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9年没提干只能退伍，回乡后未婚妻弃我而去，却意外寻获真爱

一

2006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那个跟了我九年的军绿色背囊，坐上了从西安开往老家平阳县的长途汽车。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晃荡了六个多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城里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连绵起伏的黄土坡，又变成了熟悉的青瓦白墙。越靠近家乡，我的心就越沉，像是有人往我肚子里塞了一块大石头。

我叫赵建国，名字是我爹起的，他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国家建设出力，所以给我取名“建国”。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最大的本事就是种地，种麦子，种玉米，种红薯，种什么像什么。我娘去世得早，是我爹一个人把我和我哥拉扯大的。我哥成家早，分出去单过了，家里就剩我爹一个人撑着那几间旧瓦房。我当兵走的那天，我爹站在村口送我，非要背我的行李，我说爹你省省吧，他都走出老远了还回头喊：“三儿，好好的啊！”

我叫赵建国，小名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上头一个哥一个姐。姐嫁到了隔壁镇上，日子过得也紧巴，帮不上什么忙。我哥务农，日子也是凑合着过。所以打我当兵那天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在部队干出个名堂来，混出个人样，让我爹在村里也能抬起头来走路。

汽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平阳县汽车站就两间平房，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飞蛾围着灯泡乱撞。我拎着行李下了车，冷风迎面扑过来，灌进我的领口，冻得我打了个哆嗦。车站外面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三轮车，有个蹬三轮的老乡探出头来冲我喊：“去哪儿？五块钱，县城哪儿都送到！”

我摇了摇头，站在车站门口四下望了望。平阳县城不大，说好听了是个县城，其实就是一条主街、几个十字路口、再加上两排店铺。街两边的店铺大都关了门，只有几家小吃店还亮着灯，里面传来喝酒划拳的吆喝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炭燃烧的味道，夹杂着炒菜的油香。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小时候冬天进城，闻到的就是这个味。九年了，这个味道一点没变。

我拦了一辆三轮车，告诉他我去赵家沟。蹬三轮的老乡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身军装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说：“赵家沟可不近，得加钱，十五。”

我没还价就上了车。三轮车蹬起来，吱呀吱呀地响，冷风嗖嗖地往脸上刮。老乡一边蹬车一边跟我搭话：“当兵的？刚退伍？”

“嗯。”我应了一声，不太想说话。

“当了多少年？”

“九年。”

“九年啊，那是老兵了。”老乡回头看了我一眼，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九年不容易，最少也是个三期士官了吧？回来让你爹享享福。”

我没答话，心里却一阵发堵。九年，是啊，三期士官，不容易。可这九年里我最想要的，终究没得到。

老乡见我不说话，也就不再吭声了，闷头蹬他的车。三轮车出了县城，上了乡间土路，路两边是黑黢黢的田野，远处偶尔闪过几盏零星的灯火。冬夜的乡村安静得让人发慌，除了三轮车链条转动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狗叫，什么都听不到。

我想起九年前的冬天，也是这样的夜，也是这条路，但方向是反的。那时候我二十岁，刚入伍，背着全新的军装，坐在离开家乡的车上，心里头满满的都是憧憬和希望。我想象着自己在部队立功受奖、提干当军官的画面，想象着有朝一日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回村，乡亲们都站在路边迎接我，我爹笑得合不拢嘴，我未婚妻李梅挽着我的胳膊，脸上全是骄傲。

未婚妻。想到李梅，我的心揪了一下。这次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上个月我在部队办完退伍手续，给她打过一次电话，电话里她声音淡淡的，说回来再说吧。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又不敢多想。李梅是我入伍前一天订的婚事，两家父母做的主，我们那边叫“定亲”，说白了就是双方家长认可了，等着男方条件成熟了就正式完婚。那时候李梅才十八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在镇上供销社当营业员，是他们村里出了名的一枝花。我爹能说下这门亲事，费了不少力气，光媒人钱就花了五百。

这九年里，我跟李梅见面的次数，扳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头三年我当义务兵，没有探亲假。后来转了士官，每年有二十天假，但也不是年年都能回。有时候赶上任务，有时候赶上演习，一年一年的探亲假就这么攒着攒着就没了。九年间我总共回过四次家，每次待不到半个月。跟李梅的婚事也是一拖再拖。头两年她说要等我转士官，转了士官她又说要等我提干，提了干转业回地方当干部，她跟着我就能过上好日子。后来说等我退伍，可这一等，就是九年。

我今年二十九了，李梅比我小三岁，也二十六了。在我们平阳县，姑娘二十六岁不结婚的，十个里头找不出一个来。村里人风言风语的，说什么的都有。我知道李梅家肯定着急，但每次我在电话里提起结婚的事，她都说再等等，等你定下来。什么是“定下来”？我心里清楚，她说的是提干。在她心里，提了干就是军官，军官退伍可以分配工作，分到地方就是干部编制，那才叫“定下来”。可我今年还是没有提成，部队领导让我自己选择，要么转四级军士长，要么走人。我选了走人。

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我自己的心气儿磨没了。九年时间，我拼过命，流过汗，流过血，拿过两次嘉奖，一次三等功，是连里的训练尖子，带的班年年评优。可是在提干这件事上，就像是老天爷跟我开玩笑似的。第一次报名提干，我的学历不够，高中毕业不符合条件。后来部队出了新政策，允许高中学历的优秀士官参加提干考试，但年龄不能超过二十六周岁。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六，卡在线上报了名，考了，没考上。后来补考了一次，还是差了一点。再后来，年龄超了，机会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那感觉很像是你一直拼命往一堵墙上爬，爬了九年，终于看到了墙头上的风景，结果发现墙那边还有一堵更高的墙。而我，已经没力气再爬了。

退伍的决定我跟我爹商量过。电话里我爹听了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一句：“回来就回来吧，家里还有几亩地，饿不死人。”我爹这句话让我心里头又酸又堵。我当兵九年，每个月给家里寄回去的津贴，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可我爹一分没动过，全给我存着，说等我娶媳妇用。我知道他心里头盼的是什么，他盼我能在部队干出来，能给他长长脸。可我这九年，最后落了个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回来。

三轮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赵家沟村口。远远的我就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佝偻的身影，手里提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风里一晃一晃的。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我爹。

我跳下三轮车，几步跑过去。我爹比九年前老了一截，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像刀刻的一样。他穿着那件我入伍前给他买的军大衣，大衣的面子磨得发亮，袖口都毛边了，显然穿了这么多年没舍得换。

“爹。”我喊了一声，嗓子眼突然有点堵。

我爹抬起马灯照了照我的脸，仔细端详了半天，然后嘴唇哆嗦了两下，说了一句：“黑了，瘦了。走，回家，爹给你做了面条。”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眼眶一下就湿了。当兵九年，吃过的苦受过罪，我从没掉过眼泪，可站在自家村口，听我爹说了一句“做了面条”，我差点没绷住。

