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斋与暗战之间：陈翰笙的双重人生与世纪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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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传奇陈翰笙》新书首发对谈

在书斋与暗战之间：

陈翰笙的双重人生与世纪激荡

嘉宾：

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

熊 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5月17日（周日）下午15:00-17:00

地点：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层

他享年108岁，生命跨越三个世纪，完整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激荡。

在聚光灯下，他是开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学术泰斗，是以严谨田野调查奠定现代社会科学基石的“娃娃教授”；而在历史的暗影中，他又是共产国际的隐秘战将，在波谲云诡的上海滩协助世纪间谍佐尔格搜集情报，与宋庆龄、史沫特莱并肩构筑起远东反法西斯的暗战防线。

美国历史学家麦金农历时四十载，遍访多国档案，首次完整还原了陈翰笙交织着“学术与革命”的传奇生命史。5月中旬，我们特邀本书译者、清华大学熊鹰老师，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以及上海知名学者苏智良教授齐聚一堂。

四位重量级学者将从“翰档”的学术遗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孤寂抉择，以及隐蔽战线的惊险风云等维度，层层剥开历史的迷雾。让我们共同走进陈翰笙在书斋与暗战之间游走的双面人生，阅读一部有温度的中国现代史。

一代传奇陈翰笙

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

[美]史蒂芬·R. 麦金农 著 熊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2

ISBN：9787108080240 定价：78.00元

【内容简介】

陈翰笙（1897—2004）一生涉猎广泛，研究成果广博。他既是一个怀持共产主义理念且自觉践行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在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亚太区域历史、政治与外交关系等领域都留下了开拓性研究业绩的渊博学者。他的人生充满传奇，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也在与佐尔格、尾崎秀实、史沫特莱等人的交往中，做了许多革命地下工作。在他去世后，于光远曾呼吁：“需要有几个有志于长期研究陈翰笙历史和思想的人，写出篇幅大的《陈翰笙传》来。”但至今未见有立足于扎实的史料考辨和研究基础上的陈翰笙传记问世。

美国学者麦金农从1979年开始，对陈翰笙本人、家人和同事进行了独特的采访，并对文件、著作和档案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以全面把握陈翰笙这个人和他的世界。因此，他完成的这本著作，既是陈翰笙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历史研究的作品，贯穿着一个学者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在20世纪中国的卓越贡献。从材料上来说，麦金农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并且很好地嵌入了对于各类问题的综述，提炼了对于陈翰笙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他本人对于陈翰笙理论和著作的评论。因此，它是一个进入陈翰笙世界的先导文本，打开了更多问题意识的面向。

【著译者简介】

史蒂芬·R. 麦金农，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自1979年以来，他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最近出版的书籍主要关于中国抗战史，包括《武汉，1938：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2008年）和《在二战中谈判中国的命运》（2014年）等。

译者简介 熊鹰，女，清华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专业兴趣为东亚现代文学与思想、全球史理论与世界文学。曾获“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优秀论文奖与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著有Representing Empire: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等。

【目录】

前　言

序　章

第一章 　精英的根

第二章 　海外留学

第三章 　“娃娃教授”与北京大学

第四章 　激进主义者的诞生，1925—1927年

第五章 　陈翰笙与中国农民

第六章 　另一个身份：政治活动家，1929—1934年

第七章 　东京和莫斯科，1934—1935年

第八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1936—1939年

第九章 　香港与“工合”，1939—1942年

第十章 　逃往桂林和印度，1942—1946年

第十一章 　两条战线上的行动与学术，1946—1950年

第十二章 　苦乐参半：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1961年

第十三章 　用希望渡过劫难，1966—2004年

译后记 　学者、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的变奏　熊鹰

【选摘】

陈翰笙与印度

回顾陈翰笙50年代的出访和外交活动，他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便是担任中国与印度之间、政府与政府间的联络人。他1951年回国时，对亚洲最大的两个大陆强国结成联盟寄予厚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有共同的历史，至少陈翰笙是这么认为的。这两个国家都刚刚打破了殖民统治（中国是半殖民地）的束缚，并且公然反对西方。他们的新政府和领导人几乎同时登上世界舞台，都致力于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陈翰笙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联合起来，成为一支主要力量，改变各国间的国际格局——作为第三世界大国对抗美国和苏联的影响力。

陈翰笙对此充满热情。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也有经验在建立两国联盟中发挥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少数的早期党员之一，党龄可以追溯到20年代的李大钊和共产国际时期；他也对印度有认真的接触和了解。他曾在新德里待了两年，回国前的最后四年在美国研究南亚并撰写了一份有关南亚大陆的重要研究报告，因而他也做好了准备。陈翰笙还认识尼赫鲁，也认识周恩来。总之，他希望能够效力。

