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英国已15年没有稳定而成功的政府了，这向美国政界发出警告

美国人对自己政府体系的满意度仅比南非人略高一点，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毕竟南非人的安全水平大约只有美国人的一半，财富大约只有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贯与众不同的美国人，在对自己政治体系的满意度问题上，与全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与我们最接近（尽管仍有差距）的财富竞争对手——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瑞典人——大多对本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感到满意。

然而，美国人已经彻底厌倦了，77%的人表示我们的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要找到类似的数据，你通常得去肯尼亚和巴西这类地方，在那里，严重的贫困、暴力和大规模腐败是生活的常态。

我们可以用“公主与豌豆”现象来解释这一点：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良好的政府，以至于在其他地方不会引起注意的刺激因素，在我们这里却感觉像背上的巨石。

或者，用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我们可能正在“娱乐至死”。几十年的和平、繁荣与安全，恰好与（或者说导致）我们个人目标感和归属感的急剧下降同时发生。政治，尤其是激进政治，提供了一种廉价获得的意义感和归属感。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走到了今天——2月份，绝大多数民主党人（91%）、共和党人（61%）和独立选民（80%）告诉民调机构，美国正面临“对我们民主未来的严重威胁”。可以肯定的是，党派人士大多认为威胁完全来自对方。因此，独立选民如果认为两党都构成严重威胁，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们确实如此。

共和党人曾试图窃取2020年大选。民主党人掌权后，他们的回应是试图在对自己党派更有利的条件下将选举全国化。当共和党人重新掌权时，他们又做了同样的事情。如今，两党正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操纵国会选区划分，要么压制、要么放大某些选民的偏好。难怪人们认为民主陷入了困境。

去年秋天，84%的独立选民告诉民调机构，“美国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对于这类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态度会来回摇摆，取决于最近一次选举获胜的是哪一方。但作为选民中最大群体的无党派选民，却深感担忧，这种担忧无法通过下一次钟摆摆动来缓解。事实上，每一次“氛围转变”都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这个体系正在失控地跷跷板式摇摆。

这就是功能失调的两党共和制下的生活。选举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党派初选和严格的选票准入规则——以及国会的组织方式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多数选民不属于任何一党，但只有这两个党才是政治行动的可行途径。

当运转良好时，两党制会迫使联盟内部的辩论在较小范围内先进行充分讨论，然后再施加给更广泛的公众。而当它们尽职尽责时，政党是筛选潜在领导人的极好工具。此外，与议会制不同，两党共和制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竞争与合作。僵局可以导致讨价还价，使得即使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明确授权，政府也能解决紧迫问题。

但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人民从开国先贤那里继承了一个共和制，却反向设计出了一套议会制系统：除非一个政党同时控制立法和行政分支，否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初选制度的激励机制禁止两党合作，所以我们只能等待下一次浪潮选举，等待机关重新复位，迎接下一轮党派政策的冲击。

因此，我们拥有的是两个政党：没有一个有能力独立执政，但彼此也无法建设性地合作。那么，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应该警惕地看向英国真正的议会制以及上周末那场真正令人瞩目的选举结果。

英国已经15年没有过稳定而成功的政府了。在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因未能赢得脱欧公投而辞职后，他的保守党在短时间内连换四位首相，失败叠着失败。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选民们绝望到重新支持工党——而这个党已经在古怪激进主义的荒野中徘徊了十年。

上周的投票，对于四面楚歌的首相基尔·斯塔默来说有点像中期选举，原本预计对工党不利，因此对保守党有利。这只对了一半。斯塔默的政党确实遭受了历史性的惨败，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此起彼伏。

但受益的并不是保守党。相反，当初赢得脱欧的“改革党”在右翼抢占了大量席位，而左翼的绿党则在左翼削弱了工党。预测人士估计，在下一次全国大选中，将会有五到六个政党规模大到足以赢得大量席位，这预示着联合政府的出现，并可能终结自二战前以来基本维持的两党共识。

十年前的公投似乎只是英国民粹主义反抗的开端，而非终点，它预示着特朗普总统的首次胜选。我们的英国表亲们有一个更容易被颠覆的体系，因此即使他们的不满程度较低——58%相比我们沸腾的77%——也可能在我们之前爆发。但美国领导人应该非常担心：当忍无可忍的美国人最终掀翻盖子时，会发生什么。共和制可能更难被摧毁，但也更难重新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