赵家沟是个小村子，百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条黄土沟两边。我家的老房子在沟西头，三间土坯瓦房，院墙是黄土夯的，院门口种着一棵老枣树。马灯的光照进院子里，我看见院子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猪圈、鸡窝、水井，连院墙根底下那堆柴火都没变过位置。唯独不一样的是，院子里堆着些破铜烂铁、塑料瓶子、废纸壳子，归置得整整齐齐的。我看了我爹一眼，心想这个节省了一辈子的老头，现在也开始捡废品了。

进了屋，我爹把饭菜从灶台上端出来，一大碗臊子面，两碟腌菜，还有半碟猪头肉。面是我爹自己擀的，又宽又厚，上面盖着一层红油辣子，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我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端起碗就吃了起来。我爹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也不说话，就是笑，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爹，你也吃。”我把猪头肉往他那边推了推。

“我不饿，你吃你吃。”我爹摆摆手，“在部队苦了这么多年，回来该补补了。”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心里头却是酸的。我知道我爹的身体不如从前了，他今年六十五了，一个人在这老房子里住了这么多年，种着几亩地，养着几头猪，再加上捡废品补贴家用，日子过得太苦了。

吃完了饭，我洗了碗，跟我爹坐在炕头上说话。炕已经烧热了，被褥也铺好了，是我娘在世时用的老粗布被面，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

“三儿，”我爹犹豫了一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前两天李梅她爹托人送来的。”

我接过信封，心里头咯噔一下。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信纸，上面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李梅写的，是她爹代笔的。信上的意思很简单：李梅已经二十六了，实在等不起了，今年年底前要是还没个准信，这门亲事就算了。最后还附了一句，说李梅最近心情不好，让我别给她打电话。

看完信，我爹叹了口气说：“三儿，你也别怪人家姑娘，人家等了你九年，这九年人家在村里头也顶着不少闲话。现如今你回来了，我看你明天就去李家一趟，好好说说，把婚期定下来，年前完婚，这事就算圆满了。”

我点了点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头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李梅她爹信里说的“没个准信”，到底是嫌弃我退伍呢，还是嫌弃我没提成干？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当了九年兵，生物钟早就刻在了骨头里，不管在哪儿，每天清晨六点准时睁眼。我爹还没醒，我就摸黑穿上衣服，提了水桶去院子里打水洗脸，又劈了一堆柴火，整整齐齐地码在灶台边。然后把院子里的鸡喂了，猪食拌了，连院墙根底下那些废品都重新归置了一遍，按照纸壳子、塑料瓶子、废铁分好类。当兵养成的习惯，看见什么东西乱着就浑身不自在，非得收拾得齐齐整整才行。

干完这些活，天也亮了。东边的山头泛起了鱼肚白，村里的公鸡扯着嗓子打鸣，炊烟从各家的屋顶上升起来，在晨雾里缭绕着，一副安宁闲适的乡村景象。

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不是我那身军装，是我爹给我准备的一件灰夹克。我爹说穿军装去见李梅不合适，人家见了军装，心里头更不是滋味。我觉得我爹说得对，但我还是把那枚三等功的奖章揣在了兜里，倒不是想显摆什么，就是觉得心里头有个东西能撑着自己点。

李梅家在隔壁的李家坳，离我们赵家沟三里地。我步行过去的，走在田埂上，田野里都是过冬的麦苗，绿油油的一片，上面挂着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三里地的路一晃就到了，远远看见李家坳的村口牌坊，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九年了，我跟李梅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但每一次见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次探亲回来，她穿着一件红毛衣在车站接我，看见我就红了脸，低着头不说话，只是偷偷地瞄我，那模样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里头发软。第二次探亲，她带我去了县城，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电影，是什么片子早就忘了，但黑暗中她的手指碰了我一下，我紧张得浑身都僵了。第三次见面是在我转三期士官那年，她家里人催着结婚，我请了假回来，结果还没到婚期就被部队紧急召回了，她站在村口送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掉下来。我走很远了她还站在那里，好像一座雕像。

这些画面一幕幕从我脑子里闪过，走路的脚步也变得更快了。

李家坳跟我们赵家沟差不多大，李梅家住在村子中间，青砖瓦房，院门前种着两棵柿子树，条件比我们家好不少。李梅她爹李长贵当过大队会计，在村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我走到院门口，正要推门，听见院子里传来说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李梅她娘，音量不大但语气很重：“事到如今你还犹豫个啥？赵家那小子在部队干了九年，到头来连个干部都不是，转业回来也就是个回家种地的命。你等了他九年，落了个啥？”

然后是李梅的声音，细细的，带着些烦躁：“妈，你小声点，别让邻居听见。”

“听见就听见，咱们李家的姑娘光明正大，又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你爹说得对，年底前他赵建国要是拿不出个准话来，这门亲事就算了。你二姨前几天打电话来说了，镇上工商局的刘科长家有个侄子，今年三十一，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一年能挣十来万，人家托人来问了好几次了。”

听到这里，我站在门外，抬起的手悬在半空中，怎么也敲不下去。我不是偷听，是这声音就这么直直地扎进了我耳朵里，躲都躲不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敲了门。

院子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是李梅她娘王秀英。她看见是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堆起笑容来，但那个笑容假得很，一看就是硬挤出来的。

“是建国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王秀英一边说着一边往院子里让，眼睛却不停地往我身上打量，目光从上扫到下，像打量什么货物似的。

李梅站在院子里，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一件白色高领毛衣，头发扎成了马尾。她跟我记忆里不太一样了，脸上少了些那种怯生生的青涩，多了些精明和干练。见到我，她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回来了。”我应了一声，心里头凉了半截。这跟我想象中的重逢可太不一样了。

李梅她爹李长贵从堂屋里踱了出来。他穿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干部的做派。他看见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跟我握了一下手，手掌软绵绵的，没什么力道。

“建国啊，进去坐。你爹还好吧？”李长贵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问，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冷不热的客套。

“我爹挺好的，还让我们给李叔李婶带个好过来。”我在堂屋里坐下来，腰板挺得笔直，保持着军人一贯的姿态。

李梅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到我对面，眼睛看着地面，两只手绞在一起。我知道她心里有事。

李长贵也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建国，你当兵这几年，你爹跟你李婶都很挂念你。我跟你爹通过几次电话，也知道你在部队干得不错，带兵带得好，还立过功。但是建国你也知道，梅梅今年二十六了，在我们这地方，二十六岁的姑娘不结婚，村里头说什么的都有。当年我跟你爹商量定下这门亲事，是想让你跟梅梅早点完婚，谁知道你在部队一干就是九年。这九年里我等了，梅梅也等了，可是这婚事不能一直拖下去，你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刚要开口，李长贵又接着说：“现在你回来了，我觉得咱们该把这个事情摊开了说。你这次回来，有没有个打算？”

我说：“李叔，我刚回来，确实还没来得及——”

李长贵打断了我的话：“县里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实打实的问题。三期士官退伍，按理说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转业安置，但条件是服役满十二年或者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我服役九年，不够年限，安置不了工作。我只能走自主择业这条路，说白了就是自己找出路。