陈翰笙（左二）与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摄于20世纪50年代

陈翰笙和其他人在50年代为使中国和印度走到一起所做的努力，以1962年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而告终。他和其他人为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国家团结在一起所做的努力，包括早期的成功，已经在档案中被遗忘，有待未来的发掘。有些证据是显而易见的。1951-1958年，陈翰笙代表中印友好协会所接待的访华的印度代表团数量逐年增加。

继1951年与顾淑型一同出访印度之后，陈翰笙再一次访问印度是在1955年，就在周恩来1954年对印度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几个月后尼赫鲁对中国所进行的互访之后。当然，在尼赫鲁访华时，陈翰笙也帮忙充当了东道主的角色。他1955年年初的访印是为同年4月下旬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划时代的万隆亚非会议进行做准备的。陈翰笙是这次印度出访组织上的领导者，率领郭沫若、冰心、巴金、刘宁一等三十多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协助他的工作并担任翻译的是唐明照和一名年轻工作人员资中筠。

代表团4月1日左右抵达印度，以便与日本、韩国、蒙古和越南的小型代表团一起参加一次大型会议。陈翰笙两次在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就印度政治局势发表演讲。尼赫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不同政党的立场是什么，以及“中立”是什么意思？在尼赫鲁总理启程前往万隆之前，他与尼赫鲁进行了多次互动。在逗留期间，代表团对周恩来4月11日在香港险些遇害感到非常震惊。周恩来原定要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香港遭到了破坏，在飞往万隆的途中于空中爆炸，机上有代表团中的关键人物，但没有周恩来。4月底，陈翰笙经昆明回国，在昆明停留并休整了几天，随后前往北京。

在与印度各个层面重新接触的这五年里，陈翰笙不仅与老朋友建立了联系，还与对中国感兴趣的印度知识分子建立了新的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44-1946年在德里的一位熟人高善必，他和陈翰笙在50年代曾多次会面，并在1952年10月密切合作，在北京组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高善必和汉娜·森担任了印度代表团团长。高善必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研究早期印度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和陈翰笙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两人都接受了美国的本科教育，两人都关注印度和中国农村状况，并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高善必曾在5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并接待了回访印度的陈翰笙和多个中国科学代表团。1957年，高善必在北京与陈翰笙的美国老朋友、数学家华罗庚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见本书第十一章）。在印度，高善必是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50年代末，他因在印度媒体上为中国辩护而越来越受到印度国内舆论的排挤。

陈翰笙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印度之行（还顺便去了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三次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他和顾淑型一起出访。代表团的团长是宋庆龄。陈翰笙和顾淑型与宋庆龄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尼赫鲁曾在1927年的柏林见过宋庆龄。1939年，他在前往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时，一定也在途经香港时再次见过她。因此，这次尼赫鲁的欢迎是私人性质的，而且代表团的规模相对较小，包括宋庆龄及她在香港时期的熟人廖承志等在内也不过十人。

1955年12月15日，陈翰笙一行人在昆明登上一架印度飞机。当他们降落在新德里机场时，尼赫鲁在那里迎接他们，并簇拥宋庆龄和顾淑型坐上小车，前往他位于少年穆尔蒂之家（Teen Murti House）的住所。接下来的一周左右，宋庆龄一直住在尼赫鲁的官邸，住在靠近尼赫鲁一楼套房的房间。陈翰笙和顾淑型则住在二楼。这意味着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们日夜与尼赫鲁和他的女儿在一起。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非凡的访问。陈翰笙夫妇与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接触近乎亲密。12月是新德里一年中最佳的时间，天气极佳。陈翰笙夫妇和尼赫鲁以及他的狗在少年穆尔蒂之家的周围散步，讨论五年计划等。有一次，尼赫鲁邀请陈翰笙到德里住一两年，并在德里大学讲学。陈翰笙曾告诉本书作者，他动心了，但外交部用电报回复说“不行”。作为告别礼物，尼赫鲁送给陈翰笙一台印度制造的打字机。而且，正如安东尼·加诺特（Anthony Garnaut）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陈翰笙很可能与当时正在起草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尼赫鲁详细讨论了中国的五年经济计划。因为陈翰笙确实与印度统计学家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重新建立了联系，后者当时正与尼赫鲁密切合作，参与制订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

离开德里后，代表团旋风般地访问了印度的其他主要城市。宋庆龄会见了妇女团体。下一站是缅甸，他们于1月4日缅甸独立日抵达。离开缅甸后，他们飞往巴基斯坦，受到巴基斯坦总理和外交部部长的欢迎。

1956年1月24日，宋庆龄率领的代表团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及外交部部长同行。背景人群中的中国女性为顾淑型，再往左后方为陈翰笙、卡拉奇

