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学”的学术打假，暴露了三个深刻问题 | 新京报评论

相比于盯着刊物的头衔，学术生态更需要重建一种更加透明、可检验的评价体系。

▲举报多所高校学者论文涉嫌造假，博主回应：有人说这事干得好。图/大皖新闻

文 | 江城

这段时间最受关注的学术圈事件，恐怕来源于一位“圈外人”——视频博主“耿同学”打假高校论文。

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自称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视频博主，在网上发视频指证一些论文存在造假等嫌疑，把几所名校的顶刊论文推入了公共质疑场，让多所“985”“211”高校坐立不安。

而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举报同济大学教授的论文数据存疑，后来被查实，所涉及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被免去职务，一位研究员被解聘。而对他的其他举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都相继发布情况说明，回应他提出的论文造假指控。

可以说，“耿同学”以一己之力震动了学术圈。而这起事件的意义，也远不止围观，它至少暴露了三个深刻问题，值得人们对学术生态进行一次深层拷问。

“帽子”为何经不起审视？

“耿同学”的曝光之所以吸引眼球，和这些举报对象的“咖位”有关——几乎都任职国内知名院校，不乏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大牛”。

某种程度上这是“耿同学”有意为之的结果，他在采访中直言这是出于“影响力”，“普通老师的问题，举报了可能也没人关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并不天然意味着他选的这种方式更有“效率”。从一般认知来说，越是名校，越是知名学者，理论上越应当拥有更成熟的学术规范、更严格的同行评议与更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

可如今恰恰是这些头衔耀眼、资源集中的机构、学者频频被卷入争议，反而说明这些理论上更加严格的机构、更该珍惜羽毛的头衔，未见得就有严密防范的效果。

更关键的是，这背后也暴露了唯论文、唯帽子的倾向。比如在同济大学的通报中提到，作为院长的通讯作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

这一句就很值得玩味。似乎更大的咖位只是起到一个“门面”作用，帽子成了“论文分量”的等价物，哪怕本身并未发挥作用。

此外，“耿同学”举报的一些学者不仅论文造假，有的论文还得到了项目资助，有的甚至涉嫌“浪费国家大量科研经费”。

虽说一些指控尚未被高校最终证实或证伪，但某种趋势令人担忧：这些学术大咖遭受质疑不是偶然，名校的光环，院长的头衔，高级别的刊物，科研项目的倾斜，彼此相互勾连，似乎变成了一种资源“定向分配”的游戏。

比如学术大咖似乎可以突破重重审核，把有瑕疵的论文轻松发出来，由此获得不菲的学术利益；而严谨的科研伦理、经得起考验的科研成果，反倒被挤到了次要位置。这恐怕才是“耿同学”学术打架事件刺激舆论的地方。

学术岂能成了“圈地自萌”？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的门槛，学术问题不应被舆论争议裹挟，外部监督当慎重。

这个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学术是个公共事业，相当比例的学术经费也来自公共资金，从这个角度说，全民都有话语权，学术研究从来就不只是“圈内人的事”。

事实上在相关文件中也早有类似表述，比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其中就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按年度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主动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接受社会监督”。这就说得很明确了，社会监督早已内嵌为学术生态的一环。

当然，学术有门槛不可否认，学术观点有别也是常态。但是，观点之争还是事实错误，专业分歧还是数据造假，彼此之间区别明显。如果说观点讨论人们尚允许保留意见的话，那么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就没有什么辩护的余地。

就以同济大学的事件为例，最后查明的问题是“未进行客观计数”“记录方式不规范”“图片显示重复”等，这些其实已经谈不上观点了，纯粹属于科研规范与学术诚信的问题。

而一个研究生能够通过公开论文发现这些异常，也恰恰说明：某些问题并非高深到只有“圈内专家”才能判断，其原本就是不应出现在严肃学术研究中的低级漏洞。某种程度上，这反而更值得学术圈警惕。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近些年AI等技术工具发展迅猛，早就大幅度拉低了论文检验的门槛。比如此前也有媒体报道，现在有不少科研期刊都开始借助AI工具来鉴别可疑论文图片。

而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博主、网民等所有的普通人，都更有可能参与到学术监督之中。过去藏在专业壁垒和信息差里的问题，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容易遭受比对与追问。

这也意味着，学术圈不能再指望靠封闭性来维持表面平静。与其担心外部监督“越界”，不如先把内部审核、同行评议和责任追究做得更扎实。否则，外部打假的出现就不是偶然，而是内部纠错机制失灵后的必然补位，这是天然的权利，也是不可回避的趋势。

国际顶级期刊是否还当得起盛名？

“耿同学”的曝光，如果只停留在“吃瓜”，那么就未免可惜了，更应该讨论的是：问题怎么来的，又该怎么办？

这起事件对不少人来说，可能也有信任崩塌的效果。比如一些国际顶级刊物《Nature（自然）》等，居然也没看出来论文的问题，甚至一年内两次发表问题论文。

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些国际顶级期刊是否还当得起盛名？是否还足以为学术质量背书？

对此，“耿同学”甚至还有所解释，这不能全怪期刊，“期刊编辑部的主要职责是评估论文的逻辑合理性和创新性，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对每一篇论文进行实验复现。责任主要在课题组内部。”

但即便如此，这些期刊的表现依然是令人焦虑的。西方的一些国际顶级期刊，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据着极大权重。一篇论文能否登上这些顶刊，不仅关系到学者个人声誉，也直接影响课题申请、职称评定、人才计划乃至高校排名。但现在看，一些顶刊的审核把关却如此松松垮垮。那么，这个标准应该如何重塑？

4月24日，颜宁院士的一则微博将自己投稿国际顶刊、论文成果却被审稿人偷偷抢发的学术创伤公之于众，也说明了选择无人审稿的浪淘沙预印本平台的理由。

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个提醒，人们需要破除对西方顶刊的过度迷信。顶级期刊当然仍有专业价值，但它终究只是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应被异化为绝对权威。

否则，一旦“发顶刊”本身压倒了研究质量、实验可复核性与科研伦理，那么学术研究就很容易沦为一场围绕标签和履历展开的竞赛。

当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顶刊开始暴露问题，其实也是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机会，中国不在世界之外，但是，我们也要在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经验、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培育自己的国际一流学术平台。

当然，相比于盯着刊物的头衔，学术生态更需要重建一种更加透明、可检验的评价体系。比如，进一步弱化“唯论文”“唯影响因子”的单一导向，减少对顶刊数量和人才“帽子”的路径依赖；同时，更强调原始数据留存、实验过程公开、研究结果可复现等基础科研规范，把真正经得起验证的成果放到更核心的位置。

当然，也有必要压缩“一人包办”式科研的操作空间。无论是实验数据、图片处理还是论文署名，都应建立更严格的交叉审核与责任追溯机制，让课题组内部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停留在形式层面。从而让学术真正成为一套能够被同行验证、被时间检验的知识生产过程。

“耿同学”在采访中说，最真实的积极变化，不是哪位院长被解职，而是“有导师开始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了”。

这或许也是“耿同学”事件最大的意义之一：至少让一些原本被忽视的科研规范，重新被摆到了台前。对于今天的学术生态来说，比起继续堆砌头衔、追逐顶刊，更重要的，也许正是重新找回这种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严谨。

撰稿 / 江城（媒体人）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