“李叔，我服役年限不够，走不了安置，只能自主就业。”我如实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堂屋里听得很清楚。

李长贵的脸色当场就变了。他沉默了几秒钟，半天没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那几秒钟的沉默，压在我胸口上，比扛九个小时的军姿都难受。

最后还是我主动说：“李叔，您的意思我明白。我跟李梅的事，我想听听她自己的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李梅。李梅抬起头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眼眶有点红。我期待着她跟我说句话，哪怕是说一句“我妈说的是气话”也好。可是我等了半天，她只说了一句：“建国，你让我再想想。”

“想想”，这两个字就像是往我心里头浇了一盆冰水。九年了，还需要想什么？我等了九年，她也等了九年，到头来需要想一想。我大概明白了，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我又看了看李长贵和王秀英，两个人都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一个服役九年没提干、回家没有安置、又没有正经工作的退伍军人，在他们眼里，大概也就值不了什么分量了。

“李叔，我先回去了。李梅想清楚了，给我个信就行。”我站起来，用当兵的人特有的干脆利落的步伐走出了李家院门。

从头到尾，李梅没追出来，没说一句挽留的话。倒是她娘追了两步，喊着说让我慢点走，注意安全之类的客套话。

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每走一步都疼。但我是当兵的人，心再疼也不能让人看见。我走了三里地，连头都没回一下，直到过了赵家沟村口的老枣树，我才停下脚步，站在田埂边，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一肚子的闷气，吐出去了。可心里的那份念想，也跟着一块儿吐出去了吗？

回到家，我爹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好。他没多问，就是默默地去灶台边热了昨天剩的面条，端到我面前。我端着碗，看着碗里的红油辣子和宽面，一点胃口都没有。

“爹，”我说，“李梅这门亲事，大概是黄了。”

我爹拿着旱烟袋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飘散在昏暗的屋子里。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黄了就黄了，咱不愁找不到好姑娘。”

我爹嘴上这么说，但我知道他心里头肯定不好受。这门亲事是他求来的，当时费了多少力气，现在说黄就黄了，他心里头比我更失落。但这就是我爹，话少，嘴硬，再大的事情从来不挂在嘴上。

这个晚上，我躺在烧得滚热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炕太热了，热得人烦躁。索性不睡了，起来穿上衣服，摸黑走出屋子，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的老枣树下。

夜深了，村子静悄悄的。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声音在空旷的夜色里回荡着，愈发显得寂静。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跟我当兵守夜时在哨位上看到的一个样。可那时候看星星，心里头是有盼头的，想着有朝一日能混出个样子来，能带着李梅过好日子。现在再看这星星，只觉得它们太远了，遥不可及，就像过去那九年的念想一样。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回了屋，躺回炕上。这一次，算是睡着了。虽然只是浅睡，断断续续的，做的梦都是乱的，一会儿是部队练兵场上的沙尘，一会儿是李梅站在车站的红毛衣，一会儿又是我爹在马灯下佝偻的背影。

天亮了，日子还得过。

二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干正事了。当了九年兵，习惯了有目标、有计划、有纪律的生活，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

第一天，我把家里的三间老屋从上到下修整了一遍。屋顶补漏，墙壁抹灰，猪圈的栅栏重新扎了一道，院子里的水井井沿用水泥砌了一圈新的。当兵的时候学过工程机械修理，干这些活对我来说不在话下。我干活像我带兵一样，有规划有步骤，不慌不忙但也不拖泥带水。我爹蹲在院子里抽着旱烟看我干活，嘴上不说什么，但眼睛里头有笑意。

第二天，我骑着我爹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了一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事务局在平阳县政府大院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门口挂着块白色的牌子。我推开门进去，一个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态度倒是不错，让我填了几张表格，给我发了一些政策文件，告诉我说退伍军人的一次性退役金大概这个月底会到账，按每年4500元的标准计算，外加地方经济补助。临走的时候她还说让我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说现在国家有支持退伍军人创业的各种优惠政策，我问具体能享受什么，他们也只是给了一堆文件，让我自己看。

我一页一页地翻了那些文件，上面写得很清楚：符合条件的一次性退役金，按服役年限计算，每满一年发4500元。我服役九年，大概能拿到四万出头。加上地方补助，一年按6000元计，九年加起来也就是五万四。两项合计，总共差不多是九万多块钱。

九年的青春，换了九万多块钱。我不是嫌少，当兵不是为了钱，但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头还是拔凉拔凉的。九年，整整九年。这些钱在县城的稍微好一点的楼盘里，连个首付都不够。

但我没时间抱怨。第三天，我开始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满县城地找工作。战友张大军给我打了电话，他在县里开了个货运站，让我过去帮忙。张大军是我同年兵，河南周口的，在同一个班里待过两年，后来他退伍回了平阳，说是我老家这边有亲戚，就在这儿落了户，娶了个本地媳妇。

张大军一见我就哈哈笑，上来就是一个熊抱，那股子热乎劲儿，确实让我心里头暖和了一下。他个子比我矮一头，圆脸，说话嗓门大，跟他一块儿当兵的时候他就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嘴皮子利索，办事也灵活。他的货运站在县城边上的一个物流园里，一辆快散了架的轻卡，加上租来的两辆面包车，主要给建材市场拉货。

“老赵，你也别愁，先在我这干着，咱当过兵的人，什么苦头吃不了？不说别的，就冲咱在部队天天扛沙袋拉练那个劲儿，干这点搬运的活儿，那还不跟玩一样？”张大军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就这么在张大军那儿干了下来。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骑车一小时到物流园，到了就开始装货、卸货、跑单子。我力气大，在部队练出来的底子，一百斤的瓷砖箱我一口气能抱两箱。张大军看我能干又踏实，就放心地把出货单交给我核对。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认真，不管多少货，地址、数量、联系方式，我都要对三遍才装车。一开始搬运工们嫌我磨叽，耽误他们时间，后来发现我从来没出过错，就没人吭声了。

干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卸完货，我跟张大军在货运站门口蹲着抽烟休息。物流园里灯光昏黄，到处堆着货物和纸箱，空气里都是柴油的味道。张大军把烟头掐灭在脚底，犹豫了一下，问我：“老赵，你跟李梅的事，到底咋样了？”

我摇了摇头：“黄了。”

“黄了就黄了。”张大军倒是很洒脱，“我当初退伍的时候，我那个对象不也黄了？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对象连电话都没接，直接发了个短信说分手，我他妈连为啥都没问着。兄弟，别太往心里去。”

“说不往心里去是假的，但想通了就好。人家姑娘有自己的考量，我不能怪她。”我说的是真心话。

“可不是嘛。我跟你说，想找老婆有的是机会，咱这条件不差。”张大军低声说，“对了，你嫂子他们单位在办一个单身青年联谊活动，改天我带你去，可不许说不去。”

我没接话，只是把烟掐灭了。

可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在张大军那儿干得勤勤恳恳，日子过得倒也踏实。但这期间我听说了一个消息，让我的心情又翻腾了起来。

