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打工的潮汕人，都去深圳当老板了

在深圳待久了，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潮汕浓度。

华强北的档口老板、水贝的黄金商户、福田村里的小店店主，很多都讲着潮汕话。

有人开玩笑：“在华强北不会讲潮汕话，生意都不好做。”

对很多潮汕年轻人来说，深圳甚至不像一座需要闯荡的陌生城市。叔叔伯伯早就在这里开店做生意，小时候的同学也散落在电子市场、城中村和写字楼里。别人来深圳是漂泊，他们更像是搬去了另一个老家。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黑马之势走红，让很多人第一次重新注意到潮汕人的迁徙史。这个讲述潮汕本土故事的小成本影片凭借真诚让全国观众看哭了，豆瓣20多万人打出9.1的高分。

5月13日，影片首次拿下全国所有省份的票房日冠，网友戏称为“北伐成功”，预测票房已经从几百万一路走高至7亿多。

有意思的是，这部全素人出演、95%潮汕方言对白的电影，其实是“深圳制造”。电影七成以上投资来自深圳企业，导演蓝鸿春出生在汕头，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

像是某种巧合，又像一种必然。过去潮汕人漂洋过海，如今潮汕年轻人更常去的地方，变成了深圳。

在深圳，到底有多少潮汕人？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但坊间一直有个说法：深圳有近400万潮汕人。

某种程度上，深圳像是潮汕人的“新南洋”。为什么潮汕人偏爱深圳？是他们需要深圳，还是深圳需要他们？

“我们出来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李莉在华强北待了17年。每天早上，她先送孩子上学，再回家处理微信订单，十点左右去档口开门。

踏进这种批发城，很多店铺看起来都一样：门口摆着一张透明长柜台，上面堆满了各类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手表、耳机、吹风机等等。

李莉的档口也一样。算上她，店里也就4人，跟单、开单、对账、售后、接客户、拉货等，各种杂活随时等着她处理，“大部分华强北的小档口老板都这样，没有对应的专业人员，什么事都得自己做”。

档口小，不代表他们不努力。走进批发城里，能看到他们在拍视频或写科普类贴文，大多用的都是潮汕话。销路就这样拓宽了。

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扎在华强北，搏出一方生计。

成为老板前，李莉曾是个普通的打工仔。

李莉是85年生人，她回忆小时候，很多潮汕农村里孩子很早就外出打工。她有些堂姐妹，没读完小学就去制衣厂做工，赚钱养家。就算她上初中，家里大人也不太会管成绩，更多想的是先出来赚钱。

初中毕业后，李莉也没有例外，离开了汕头，投奔了一位亲戚叔叔，后者当时在深圳的一栋写字楼里开了家公司。李莉被安排住进员工宿舍，学电脑，再慢慢做排版、广告设计，一干就是七年。

“我们出来，是不需要找工作的。”李莉说，“很多叔叔辈早就在深圳了。”

这大概是潮汕人和很多“北漂”“沪漂”最不一样的地方。别人是一个人拎着行李箱去陌生城市，他们则像是到了另一个故乡。

✎ 深圳的高架与城中村

有段时间，李莉负责招聘，她发现自己会对陌生应聘者提出各种要求，但如果对方是亲戚家的孩子，不管学历如何，来了就会安排他们跑业务。出去闯荡，碰壁了，回来还有个能住的地方。

工作不开心，李莉就去找哥哥诉苦。哥哥说：“不开心就辞了，来华强北。”

华强北对李莉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她所在商场的二楼，一半以上都是潮汕人。她的小学同桌在楼上做生意，后桌同学在另外一个市场开档口，“你会觉得根本没有离开家乡”。

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那群人从来没走散，只是从潮汕县城，平移进了深圳的电子市场和城中村。

很多潮汕人确实不把深圳当“异乡”。很多家人在深圳，小时候的玩伴也在深圳。甚至到了过年，他们会组团回潮汕过元宵，然后再一起回深圳开档口。

深圳对他们来说，不是出去闯荡，而是另一个老家。

从下南洋到去深圳

为什么偏偏是深圳？

如果坐高铁动车，汕头到深圳只需要两个小时，二等座票价148元。语言通，饮食习惯也接近，爱做生意的潮汕人早就把牛肉粿条开遍了深圳。

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市场成熟，供应链密集，物流快，信息流动也快，它给了很多普通人一个低门槛做生意的机会。

但真正让潮汕人和深圳深度绑定的，远不止距离，而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生长过程，本身就需要这些潮汕年轻人。

潮汕地区向来地少人多，出生率长期在国内名列前茅。但排除自然增长因素，人口是持续迁出。如汕头2025年常住人口557.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1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人口0.32万人，这意味着机械减少了0.18万人。

对比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则更加明显。揭阳2025年底常住人口568.21万人，户籍人口711.17万人，意味着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外流。

过去，很多潮汕家庭光靠种田很难真正养活一家人，于是他们很早就形成了往外走的传统。以前是“下南洋”，去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做橡胶、卖杂货、跑贸易。哪里有港口和机会，潮汕人就往哪里去。

