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因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做不到

伦敦的一场学术沙龙上，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抛出了一句让在座西方同行哑口无言的话——＂如果按照信仰体系来划分，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但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做不到。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记闷棍，敲在了那些长期把中国当作＂无信仰民族＂来打量的欧美知识分子头上。围绕这位西方学者抛出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因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做不到＂这一论断，海外汉学圈这几年争论得相当热闹，到2026年依然没有停歇。

要弄明白马丁·雅克为什么这么说，先得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资深研究员，长年浸淫在东亚研究领域，写过一本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畅销书，在西方思想界算得上一号人物。

和那些坐在书斋里隔空骂街的同行不同，他多次来华长时间生活、走访，从北京的胡同走到广州的城中村，再到温州的家族祠堂，他看到的不是教堂尖顶，而是另一种秩序。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第一反应就是发懵。

这片土地上既没有遍地的礼拜堂，也没有人每周固定时间去做祷告，可偏偏整个社会有着惊人的凝聚力和方向感。他们困惑：没有上帝，中国人靠什么活着？

靠什么决定善恶？靠什么获得心灵的安宁？这种疑问背后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预设——人没有神就没法过日子，没有教义就没法判断对错。

美国总统就职那天必须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演讲里经常蹦出福音书的句子，小布什执政那八年更是把这种宗教色彩拉到了顶峰。可这套规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经过几百年血雨腥风才固定下来的。

往前翻到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早期，西方世界其实跟今天的中国民间差不多热闹，各路神祇满天飞，罗马人甚至专门盖了一座万神庙把帝国境内所有神灵都请进去。

可是基督教从巴勒斯坦地区冒出来后，凭着一神排他的教义和严密的组织性，把那些零散的多神信仰一个个吞掉。到了君士坦丁大帝那会儿，皇帝索性带头改宗，从此基督教在西方算是彻底坐稳了王座。

中世纪一开始，连那些入侵罗马的日耳曼蛮族也都被这套宗教收编了。教皇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为了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原谅自己，光着脚在卡诺莎的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西方人，骨子里就习惯了把神放在一个不容置疑、不容侵犯的位置，人在神面前是有原罪的，必须低头忏悔。

就连英国科学家牛顿，这位被供奉在科学殿堂里的祖师爷，其实一生大部分精力花在了神学研究上。他做物理实验、推演万有引力，一个核心动力就是想证明上帝的存在，想给造物主找到数学层面的支撑。

这并不是他晚年昏聩，而是他从年轻时就这么干。西方人离开了一神教这个解释框架，理解世界都会觉得脚下没底。

跟这种＂以神为本＂的路数比起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是另一套逻辑。这里没有哪个宗教能压着所有人不让动，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历史上谁也没能彻底把对方挤掉。

皇帝可以崇佛，也可以崇道，民间可以拜祖宗，也可以拜关公，互不耽误，谁灵就拜谁，这是中国式的精神超市。中国神仙系统的丰富程度，研究神话的西方学者一翻就头大。

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到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乙救苦天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再到各地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乃至于山有山神、河有河伯、井有井神。每个省、每个县，甚至每个村口的那棵老槐树，都可能成为一方百姓寄托心愿的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连不起眼的动物在中国民间也能得道升天。北方农村流传着蛇仙、狐仙、黄大仙、刺猬仙的＂四大仙＂祭拜传统，乌龟在《礼记》里和麟凤龙并列称作＂四灵＂。

这种把万物有灵贯彻到底的态度，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异常拥挤又异常温暖。在西方一神教徒看来，这简直是＂异端＂的标本展览。

可真正让马丁·雅克这些西方学者感到震撼的，不是中国神仙多，而是中国人对神仙的态度。中国人拜神，不是匍匐在地上等着被救赎，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合伙人的关系——你灵我就拜，你不灵我就换一个。

道教里讲，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神仙要是不守规矩，照样会被贬下凡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两千多年前喊出来的口号，本质上就是这种以人为本观念的政治翻版。

孔子那句＂敬鬼神而远之＂已经把方向定下来了。两千多年前他就告诉学生，怪力乱神这种东西，你尊重它可以，但别沉迷，把眼前的事情办好才是正经。

这种讲究现世、不纠结彼岸的态度，让中国知识分子一代代把精力放在了治国、修身、研究自然规律上，而不是天天琢磨末日审判。走到民间，这种实用主义就更明显了。

寺庙门口香火旺不旺，全看里面的神灵＂灵不灵＂。求子求财求平安，许了愿要还愿，没还愿心里就过意不去——这是一种带着契约精神的信仰，跟生意场上的诚信差不多。

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神不是用来跪拜一辈子的，而是用来一起把日子过好的伙伴。读书人那一层又是另一种讲究。

士大夫嘴里的＂天＂，不是某个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而是宇宙运行的那套规律，是不可测之＂神＂。敬天，敬的是规律本身。

正是在这种对自然法则的揣摩中，古代中国捣鼓出了四大发明，捣鼓出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体系，捣鼓出了让欧洲传教士目瞪口呆的瓷器、丝绸、火药。政治结构的差异也是绕不开的一个原因。

欧洲中世纪一直是碎片化的封建格局，国王、公爵、伯爵彼此牵制，谁也压不住教皇，所以教权能跟王权掰腕子掰上千年。中国从秦汉开始就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宗教势力一旦膨胀到威胁国家税收和兵源的程度，朝廷就会出手整顿，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就是这么来的。

在这种结构下，宗教只能是社会的补充，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宰。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5月这个当口，马丁·雅克这番话听起来格外有分量。

今年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关税层层加码，欧洲一些国家在对华政策上跟着摇摆，西方舆论场上＂中国威胁论＂的调门又抬高了一截。

他们慢慢意识到，中国能在四十多年里完成西方两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并不是单纯靠所谓的＂廉价劳动力＂，而是靠这套以人为本、注重现世、讲究实效的精神底子。

在台湾地区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中东斡旋问题上，中国展现出的那种不输出意识形态、不搞宗教传教式外交的做派，让西方传统话语体系越来越接不上招。

中国人的信仰，是把神仙请下凡间，是把规律奉为天道，是把现世过得有滋有味，是把万家灯火当作最大的虔诚。这种东西，确实不是靠翻译几本经书、办几所孔子学院就能搬走的，它长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长在十四亿人的日常里，谁想学，先得活成中国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