那天张大军从外面回来，脸色不太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说他路过县城的时候，看见李梅跟一个男的在逛街。那个男的开着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人长得挺斯文，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我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虽然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还是狠狠地揪了一下。张大军看我脸色不好，赶紧说：“兴许是看错了。”

“不用安慰我。我跟她都分手了，她找别人是她的自由，跟我没关系。”我平静地说。

可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失眠了，躺在那间出租屋的铁架子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昏暗的灯出神。这里不是老家那间烧着土炕的老屋，是物流园旁边的铁皮出租房，两排连在一起的简易棚房，冬冷夏热，隔壁住的搬运工的咳嗽声隔着墙板都能听见。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去县城见李梅一面，当面问清楚。

我不是想挽回什么，只是觉得九年的时间，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算了。要分，也要分个明白。

收到李梅的回信，是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村口开小卖部的王婶给我把一张便条，说李梅打不通我的电话，就托人把消息留在了小卖部。便条上只有两行字：“建国，后天上午十点，来李家坳吧。咱们把话说清楚。——李梅”

我揣好纸条，跟张大军请了半天假，然后又穿了那件灰夹克，骑着自行车去了李家坳。

这次没让我在外头等，李梅直接在院门口等着我。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站在柿子树下，那天阳光正好，照在她头发上亮得晃眼。我远远看见她，心里头往日的那些画面全都涌了上来。可是走近了，看见她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什么都变了。那是一种疏离的、礼貌的、甚至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像是在见一个许久未见的远房亲戚，而不是见了自己等了九年的未婚夫。

她带我去了村边的小河边，那里安静，没人打扰。那儿种着一排杨树，树干光秃秃的，冬天的河水又浅又浑，河床上到处是干涸的裂痕。

我们俩在河堤上坐了半天谁都没说话。最后还是李梅先开了口，她没看我，眼睛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坡，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建国，咱俩的事，我想了很久，我的意思是——”

我说：“你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她偏过头来看着我，眼眶突然就红了：“建国，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是东西？我都听张大军说了，你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好。可是建国，我已经二十六了，你没回来之前，我每天都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眼角是不是长皱纹了。村里比我小三岁的小翠，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上街买个东西，买东西的婶子都认识我，知道我是‘赵家那个当兵的小子的未婚妻’。她们见了我就问‘小李啊，你家那个当兵的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能怎么说？建国，你能理解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里汪着水光。我心里头一阵阵发酸，但没有说话。

李梅继续说：“这九年里，我也去过你家几次，看你爹一个人守那三间老屋，心里头也很不是滋味。可我爸说得也对，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你退伍回来没有一个正经的出路，我爸妈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建国，我不是没等过你，我是真的等得太久了。”

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心里明白，她说的每一句，都不算错。她确实等了，她也确实耗不起了。与其相互消耗，不如早做了断。

那天分开的时候，李梅站在河堤上转过身来看着我说：“建国，不管以后咱俩怎么样，我真心的希望你能过得好。”

我没回头，摆了摆手，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出村口，过了牌坊，我才在路边蹲下来，点了一根烟，看着远处的山发呆。说实话，这根烟的味道，比平时抽的都要苦得多。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把李梅从心里头放下了。不是放得轻松，而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住的。九年时间很长，但九年所积累的感情，在这个现实的世道里，说没就没了。

好在人一旦过了坎，心也就硬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搬货、送货、对账，日子过得清苦但还算充实。

又过了一阵，出了一件事，彻底打乱了我这短暂的平静。

那天张大军接了一单生意，要给城郊一个建筑工地送一批瓷砖。因为量大，他决定亲自跟我一起送货。我们装好车出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赶工期没办法。张大军开车，我坐副驾驶，后面满满一车瓷砖，压得小货车直往下沉。

出事的地方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条小路上，那儿没路灯，路况也不好。我们正常行驶，却被一辆从路口突然冲出来的面包车斜刺里拦住了。张大军一踩刹车，小货车猛地顿了一下，几个没绑紧的箱子往前滑了一截。

我还来不及问什么情况，面包车上已经跳下来六七个青皮后生，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手里转着扳手，把我们团团围住了。为首的是个剃着板寸头的大个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左胳膊上纹了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他走到张大军车窗边，重重拍了一下车门，说：“张老板，上次的‘保护费’，好像还欠两个月吧？”

张大军脸色一下就白了，低声跟我说：“老赵，这是一群地痞，专门在物流园周边收保护费的。之前找过我两回，我没给。这帮人惹不起。”

纹身男显然听见了这话，冷笑一声说：“惹不起你还敢不给？”说完一把拉开车门，伸手就去抓张大军。张大军本能地躲了一下，旁边两个混混立刻上前把他从驾驶座上往外拽。

我沉声说了一句：“住手。”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很强，是当班长喊了多年口令练出来的。那几个人被我这一声喊得愣了一下，全扭过头来看我。

纹身男上下打量我一眼，不屑地说：“哟，你是哪根葱？”

我从副驾驶座上推门下来，站直了身体。我的个子比他高出半个头，而且我身体不单薄，九年的摸爬滚打给了我结实的骨架和利索的身手。我把张大军护在身后，迎面对上纹身男的视线。

“我是他兄弟。有问题好好说，别动手。”

“兄弟？你问问他欠了多少钱。老子的人这条街跑了一年多，该交的份子钱一分没少收过。到你们这就开始耍横，真当老子们是吃素的？”

我环视了一圈，默默数了一下人数：算上纹身男一共六个人，三个拿棍子，两个拿扳手，还有一个空着手但体型最大，起码有一百八十斤。这种阵势在部队的格斗训练里我见得多了，但真要动手，我不能让自己吃眼前亏。

我跟他说让他们退后，有话好好说。可那纹身的显然不吃我这套，一挥手，我眼前棍影一晃，他那棒子就砸过来了。我侧身一让，顺势抓住他抡棍子的手腕，往下一压，膝盖一提，直接顶在他腹部，然后一个过肩把他摔在了地上。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连我自己都没来得及想。

纹身男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半天没爬起来，捂着肚子直抽抽。其他人一看情况不对，呼啦一声围上来，棍棒扳手噼里啪啦地招呼了过来。我护着身后的张大军，用手臂硬扛了几下，疼是疼，但不当回事。我冷笑一声，逮住他们阵形散开的空当，一记干净利落的扫堂腿，扫倒了两个。剩下的几个互相看看，脸上露出了怯意。我摆出格斗姿势往前跨了一步，他们哗啦一声全往后退了两步。

“还想打？”我问。

没等他们回答，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张大军事先悄悄摸出手机报了警。这伙人听见警笛，顿时慌了，把地上的两个人拉起来，一股脑钻进面包车，一个加油门就跑了，屁股后面冒出一大团黑烟。

十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其中有个年轻民警姓郭，退伍的，跟我很聊得来。他说那伙人是附近有名的小混混，专门针对没有正规许可的小货运站下手，已经有人报了三次警了。他让我放心，说这次的事情有行车记录仪拍着，他们肯定跑不了。

