车夫会被汽车司机取代，而汽车的普及使得驾驶员的工作岗位远多于古代马车夫的工作岗位，更何况还创造了大量的修车工，以及和高速公路相关的工作岗位。但是人工智能与此前的科技革命不同，人工智能让大量的工作岗位湮灭而非转移，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理科、工科，许多专业所对应的岗位都会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但人工智能很难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因为未来从事制造和维修机器人的也将是机器人。

回到上文所说的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问题，美国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写文、作诗、画画、拍电影、写代码，取代的基本都是文科生的工作（“码农”的工作其实可以被视为用计算机语言写作）。而中国的人工智能，虽然也能写诗、作画、编稿子，但是更大的效果是取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工作。最近国内舆论流行一种认知认为，学文科以后很难找工作，还是得学理工科。以作者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理解，这个流行认知可能肤浅了。作者的猜想是，全球的高等教育泡沫即将破灭，未来在大学无论学什么专业都难找到工作，因为基本上各种知识积累所能带来的溢价都会被人工智能对冲掉。能力将比知识更值钱，如果你学到的是如何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何为客户提供情绪价值的技巧，没准你还能找到一些就业机会。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既不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成年人的基本义务，反而是一种特权，因为就业能够帮助个体建立生命的意义感，并增强其对生活与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真实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而绝大部分无法真实就业的人口，对于社会的贡献主要在于消费。许多人参与分配的主要技能在于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为原本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感等。多数人的所谓创新在于他们能创造性地消费他人的产品，也就是能玩出新花样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可能会出现更多冲突而非更加和谐。当大部分人的劳动不再被需要，而人性又不变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按闹分配”的局面：谁能让统治者担忧恐惧、头痛不已，谁就能获得更多补助、福利和特权。这恐怕是未来各国社会内部博弈策略演进的大趋势。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可能需要比拼谁的制度更有弹性、韧性，谁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快速迭代以适应技术带来的潜力和冲击。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世界史上一个近乎永恒的制度辩论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究竟是自下而上自由表达与竞争的制度逻辑更合理，还是自上而下有效管控的体制机制更合适？抑或在两者之间，如何允执其中？

如何应对中美人工智能竞争

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主要体现在算力、算法和数据等方面。

目前的竞争焦点在算力上，算力扩张的背后是高端芯片和电力供应。此前数年，主要是美国试图利用其芯片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卡中国的脖子，但是因为制裁方法不当，不但没有把中国卡死，反而刺激中国加快发展了一整套替代性的本土供应链。2018年以来的态势是，美国在芯片领域发起战略进攻而中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此前中国官方拒绝了英伟达的阉割版芯片，说明双方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本土替代供应链已经初具实力。

未来，借助雄厚的人才基础和新型举国体制，估计5年之内中国很快会在芯片领域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而美国的算力发展，其实也存在瓶颈，那就是电力供应的制约。美国的电力供应多年来增长缓慢，如何打开美国的电力发展空间，民主共和两党的偏好大不相同。特朗普的说法是“Drill, baby, drill”（加油开采，越多越好），而民主党则主张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储能电池等清洁能源。如果走民主党的能源路线，则美国算力未来将会被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卡住脖子。

算法的基础在于人才，算法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算力的弱势地位，刺激中国发挥数学上的“种族天赋”，靠算法的创新来弥补，最典型的就是DeepSeek在2025年春节的逆袭。之后的一系列并购案例说明，人工智能顶级开发者的天赋可以在繁荣的资本市场上获得惊人的估值。

这里的一个潜在挑战是，中国的数学和人工智能天才流向美国，可能关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最终的胜负。由于两边存在收入水平上的巨大价差，中国的顶级人才很容易流向美国，从而破坏中国自身的竞争力。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人才数量少但质量高，中国的人才质量稍逊一筹，不过“替补板凳”更长。

最终的胜负决定性力量可能是在数据和现金流上。中美两国之外的60多亿人的数据并入谁家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谁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从尽可能多的人口中获得现金流，谁家的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演进就更快。因此，抢夺世界市场的中间地带，将是双方长期人工智能竞争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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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5.15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