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邻居搭伙,每个月我出2000,知道我退休金多少后,不淡定了
我叫陈志国,今年六十一岁,退休刚好一年。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到头回来不了两回。我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早上馒头就咸菜,中午炒一个菜能管两顿,晚上热一热剩饭就打发了。
我的女邻居叫孙梅,比我小八岁,在超市当收银员,离异多年,一个人租住在隔壁。我们做邻居做了两年多,平时见面也就是点点头、说句“吃了吗”的交情。真正熟起来,是去年冬天的事。那天晚上我突发高烧,烧得人都迷糊了,也不知道怎么摸到她家门口敲的门。她半夜陪我去医院,挂号、缴费、拿药,折腾到凌晨三点。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就近了。
她开始时不时来给我送点吃的,一碗红烧肉、一盘饺子、半只炖鸡,用保鲜膜封好了挂在我门把手上。我过意不去,也变着法儿地回报她——帮她修水龙头、换灯泡、扛大米上楼。一来二去,不知道从哪天起,我们开始搭伙吃饭了。她下班晚,我退休在家没事,就由我来做晚饭。我每天下午四点去菜市场,买她爱吃的菜,五点半准时开火,等她六点多下班回来,热菜热饭正好上桌。
这种日子过了小半年,谁也没提钱的事。我心里一直有个结——她每个月工资才两千出头,房租就要去掉八百,剩下的钱要吃饭、要交通、要日常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退休金比她高,多出一点是应该的,可我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直接给她钱。想来想去,我主动提出来:“孙梅,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两千块,算是伙食费。”她当时愣了一下,说不用不用,你做饭我吃现成的,哪还能要你的钱。我说你要是不收,这饭我就不做了。她拗不过我,最后点了头。
就这样,她每月收我两千块,我们搭伙过日子的事,算是有了个名分。这件事很快就在我们那个老旧小区里传开了,连看门的老刘头都知道了。每次我进出大门,他就冲我挤眼睛:“老陈,有福气啊。”我笑着摇摇头,懒得解释。我和孙梅之间干干净净的,就是搭伙吃饭,别的什么都没有。可我这么想,别人不一定这么想,孙梅也不一定这么想。我隐约觉得,自打我提出每月给两千块钱之后,她看我的眼神变了。说不上来哪里变了,就是不一样了。以前是客客气气的,现在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多了些亲昵,少了些疏离。多了些期待,少了些坦然。
中秋节前,儿子陈枫从省城回来了。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你是不是跟那个女邻居好上了?”我说你听谁瞎说的。他说我们小区有人跟他说的,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连我每个月给人家两千块钱都说得清清楚楚。我说:“她陪我半夜去过医院,给我送过饭,我给她两千块钱是伙食费,搭伙过日子,不行吗?”陈枫没再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他不信。
儿子走了以后,我跟孙梅之间,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不是没有想过跟她往前走一步,可我不敢开口,我怕她拒绝,更怕她不拒绝——我不知道她是为了我这个人,还是为了我的钱。这种纠结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拔疼,拔了更疼。
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是一件小事。那天我们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个新闻说养老金又要涨了,孙梅随口问了一句:“陈哥,你退休金到底多少啊?”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嘴上敷衍道:“不多不多,够吃饭的。”她没追问,可我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又很快恢复如常。
没过几天,小区门卫老刘头在门口乘凉,几个老头老太太聚在一起聊退休金的事。有人说自己三千,有人说自己四千,有人叹气说自己才两千出头。老刘头问我:“老陈,你多少?”我没多想,随口答了一句:“八千六。”说完我就后悔了。这几个数字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老刘头的嘴张成了O型,半天没合上。那几个老太太的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意味深长的。
当天晚上,孙梅敲了我的门。我打开门,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银耳汤,脸上挂着笑,可那笑跟平时不一样。平时的笑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弯弯的,暖洋洋的;今天的笑是贴在脸上的,像是裁好的一张纸,大小刚好,可怎么看都不对劲。
“陈哥,这是煮的银耳汤,给你端一碗。”
“谢谢,进来坐。”
她走进来,把银耳汤放在茶几上,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的另一头,而是站在客厅中间,像是在打量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看。我等着她说话,她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了。
“陈哥,我今天听刘师傅说,你退休金八千六。”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点了头。
“你一个月给我两千,你还剩六千六。”她转过身看着我,“陈哥,你一个人花六千六,你花得完吗?”
我说:“孙梅,你有话直说。”
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我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出头,房租就去掉八百,剩下的钱要吃饭要坐车要买日用品,月月精光。我在超市站一天,腿肿得跟萝卜似的,回到家连口热水都要自己烧。你一个月的零头都比我多,可咱俩搭伙这半年,你从来没过问过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做饭是做了,可菜钱是我出的。你说每月给我两千,这半年你也就给了三个月。你说咱俩是搭伙,可这伙搭得你心里门清,我心里糊涂。我不知道你在防什么,可我知道你没把我当自己人。”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眼眶红了,可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站在那里张着嘴,想解释可什么都解释不出来。她说的是事实,我给她那两千块,三个月加起来才六千,可我宁愿花大几千给儿子换新手机、给孙子买进口奶粉,都没想过帮她交一个月的房租。
她擦了一下眼角,声音不大但很清楚:“陈哥,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是邻居,是饭搭子,还是别的什么?”
客厅里的灯光白晃晃的,照得她的头发有些发黄。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家居服,脚上趿拉着一双旧拖鞋,脚趾头露在外面,大脚趾上还贴着一块创可贴。我盯着那块创可贴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每天的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就为了省那几十块钱的公交费,每天步行四十分钟上下班。她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从来没在我面前叫过一声苦。她只是每天晚上六点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带着一身超市的味道——洗衣液的香味、生鲜区的腥味、面包房的甜味,混在一起,是她身上特有的味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在心里盘算了很久的念头,今天终于说了出来。
“孙梅,你听我说。”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加上七扣八扣的补贴,到手九千二。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我跟老伴当年买的,红本本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我存折上还有二十六万,是这些年攒下来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微微张着,眼睛里映着灯光。
“今天当着你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看着她的眼睛,“你要是愿意跟我过日子,不是搭伙的那种,是真过日子那种,我明天就去把房本加上你的名字,存折也交给你管。以后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花什么你花什么,你那个超市的工作不想干就别干了,我养你。”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孙梅没走。她站在客厅中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没出声,就那么在灯光下面流眼泪,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那件洗得发白的家居服上。
“陈哥,”她的声音很小,“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来。她哭了好一会儿,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凉,骨节粗大,手心有薄薄的茧——那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我握紧了些,她没挣开。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
“我陈志国这辈子没骗过人,”我说,“到老了更不会骗人。”
孙梅破涕为笑,笑了一下又哭了,哭了一下又笑了。她靠在我肩膀上,我搂着她,客厅里的灯白晃晃地照着,照着茶几上那碗已经凉了的银耳汤。
后来,孙梅真辞了超市的工作。她去学了月嫂,考了证,现在在一家月子中心上班,工资比以前翻了一倍。她说她不要我养,她要跟我一起养这个家。我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是九千二,她的工资加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宽裕了不少。
存折我没给她,她自己也不要了。她说:“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是我的,咱俩的钱是咱俩的。”我说你这绕口令说得不错,她笑着打我一下。
现在每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她收拾屋子。吃完饭我送她上班,然后去公园遛弯。晚上她做饭,我洗碗。日子过得平平常常,没什么波澜,可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比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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