事情闹得挺大，没过几天，我徒手干翻几个地痞的事情就在物流园里传开了。那些平时闷头干活的搬运工们见了我全喊“赵哥”，张大军更是逢人就说“这是我兄弟赵建国，当过兵的人！”

可事情终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的一个决定，惹上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那天我们卸完货回到物流园，传达室的大爷把我叫住了，说有人找我。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发现正是那天晚上去而复返的纹身男。但他这次不是来找麻烦的，整个人蔫得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脸上还挂着泪。他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魁梧、一脸横肉的中年男人，穿了一件皮夹克，脖子上也是明晃晃的金链子，一看就不是善茬。

中年男人自称是建材市场附近这一带的“老大”，姓郑，叫郑彪。纹身男是他的外甥，绰号阿虎。他开门见山地说，那天晚上阿虎找张大军收钱的事，他们内部已经处理了。

“赵师傅，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为难你。实不相瞒，我手下有个家具配送的买卖，但缺一个能管得住搬运队、懂物流流程的领班。我找人打听过你，三期士官，能带兵，身手还这么利索。物流这块，不光是力气活，还得会管账，光靠蛮力干不了长久。我想让你到我这干，工资给你涨一倍。”

“你不用马上答应我，可以回去考虑考虑。”

但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当场就摇头拒绝了：“郑老板，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跟着我战友干了，没有换东家的打算。”

郑彪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他没多说，只是把一张名片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然后就带着阿虎走了。

张大军知道这事之后，急得直接就骂我了：“老赵，这个郑彪可不好惹。我听说他背后有矿上的关系，你拒绝这种事，不能做得太不给面子。”

我说：“我赵建国当兵打仗，保卫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是跟这种人混在一起的。不去就是不去，堂堂正正，不给面子又怎样？”

然后麻烦就来了。

先是工商部门在一个月之内来货运站查了三次，理由是接到举报，说我们的货车超载、手续不全。然后是税务部门，说我们的发票有问题。再来就是环保部门，说我们的装卸粉尘超标。每次来，都把我们翻得乱七八糟。去办正常的手续，窗口的人要么说少这个材料，要么说那个章不对。

张大军急得眼都红了，翻账本的手都在抖。他说自己规规矩矩做生意，发票都是正规的，可偏偏有人盯着他搞，不用说肯定是郑彪在背后找人做的文章。

一天又一天，货运站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老客户开始流失，说我们的货车经常在路上被拦截，浪费时间，迟了工期。新客户不敢来。最后发展到郑彪放出话来，所有建材市场的商家，谁用张大军的车拉货，水泥沙子张军的车就拉不了，明摆了是要封杀我们。

那个月底，张大军扛不住了。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空荡荡的出车单，对我说：“老赵，咱们这样撑不下去了。上头的保护伞太大，下面的人逃不掉。与其两个一块儿耗死在这里，不如一个人先走。你走吧，找个正经地方去。”

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货运站，走出去好远，又站住了，回头看着那个逼仄的铁皮门面。门帘在风里一晃一晃的，已经很久没有卡车出入了。我心里头突然涌上一股巨大的荒凉，比我退伍回家那天站在村口闻着远处飘来的煤烟味时，还要荒凉得多的荒凉。

三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爹正坐在堂屋里剥玉米粒，听见我进门的声音，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继续剥玉米。

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爹，货运站的活干不下去了，战友也被拖垮了，因为我不愿意跟那帮人同流合污，他们背后有关系，是我连累了战友。”

我爹剥玉米的手没有停，干枯的手指动作均匀而机械，一粒粒金黄的玉米落在竹匾里，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以为他不会说什么。但他还是开口了，还是不看我，只是看着手里的玉米，缓缓地说：“三儿，你小时候就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送你当兵那年我就知道，你这辈子干不了昧良心的事。干不了就干不了，天塌不下来。咱老赵家几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穷也穷得干净。”

就这几句话，对我来说比什么都管用。我爹起身去灶台边给我热了饭，那顿饭我吃得浑身是劲。

第二天，我去县里的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中心，想报个驾校培训，学开大货车。窗口的小姑娘查了半天电脑，告诉我我可以免费参加退伍军人职业技能培训，有三个选择：电工、厨师、驾驶。我毫不犹豫填了汽车驾驶，小姑娘打完单子递给我的时候，顺便递给我一张培训优惠政策的单页。

“师傅，您拿这么一沓干啥，旁边有免费的材料。”她看我顺手又从他桌上多拿了一本创业扶持的小册子，有点疑惑。我说看看也没坏处，就把那本小册子揣进了兜里。

蹲在服务中心门口等公交的时候，我随手翻开那本创业扶持手册。里头写得清清楚楚：退役军人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经营主体登记绿色通道、农技指导等扶持政策。种养殖达到一定规模，还可以申请示范家庭农场的专项补助。尤其是“发展特色养殖”这一条，旁边还用红线画了重点：重点扶持退役军人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特色养殖。我把这三个字嚼了一下，抬眼望向远处，县城外的大山在阳光下沉沉地睡着。那一望无际的荒坡，从我小时候就在那里，村里人除了在上面放牛，从来没想过它还能干点啥。

我把驾校的单子和小册子一块儿揣进口袋，骑上自行车回了赵家沟。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拿到了B2驾照，但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件事：天天骑着自行车在赵家沟周围的山坡上转悠。我们村有上万亩荒山草坡，荒了几十年没人管。爹说他年轻那会儿，这片山坡上还能放牛，后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地也没人种了，连放牛的都找不着了。我看那些坡地，光照好，又没有工业污染，草料也足，脑子里蹦出四个字来：山地养殖。

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个老战友，四川人，退伍后回老家养土鸡，刚开始不懂，病死了一大半，差点没把自己赔进去。后来他到处学技术，自己摘资料、问畜牧站的专家，硬是趟出了一条路，现在一年能挣几十万。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在电话里说，老赵，你要想干，我送你三千只鸡苗。不过有一条，你得先学，我在电话里指挥不了你那么远，你最好先找县畜牧站的人跟着学两个月，这鸡秧子不比当兵，你光有力气不懂技术，就得死光。

我说好，第二天就去县畜牧站报了到。接待我的老技术员姓曹，曹师傅戴着老花镜打量了我半天，以为哪个部门来检查工作的。我说我是来学习的，他一愣神，笑了，说真是稀奇，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往外跑，你这个退伍兵倒好，往山沟里钻。

他收了我的笔记本，带我在站里的实验室转了一圈，把一本《山地土鸡生态养殖技术手册》塞给我，说：“学两个月，我给你签字。学不好，别找我。”

我白天在畜牧站跟着曹师傅做实验、认鸡苗、学防疫，晚上回张大军货运站的铁皮出租屋里啃那本手册，密密麻麻的全部用笔标记了一遍，不懂的就问曹师傅，问不到的就给四川战友打电话。两个月下来，人瘦了整整十斤，但我记了满满三大本笔记。