而1980年代起步的深圳，几乎像一个“近距离版本的新南洋”。

那时候，这里到处都在建设。修路、盖楼、建工厂、做贸易、跑市场，一切都需要人。作为“开荒牛”，最好是一批愿意冒险、能吃苦的人，潮汕人刚好赶上了。

深圳刚开始大规模建设时，最早进场的一批建筑队里，就有不少潮汕人。很多今天已经被写进深圳城市记忆里的楼盘，也都带着明显的潮汕印记。

鼎盛时期，潮汕商帮在深圳房地产、建筑业占了七成以上的份额。有数据称，深圳福田CBD的摩天大楼群中，近七成的建筑有潮汕开发商的身影。

比如华强北所在福田区著名的COCO PARK购物中心，正是由潮汕籍企业家黄楚龙所在的星河集团打造。

黄楚龙的故事格外有代表性。1979年，他一个人来到深圳，最开始是泥水匠，后来慢慢从施工、修路、建筑工程进入房地产开发。很多有名的潮汕地产商路径也都类似：先从基建做起，再做开发；先盖楼，再卖楼。

渐渐地，当一栋栋高楼拔起，深圳从小渔村长成了城市的模样，城市内部那些毛细血管式的商业缝隙，也被潮汕商人慢慢渗入、填满。

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华强北、水贝这些市场高速扩张，需要大量能吃苦、敢冒险、熟悉流通生意的人。

MP3、MP4、手机、U盘、耳机……在华强北，每天都有新东西冒出来；在水贝，黄金款式流行得比社交媒体还快。

这里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都足够密集，小生意更容易活下来，擅长营商的潮汕人在此白手起家。

坊间流传的“潮汕人宁愿躺地板，也要当老板”，李莉深有体会，但她没法说出个所以然，因为要当老板这件事，在他们小时候就被耳濡目染，印在了记忆最深处。

李莉记得，小时候，父亲在老家种田、卖货、养猪，墙上记满欠账的红笔数字。那时，她不知道什么叫“商业”，只是从小看着大人讲价、收钱、送货。后来真的进入华强北这样竞争激烈的市场，她丝毫不怯场。

90后的含含最近和父亲在福田开了一家社区小店，卖潮汕小吃，饮品配的是都市人必备的咖啡和暴打柠檬茶。

这是含含父亲第二次创业。40多年前，他从老家来深圳打工，做生意。含含上高三后，也跟着来了深圳，一家团聚。

去年含含从公司辞职，迟迟没找到合适工作，父亲干脆提议：“不如自己开店。”

店就是这样开起来的。她笑称，这是“潮汕人做生意的DNA觉醒”。

如今含含负责研发新品、出餐和兼职外卖员，60岁的父亲在门外摆了张桌子，泡着茶，随时和来往的人唠嗑，“潮汕人图的就是一个热闹”。

父女俩交流常用普通话。算起来，含含在老家的日子比在深圳短，却又很自然地卖起了潮汕小吃。

很多潮汕小孩其实都是这样长大的。小时候帮家里看摊，长大后自然就会和人打交道。深圳只是把这种能力，放大了。

成为“深圳人”

很多外地人提起潮汕人，总会带点传奇色彩，仿佛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神秘连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所有事。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尽数体现了这种“胶己人”（潮汕话：自家人）团结。银幕里，男主角到曼谷寻找离家数十年的阿公，第一站就是泰国潮州会馆；初下南洋的打工人没钱寄回家，老乡二话不说纷纷倾囊相助。

银幕后，导演蓝鸿春到曼谷拍摄，也得到潮汕商会的大力帮助。影片中出现在各地潮州会馆、潮汕商会中的领袖人物，均由现实中的会长们本色出演。

有网友留言，潮汕人喜欢和同村的人有生意往来，外地人不知底细，一般信不过。“所以潮汕老乡敢互相借贷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给自己人。”

不过李莉说，市场里的关系，本质上还是围绕着生意运转。“大家平时都太忙了，忙着开单、发货、找客户、盯物流。”

比起“商帮”，他们更像是在共享资源：拿货会给老乡优惠，介绍工厂、共享供应商，偶尔也愿意赊账，“过几天再结也行”。这种事在华强北很常见。

某些时刻，“胶己人”的连接会突然出现。

比如导演蓝鸿春前两部潮汕方言电影上映时，他们会在朋友圈里自发传播，“很好看，你一定要去看”。《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李莉也一直想去看，只是到现在还没找到时间。“肯定会去支持一下。”

但是，他们又越来越像“深圳人”。李莉已经在深圳待了快二十年，他们三兄妹都在这里成家，孩子也在这里长大。她说，自己还没认真想过“回潮汕发展”这件事，“家已经在这里了”。

语言也在慢慢变化。李莉说，现在她讲的十句话里，可能只有三四句是潮汕话，孩子更多时候都讲普通话。很多年轻一代潮汕人也是这样，在深圳长大、读书、工作，普通话比父母更标准，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深圳”。

平时在深圳忙着开店、上班、做生意，一到过年，他们又会组团回潮汕。祭祖、拜老爷、吃团圆饭，待到元宵结束，再陆续回深圳继续开工。

潮汕年轻人行走在两个故乡里，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莉为化名）

本文源自：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