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商丘岁月： 一个“在地”却被“悬置”的精神遗产

位于商丘古城南湖畔的应天书院。

身着汉服的学子们走进应天书院开展国学研学活动。

清明时节，青年学子在应天书院诵读经典，致敬先贤。

5月13日，来自全国10省23个城市的书院院长、山长、文化学者齐聚应天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在商丘古城南湖畔，应天书院静静矗立。这座始建于五代后晋时期的书院，在北宋时期位列“四大书院”之首，曾培养出范仲淹、王尧臣、孙复等一代名臣名士。其中，范仲淹与商丘的渊源尤为特殊——他在这里苦读五年，又执掌教席一年零十个月，在这里安家立业，母亲去世后亦厝葬于此。可以说，商丘是范仲淹精神世界的锻造之地。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摆在面前：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感召力的价值理念，在商丘这座城市的精神谱系中却处于一种“在场却缺席”的尴尬状态。提起商丘，人们想到的是“商文化之源”“三商之源”“华商之都”，是燧皇陵、阏伯台、木兰祠，却少了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为什么一段如此扎实的“在地”精神遗产，未能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这不仅是地方文化史的问题，更触及文化遗产传承、城市精神建构的深层机制。

一段被忽视的精神年谱

范仲淹并非商丘人。他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州市），其高祖范隋在唐懿宗时渡江南下定居苏州吴县，两岁丧父，母亲谢氏改嫁朱文翰，幼年名朱说。但真正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是22岁时的一次决断。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告别继父家族，负箧独行，感愤自立，来到当时已是中原学术重镇的应天书院。此时的应天书院，在1009年刚刚由睢阳学舍改名为应天府书院。

范仲淹“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留下了“以水沃面”“以粥继日”的典故——读书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学习；因家贫，每日只能喝粥。这种近乎严苛的自律，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是源于一种深沉的使命感。《宋史》载，范仲淹曾谒祠祷问：“他日若不能成济天下，安用学为？”这已不是单纯的求学问道，而是早年便萌发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从求学者到教育者，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年）迎来了与应天书院关系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时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的晏殊，深知范仲淹的道德学问，邀其掌管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在执掌期间，以其高尚的师德和严谨的学风，使书院声名远播。他不仅讲授经义，更以自身的行止为生徒树立榜样，提出“读书、讲学、治心、养气”四者并重，强调学问须“切于人事”。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商丘执教及前后这段岁月里，范仲淹迎娶了应天府民李昌言之女，正式在商丘安家。此后，他虽宦游四方，母亲一直由在商丘的妻家奉养，母亲去世后亦厝葬于商丘。这段岁月对理解范仲淹至关重要。商丘不仅是他的学术起点，更是他人生第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孤寒之士到士大夫的身份转换，从求学者到教育者的角色拓展，生命历程走向完整。“忧乐”二字，从书本上的经文训诂，转化为人间的切身体验：他忧过衣食，忧过前途，也乐在问道，乐在传道。正是这种“亲身之忧”与“天下之忧”的交织，才使后来的“先忧后乐”具有了真实的生命根基，而非空洞的道德说教。

应天书院与范仲淹忧乐观的内在关联

学术界已有共识：范仲淹的忧乐观，并非晚年《岳阳楼记》中横空出世，而是有其清晰的生成谱系，应天书院传统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师道精神，是其直接的思想源头。

应天书院的前身睢阳学舍的创办者杨悫，《宋史》说他“力学勤志，不求闻达”，尽管只有八个字，却是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杨悫的学生戚同文，本身就是一位“忧世”之士。他生活在五代乱世，拒绝出仕，聚徒讲学，“以礼义廉耻为教”，常对学生说：“君子当以天下为忧乐，岂可专为一身计耶？”这种强调士人社会责任的学风，深深影响了年轻的范仲淹。后来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写道：“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这已不是书院的建筑记录，而是一份士人精神的宣言。

可以说，忧乐精神的核心要素——士人对天下命运的担当、忧在百姓之前、乐在百姓之后的价值序列——在应天书院已经孕育成形。范仲淹是这一精神传统的集大成者，而非凭空创造者。因此，商丘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生命史中的一站，更是忧乐精神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生成现场”。

从历史脉络中寻找“悬置”原因

如此厚重的精神遗产，为何在商丘城市精神建构中被“悬置”？这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需从历史、空间、叙事与定位四个维度综合审视。

从历史脉络看，应天书院在北宋盛极一时，金兵南下后逐渐衰落。南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北方书院普遍凋敝，商丘经济文化地位下降。明清时期，地方文教记忆更多转向本地科举家族的“乡贤”叙事，而非追溯宋代“国家性”书院传统。近现代战乱与黄河水患，更使书院地面建筑荡然无存，现存多为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复建。没有连续实体空间，文化记忆必然断裂，“应天书院”在几代商丘人心中渐成历史名词，而非活态场域。相比邓州花洲书院、苏州范仲淹纪念馆的完整叙事，商丘的弱势不难理解。