从畜牧站出来那天，曹师傅站在大门口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赵，技术我是教给你了，但能不能成得看老天爷给不给你饭吃。夏季高温、冬季疫病、市场销路，有一关过不去，你的老本就得全赔进去。想好了再干，别脑子一热就往里跳。”

我说我已经想好了。

我把退役金的银行卡摆在我爹面前，告诉他我要拿这笔钱包下村东头那片荒山。我爹看了看卡，看我，又看了看窗户外头那片山，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干净，说：“你打小就犟，爹知道拦不住你。可是建国，这片山虽然穷，可地是死的，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就没了。你想好了，爹不拦着你。”

“想好了。”我说。

我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用塑料布裹了无数层的存折，推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里头是我当兵九年寄回来的每一分钱，全存着，一分没动，十五万六。加上我的退伍费和一次性补助，总共手里头就是差不多二十五万块。

二十五万，够不够？我那个四川战友在电话里算了一笔账：六万块简易鸡舍加围网，八万块引进优质鸡苗和初期饲料，两万块的药品疫苗和取暖保温设备，剩下的钱勉强支应水电、雇帮手和头三个月没有收入的饲料开销。要想把两千只鸡雏平稳养到出栏，还得留够防风险的钱，绝对不能花干。

二十五万绰绰有余，不多，但够用。

荒山坡就在村东头，说是荒山，其实是浅坡连着旱地，足有六十多亩。村里年轻人在外头打工，留守的老人无力耕作，村支书老周早就巴望着有人回来承包。我和老周谈了两天，签了二十年的承包合同。正式动工那天是初春，但山里雪还没化尽，山风割到脸上跟刀子一样。我带了一把铁锹和一卷施工图就上了山。

头三天，我没有请一个帮工。因为地势高低不平，光是除草和规划就耗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和体力。我穿着胶鞋、披着一件旧军大衣，拿背篓一筐一筐地背土垫地，用铁锹在潮湿地头挖出排水沟。手掌磨出血泡我就自己用针挑了，水塘边的烂泥灌进靴子里我就光脚继续干。第三天傍晚，曹师傅骑着一辆破摩托上山来给我送技术手册，看到我手上一串烂泥裹着的血泡，说了句“何苦呢”，然后自己去山下扛了一捆塑料布，帮我搭了第一间临时鸡舍。

第四天起，陆续来了帮手，他们都是自发的、无偿的。张大军的货运站被郑彪搞垮了以后，他也没事干，二话不说开着他的破轻卡上山来，能拉一点建材是建材，车坏了就手扛。老周支书在高音喇叭里喊了一嗓子，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上来十几个，帮着搬石头垒围墙。还有几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下乡调研时顺路摸上山来，给带了一大纸箱子的政策和材料清单。我站在荒山上看着这群人帮我递铁锹、推板车，心里头涌上来一股热气。这是我退伍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

开荒那大半个月，简直比当兵时候的野外驻训还苦。但荒地连着草籽还有未凉透的土气，让人心里踏实。等鸡舍落成、围网扎紧、活动坡地的沙浴池铺好之后，四川战友托运的三千只土鸡苗从千里之外发来了。一天一夜的路程，接鸡苗那天夜里下着冻雨，整整几笼毛茸茸的小鸡缩在暖气纸箱里，叽叽喳喳地抖。开纸箱就发现，长途运输死了将近一百只，剩下的里面至少还有两百只雏鸡精神萎靡、打蔫、扎堆，感染脐炎和白痢的初步症状已经冒头了。曹师傅蹲在鸡舍地上挑了一整夜病鸡，手把手教我给鸡苗注射抗生素、调配电解质多维饮水应急保命，两个小时测温一次。这一夜冻雨打在塑料棚顶上噼啪作响，我和曹师傅两个人守在那间四面漏风的临时值班房里，靠两壶开水撑到天亮。

开头的难关熬过去了。育雏期结束之后，小鸡脱温散养在山坡上，毛色一天天亮起来，精神得很。我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玉米饲料上山，撵鸡、查粪便、观察鸡冠。战友送来的品种是山地土鸡和芦花鸡的杂交二代，性子野但是肉质紧，市场价一斤比普通肉鸡贵好几块。开春之后坡上的草发青了，蚂蚱、白蚁也多了起来，鸡群上坡溜达两个小时就能吃饱大半。

熬到出栏的那一天，我心里比提干考试查分还要紧张。曹师傅拎了一只最肥的芦花大公鸡，掂了一下说，肉质不错。张大军开着他的小轻卡回来帮我，说把鸡拉到附近的三四个菜市场去销，摊位上挂块牌子，上面写上“退伍老兵山林放养土鸡”，准能卖得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头两天我和张大军蹲在农贸市场的冷风里，箱子里装着四十只鸡，只卖出去不到二十只。附近居民嫌贵，说我们的活鸡比笼养鸡贵一倍，超市里冻鸡十几块钱一只，你说散养就散养，我们信不过。

第三天，我想了个笨办法。我把鸡场周围的山地环境和喂食过程用手机拍了下来，在地摊旁边架了个小方凳，把手机摆在上面反复播放。活鸡旁边放演示视频，白纸黑字写着“欢迎实地参观，假一赔十”。当天卖了四十七只。第四天，一个帮人办红白喜宴的厨子上门来看了视频，当场上山转了一圈，一次性定了两百只，连锦旗他都替我预备好了。

熬了一个多月，我的土鸡在平阳县周边的几个农贸市场有了些口碑，也有一些饭馆老板开始主动给我打电话。第一年总共卖了近两千只鸡，扣除饲料、药、保温成本和小工费，手上净赚了小十万块。这是我退伍以来第一次看见回头钱。

收摊那天晚上，我坐在老枣树下对着存折核算成本。我爹卷着旱烟在我旁边陪着我。我哥赵建民也过来了，他说村东头有几户人家看了我的鸡场，也想跟着试一试，问我能不能带个头。我说行，但得等我的第二批扩大规模之后，先趟出一条成熟的路子再教人。我哥点了点头，说了句他今年也不打算去省城工地上干了，回来给我搭把手。

就这样，到我退伍回乡的第二年，赵家沟村东头的山地养殖场从最初的十亩扩展到将近五十亩。我哥入了股，自己包了一块地种羊角辣，又种了些胡萝卜和紫花苜蓿，给鸡场供青饲料。村里有三户先后跟着我引了鸡苗，虽然规模比我的小得多，但他们用我的渠道销出去之后，年终算账额外多了万把块收入。

但搞养殖就是这样，如果一帆风顺，那就不叫养殖了。就在我觉得日子终于有点起色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差一点让我万劫不复。

那年立夏过后天就热得邪门，一连半个月没下雨，又闷又蒸，病就来了。先是东边圈栏出现零星的打蔫鸡，一两只缩在角落不动，粪便全是白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消化不良，加了驱虫药，没太当回事。可到了第三天，情况急转直下，死了将近一百五十只，一车往下拉死鸡，车斗塞得满满当当，剩下的两百多只精神也不对头，缩冠、炸毛、扎堆发抖，全趴着不动。曹师傅接到电话就赶来了，抽血一看，眉头皱得老高，说可能是传染性法氏囊病引起的并发败血症，他站里的药不够，得马上往上走申请。最要命的是，曹师傅怕疫情扩散，勒令我立即封场，全面消毒防疫，所有的鸡不能外运，一只都不行。