1956年2月5日，也就是陈翰笙59岁生日的那天，一行人回到了昆明。宋庆龄飞往北京，而顾淑型和陈翰笙则在昆明逗留并庆祝他的生日。他们在那里的温泉享受了一天的休闲嬉戏，然后返回北京。万隆之后的另一场亚洲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由郭沫若担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长。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或旅行日记中，陈翰笙有很多未说出口的内容。在与本书作者讨论50年代的出国旅行和他在外交部的工作时，他坦率地批评了当时中国的外交实践。陈翰笙认为，被任命到他访问过的国家的那些大使没能尽职为中国服务。担任大使或率领官方代表团的通常是没有国际经验或语言能力的资深军事将领。对于印度，他尤其失望。任命的不是像罗家伦（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国民党驻印度大使）这样老练、受人尊敬的人物，而是一位缺乏经验的军事人物。直接引用陈翰笙的话：

当时大部分大使都是军人。比如，袁仲贤将军虽然缺乏国际经验却还是被任命为驻印大使，当然效果不佳。不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活跃于印度尼西亚革命并讲印度尼西亚语的上海作家。但很快他就被罢免了，因为（外交部领导层）认为他太文学了。有一次，这个可怜的人被指控在雅加达的一次宴会上违反了中国礼仪，因为他在一次外交晚宴上使用了叉子。由于这种原因（过于文学化和博学），他被解雇了。

1951年年底有关朝鲜战争的咨询过后，陈翰笙通过李克农和副部长章汉夫，与周恩来总理就政策问题进行了间接接触。章汉夫，用陈翰笙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但他太胆怯而且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太有限。据陈翰笙说，外交部经常向苏联大使馆咨询有关印度的见解（例如地图）。最后，考虑到他在印度的独特背景和人脉［包括与尼赫鲁总理和国防部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的相识，陈翰笙很遗憾，他们从未就50年代末因边境问题而恶化的中印关系直接征求他的意见。

1957年10 月，陈翰笙欢迎了由马登·莫罕拉尔·爱德（Madan Mohan Lal Atal）博士率领的印度友好代表团。在访问期间的11 月初，爱德博士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在随后拍摄的告别仪式的照片中，陈翰笙手
捧爱德骨灰，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和印度大使R. K.尼赫鲁陪同。爱德博士是1938 年印度医疗访华团的五名成员之一。

陈翰笙还抱怨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亚组专家智库为李克农所做的简报工作并没有得到外交部其他领导的赞赏和支持。体制内的嫉妒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人的回忆录表明，陈翰笙在5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图书馆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外交部内同类资源中最大的一个。 1956年，在张闻天的倡议下，南亚组及其图书馆被吸纳进一个新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陈翰笙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的副所长。如前所述，在1957年至1958年间，南亚组的大部分成员都被划为右派，图书馆被国际关系研究所吸收。南亚组以这种名存实亡的形式存续到1962年。

不用说，陈翰笙在德里的人脉在50年代末印度和中国关系恶化时可能很有用。双方在边境问题谈判中的失误导致了更大的误解和民族主义姿态。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中国正因中苏分裂而在国际上变得更加孤立。苏联似乎在干涉印度方面的决定，这当然引起了中国的疑虑。结果就是1962年的战争，除了边境的军备化，以及使中国进一步被孤立外，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这也迫使印度接受苏联的支持并与巴基斯坦开战。

在陈翰笙看来，印方处理此事的方式并不比中方好。印度外交部在边境问题上的傲慢、无能和天真令人震惊。除了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部长的公开行动外，陈翰笙还有一个很好的内部消息来源，即年轻的外交官白春晖（Vasant Paranjpe）。1947年，白春晖被印度外交部招募，并被送到北京大学研习中文。1950年毕业后，他回到德里，为外交部处理中国问题。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从1951年到1962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他一直担任印方在中印高层谈判中的首席翻译。他与尼赫鲁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经常在德里的少年穆尔蒂之家停留数周。白春晖也曾在1962年关闭前的印度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后来，他成为印度驻柬埔寨大使，在那里他可能仍然与中国人有一些接触。

陈翰笙和白春晖在50年代中期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们私下一致认为，印度和中国在两国关系问题上都有不妥之处。泰戈尔30年代在桑蒂尼盖登成立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中相关的中国和印度学者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这意味着尼赫鲁的新外交部对中国缺乏专业知识，而且只有一名会讲中文的年轻外交官（白春晖）。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依赖苏联大使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则依赖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驻北京大使是潘尼迦（K. M. Panikkar），他也曾担任印度驻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使。他是尼赫鲁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自由记者。陈翰笙认为对于潘尼迦的任命是一个大错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普遍的傲慢态度以及之前与国民党和美国的联系，他效率低下。任命一个社会主义自由斗士或劳工领袖，或者像高善必那样的知识分子来担任印度驻华大使会更合适。

潘尼迦在两次采访中基本证实了陈翰笙上述观点。潘尼迦认为印度和中国双方在外交上都无力谈判，尤其是在敏感的边境问题上。其中存在大量误译，例如印度误解了周恩来1954年就麦克马洪线问题向尼赫鲁发表的讲话。潘尼迦也对双方决策者缺乏有关中国或印度的背景，以及拒绝听取现有专家的意见，表示过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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