从空间维度审视，当下存在文化遗产的“象征错位”。应天书院被定位为“旅游景区”，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作为景点又需满足游客体验。商业化运作优先考虑“可参观性”，精神阐释相对薄弱。景区内虽有范仲淹像、范仲淹事迹展，却缺乏系统主题展陈。游客易记住建筑外观与“四大书院之首”头衔，却难以体会忧乐精神的生命质感。载体被保留，意义却流失了。

在叙事维度上，商丘地方文化面临“主题竞合”。商丘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是“三商之源”，有燧皇陵、阏伯台、木兰祠等。在有限资源中必须作出选择。近二十年，“商文化”占据绝对主导，从“华商节”到“商”字城市雕塑被反复强化。这自有其经济联动逻辑。相比之下，士大夫精英的忧乐精神距市民日常较远，转化难度大。但“商”与“忧乐”并非对立，完全可形成“商以富民为本，士以忧乐为怀”的互补结构，遗憾的是此种整合迄今付之阙如。

探究定位维度，更深层的是归属争议与地方认同困境。范仲淹终究非商丘人，在“籍贯归属”格局中被归为外地人。商丘常处“第二故乡”的次要位置，地方认同本能倾向侯方域等原生人物。但“籍贯本位”恰恰遮蔽了文化生成的真实过程。范仲淹最重要的思想成形期在商丘度过，正如王阳明龙场悟道不因籍贯而削弱贵州地位，商丘大可不必纠结归属权，自信确立“忧乐精神生成地”的历史定位。

从“悬置”到“扎根”

千年契机的路径构想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不应是商丘“墙上的一幅旧画”，而应成为“窗外的风景”。明年（2027年），恰逢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1000周年，这一具有世界级文化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为商丘打破遗产“悬置”状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让这份“在地”的遗产重新“扎根”，亟须围绕“千年”主题展开以下维度的努力：

其一，空间再造与能级提升——打造“千年执掌”精神地标。借1000周年之机，将应天书院从单纯的“旅游景点”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忧乐精神主题展馆”。以“1027：范仲淹在应天”为核心叙事，运用现代展陈技术还原其执掌教席、著书立说的历史场景，使书院成为全国士大夫精神寻根的圣地。

其二，叙事整合与价值重塑——构建“富而好礼、贾而忧世”的城市新话语。在千年庆典的舆论场中，将忧乐精神有机融入商丘“商文化”叙事体系。提出“商以富民，士以忧世”的新阐释，打破“重商轻文”的刻板印象，向世界展示一个既有商业活力又有家国情怀的立体商丘。

其三，教育嵌入与世代传承——启动“千年书院·百年树人”计划。联合教育部门开发《范仲淹与应天书院》地方必修课程，组织全市乃至全省中小学生开展忧乐精神进校园主题活动。在1000周年纪念之际，举办大型青少年诵读活动或国学礼仪，让年轻一代在书院实境中完成精神洗礼。

其四，节庆赋能与仪式建构——创办“应天千年·忧乐论坛”。在2027年举办高规格的“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千年纪念大会”，并以此为起点，在每年的“华商节”中常态化设置“忧乐精神论坛”，或设立独立的“商丘忧乐文化节”，使这一精神遗产真正进入公共仪式周期。

商丘完全有理由自信地说：这里是忧乐精神的思想原乡。面对2027年即将到来的千年之约，商丘不应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应成为这场文化盛宴的主场东道主。这不仅是对范仲淹最好的告慰，更是对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自觉追求与庄严确立。

专家点评

于历史深处反思文脉 在现实场域谋划传承

应天书院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李可亭

此文立意高远、视角独到，以“在地”却“悬置”为核心命题，深挖范仲淹与商丘的文脉羁绊，直指商丘城市文化建设的深层痛点，兼具文史厚度与现实思考，是一篇视角新颖、针砭时弊的佳作。

文章史料扎实，脉络清晰。作者翔实梳理范仲淹求学应天书院、执掌教席、安家商丘的人生轨迹，论证了商丘是其人格淬炼之地，更是忧乐精神的生成现场。

文章厘清忧乐精神源自应天书院杨悫、戚同文的济世学风，打破了《岳阳楼记》思想凭空而生的固有认知，考据严谨、立论扎实，弥补了地方文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文章最出彩之处，是四维解构直击症结。从历史文脉断裂、文旅空间象征错位、城市文化叙事失衡、籍贯本位认知局限四个层面，透彻剖析范仲淹忧乐精神在商丘被边缘化的缘由。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丘在文化开发方面有失全局的地方，造成精英士道文化被挤压、文化载体徒有外壳而精神流失的现实困境，观点犀利，直击本质。

文末立足2027年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千年契机，从空间升级、叙事融合、教育传承、节庆赋能四个方向给出落地路径。将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相融，跳出狭隘的籍贯之争，倡导立足思想成型地确立文化坐标，格局开阔，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全文史论结合，文理相融，既有文人的人文情怀，又有文旅发展的理性思考。既复盘历史、反思过往，又着眼未来、擘画蓝图，为商丘整合文化资源、建构城市精神谱系提供了全新思路，也为地方传统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范本。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国庆 来源：商丘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