不能外运，就等于断了进项。饲料款一笔又一笔往外掏，鸡一天天耗着吃粮，到了月底，我倒欠了饲料商两万多的账，账本上的现金储备已经见底了。自己没钱的时张大军到处找战友凑了些现钱给我送过来，他知道我不爱欠人情，钱塞到我口袋里转身就走。那几天老周支书领着几个乡里乡亲，天天上山来帮我往鸡舍喷消毒液。我那批快出栏的鸡，一半没保住，直接踩了焚化坑。

我站在焚化坑前用铁锹把烧剩下的灰往里一铲一铲地扬土，像埋掉了一部分魂魄。四川战友打电话过来，我还没开口，他在那边先说了两个字：“撑住。”

“撑得住。”我说。

他那批救急药隔天就空运过来了，曹师傅又守了两天两夜，总算把疫病的蔓延压下去了。几天后我清点了一下存活的数量：损失过半，两千五百多只鸡最后只剩下一千只出头。但这一次跟刚起步不一样，村里的其他几户跟着我养的散户因为防控得力损失不大，其中有一户的鸡全保住了。那天他挑着两筐撒欢的小公鸡在我面前晃，搞得我咧嘴笑起来，比我自己挣了钱还高兴。

因为那意味着，我的这条路，不止我一个人能走。

经此一疫，我明白了几件事：第一，光靠土办法不行，技术必须要再升级，得搞标准化。第二，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成本太高，得抱团发展，必须成立合作社。第三，老周支书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建国，你得去争取那个退役军人养殖示范基地的政策，区里对规模以上和带动农户的退役军人有专项补贴。我说我没指标，老周说你先报，要什么指标我给你跑。

那个夏天，合作社正式成立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黄土梁农业合作社。地点就在离山坡养殖场不远的公路边上，是我哥把自家不要的旧院子借给我当合作社办公室。老周支书给县里打报告，说退役军人赵建国自主创业成立合作社，带动周边八户农户发展土鸡养殖，吸纳建档立卡户五户，合作社产值超过五十万元……盖了章送上去的那天他对我说：“建国，这上面每一个字我没有一个假的。”

秋天的时候，批复下来了，区里给合作社配套了一笔专项的退役军人养殖补助和一笔贴息贷款，加起来大概十二万。我把这笔钱的每一分都做了规划：一半用来改造鸡舍，装自动饮水线和湿帘降温设备；一半是用来扩大放养区，新建了深加工车间——村口那几个老嫂子、婶子们全被我叫了进来，成立了一个土鸡初加工小组，帮酒楼宰鸡、脱毛、真空包装、冷链配送，价格直接翻了一半。

合作社走上正规轨道之后，我跟我哥商量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不止养鸡，也搞一部分藏香猪养殖。这事源自我跟四川战友的一次深夜通话，他说藏香猪吃的都是草根、杂粮，散养肉质好、价钱高，缺点是来路远、技术门槛更高。但我看中了山区坡地多、野草丰富的天然条件，说干就干，从战友介绍的一个西藏战友手里引进了十六头小母猪和两头小公猪，花了差不多六万块。

我拉着驮猪仔的货车从西藏回来那天，我爹看着那些黑不溜秋的小东西，担心地说三儿你养鸡我信你，可是你弄这么些猪回来，咱们这儿谁养过啊，别又全砸手里了。我哥也觉得我有点冒进，说老赵你可真敢干。可后来验证证明，这群小东西简直天生就是为黄土坡长的。散放两个月下来，个个壮得像坦克，吃杂草不挑地，还拱松了板结的土壤。到了年底，这批猪出栏膘肥体壮，平均净重八十多斤，等生鲜代理商知道了消息找上门来，直接敲定了包销合同，要求长期稳定供货，年前这一批我足足赚了净利九万块钱。

我揣着钱从县城回来那天，绕着赵家沟的山坡走了一大圈，最后站在高处往下看我那个养殖场——荒山不再是荒山了，大片的围网在阳光下闪着光，鸡群在山坡上溜达、刨食，下面的藏香猪圈时不时传来几声哼唧。我站在那里，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我赵建国，终于在这片黄土上，站住了脚。

四

日子好过了，我爹的心思又活络起来。他开始天天地往村里那几个媒婆家跑，嘴上说是去帮人家劈柴火、修猪圈，实际上拐弯抹角地打听哪家有还没嫁人的姑娘，恨不得用绳子拽一个回来给我看看。支书老周也坐不住了，拿着我合作社扩股的文件回村委会的时候，顺路叼着茶叶蛋进了合作社的那间旧房，把他的老摩托钥匙往我桌上一搁，说：“建国，有个女娃娃你得去见见。不是相亲，是业务碰头。但这个女娃娃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

他介绍的人就在隔壁镇的镇上，经营一家特产店，据说生意不错。

去镇上那天我穿的不是灰夹克，而是休闲款的棉夹克，是开春前我哥去县城非要硬拽着我买的。我哥说，你一个合作社老板了，不能还穿着泥点子出去见人。理发店的师傅往我头上喷了半两发胶，把我当兵时候留的寸头梳成三七分，临走还在我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说，精神，精神得很。

周支书嘴里的“业务关系”就在十字街口第二家店面，招牌上写着“味知园特产店”，灰底绿字简洁利落。推开门，货架上的各种农特产整理得整整齐齐，店里有个人背对着门正在整理货架，利落地把一袋一袋的包装贴标、对账。

听到推门声，她转过头来。个子不算高，穿着素净的工作服、系着一条有点大的围裙，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短马尾，额前留着几缕碎发，皮肤不白，带着常年干活的清爽利索。算不上明艳，但眉目清朗，笑起来的时候左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干练。

她叫苏小雨。周支书早在电话里跟她说过我的情况，她想找个稳定的生鲜供货渠道。见了我她也不拘谨，倒了杯水往桌上一放，单刀直入地说：“赵老板，你的土鸡和藏香猪肉我看过样品，品质不错。但是我跟你合作得有几个前提：第一，我供商的检测报告要齐全，你们合作社必须是在相关部门有备案的；第二，冷链出货要跟我们统一标准，得达到我要求的合格率，不然我的柜面不能长期断货；第三，出货量不是你给我多少我收多少——这是走市场的生意，不是人情买卖，你不能拿着合作社的行政关系，糊弄我过关。”

她说话的语速不快，但每一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条理分明。我这才知道，她虽然年轻，却已经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店员支撑这家特产品牌加盟店两年了，从店面装修到产品上架，再到跟供应商讨价还价，全凭自己。

谈完公事，她在桌子边侧坐下来，往自己杯子里续了点水，忽然问了一句：“听说你以前当过兵？挺能吃苦的吧？”

我说我当了九年兵，好几年都在最基层，带兵、排雷、抢险都干过，也没干出啥名堂。她听着听着放下杯子，笑了一下，说：“九年不短。干不出名堂的人不会跟你似的，一个坡上能撑出第二条路来。”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心里像撞了一下。但我没有追问。

从店里出来，我在她店门外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看到围裙底下的裤脚是溅过泥的，旁边停着一辆旧电瓶三轮车，车斗里装着几箱没卸完的货。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似利索能干的姑娘，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一个在自己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不吭声的人。

打那以后，我给她供货的时候总会抽空多待一小会儿。给她搬运冷冻柜用的保温箱箱底有磨损了，我下次就带了个加厚的替换过来。有一次她的品牌总部要求改用双层真空包装，我回合作社二话不说找曹师傅设计了一套新的打包流程，就是为了让她能顺利通过总部验收。她没说过谢，但她叫我“赵老板”这三个字，每回口气都不一样了。

事情像这样淡淡地往前走着，一直到那年年底，那场雪夜里的意外。

那段时间苏小雨在争取一个民宿伴手礼的集中采购招标，这个标拿下来的话，她的特产店订单量就上了一个大台阶。那一阵送货她特别上心。我开车技术比她好得多，所以后来她的远途收货都是我帮着跑。出事的那天傍晚开始下雪，我们送晚了一个点，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把路面冻得溜滑。我们的车在被雪盖住的一个暗冰弯道上滑下了排水沟，侧翻了一半。

车门的左侧撞在路堤的斜坡上变了形，手机从支架上甩飞出去，不知道摔到了哪。车外的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四五度，车内的暖气很快就散光了。苏小雨腿被卡在副驾驶座位下面出不来，所幸没有骨折。我从驾驶座旁边摸出破窗器，砸碎后窗爬出去，把她从倾斜的车门缝隙里把人拉出来的时候，摸到她的手全是冰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白了。

那是一片荒郊野岭的支线乡道，地面积雪越来越厚，没有路过的车。我撕开自己衣服底下垫着的隔热布绑在苏小雨的脚上防冻伤，然后用大衣裹着她背到山壁下避风的地方。风太大，她腿也麻了，整个人有些缓不过神来，头歪在我颈窝边，身体一直在抖。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发现远处有巡逻的护林车经过。我扯着嗓子喊、用手机屏幕的反光拼命闪，护林员把我们拖上后座之后就送到了镇上。苏小雨的手臂和脸颊都有轻微冻伤，在镇卫生院里护士给她擦药的时候她一直没哭。直到我跟护士借了个手机给她的母亲打完电话以后，她才望着我，轻声说了一句：“你这种人怎么总是什么都不说。”

然后她咬了一下嘴唇，低下头去擦了擦眼角，不再说话了。

这件事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没有谁点破，但我们之间不再只是“供鸡”和“卖鸡”的生意关系。

那一年的春节，合作社的腊味礼盒和苏小雨自己研发的木耳酱作为伴手礼组合，成功拿下了民宿那个标。我们那间土鸡加工车间年前最后一天赶出了最后一批腊鸡。窗外的雪把坡地都染白了，车间里热气腾腾的。我从灶台边回过头，苏小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围裙上沾满了酱料。

见她嘴角边有一小块还没干的木薯糖渣，我顺手替她拈掉。她愣了一下，耳朵尖微微发红，却弯起眼睛冲我笑得坦荡荡。

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有一次很大的考验。苏小雨在县里的一次商会交流会上碰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郑彪。那天我去交流会送货，恰好看见郑彪站在特产店那边转了转，递给苏小雨一张名片，笑着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走开。

我本来不想提，但那天开车回去的路上实在没忍住，趁着红灯的当口简单说了我和郑彪之前的过节。因为当初在货运站的事情后来查清跟我当时拒绝的事情有点关系，他的关系网在当地的牵连很深。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去，把苏小雨的生意搅进去。

没想到苏小雨听完以后，只是把袖子里的那半张郑彪的报价单撕了。她说：“这个人开给我的价格比你每斤便宜将近两块钱，我当天晚上就给回绝了。不是因为他什么来路，是他做的东西不干净，诚信上就过不去。我也不光是因为你才不用他家的货，是做人做事得有底限。”

我用余光看了一下街边的小店，问她：“如果有一天，我的合作社过不下去了，你也一样？”她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你自己觉得呢。”

然后她就扭头看向车窗外，没再看我一眼。

到了春末，合作社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宽。我们不仅在本地农贸市场和品牌连锁里占据了高端散养品类的一席之地，还签约供应了两家省会酒店系统。合作社成员从最初的八户增加到了二十户，赵家沟的荒山鸡、黄土梁牌生态藏香猪凭着可追溯的散养体系，口碑一点点传出大山。

有一次县工商联组织一个民营企业家交流活动，点名让退役军人创业代表赵建国上台作经验分享。我没有准备什么讲稿，就对着话筒直接往人堆里讲。我说我退伍那会儿全身上下只剩一个当兵九年的骨气和一双手。可就是这双干过活、扛过枪的手，撑起了一个合作社。搞农业不丢人，丢人的是自己瞧不起自己。场面静了一下之后，台下噼里啪啦地响起了掌声。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步入坦途的时候，生活中又隐隐起了变化。

同年夏天，县里搞乡村电商节，我们合作社的活动展台和苏小雨的展位挨着。布展头一天傍晚，我正在码货，一场异常闷热的暮色里，李梅的身影出现在展馆入口处，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变短了，整个人变化很大。

她也看到了我。隔着布展摊位之间搭建板房的窄道，我们目光碰在了一起。我朝她略一颔首，算是打了招呼。

展会主办方安排了一个晚间的商务酒会。苏小雨因为要调试第二天的产品演示推了酒会。我一个人去了，坐在角落里，把主办方发的果汁推到一边。李梅就坐在另一桌，她站起身走过来在我旁边停了一下。

她说：“我听说了你的事，晓得不，你现在过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是我当时……算了这些话都不用说了。你过得好就行了。”

我问她你过得好吗，她说还行，那个人对她不错，衣食无忧，但也有些以前想不到的烦恼。她看着前面空空的舞台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说：“建国，我是对不起你。”

我说：“都过去了。没有你那时候的决定，就没有我后来的拼。你今天能幸福，我也替你高兴。”

她垂下眼帘，点了点头，轻声补了句：“那你好好的。”然后就站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不知道是因为灯光，还是空气有些烦闷，我觉得嗓子略微有些堵。但我没有多停留，很快就提早离场回了酒店。躺在客房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心里一点涟漪都没有，不是因为麻木，而是我知道，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停在合适的地方。李梅不是坏人，只是不属于我。我自己的那把钥匙，已经不拴在别处了。

电商节第二天，苏小雨带来了一只小保温杯，杯子里有她熬的金银花。展会现场热得空气发白，她将那保温杯递给我的时候没说话，只是顺手把它放在我展台的鼠标旁边。

也就是在那前后几天，我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展会归档需要核对合作社的营业编号，她传了一个WORD文档过来。我拉到底下排版签名栏时，在那份文件的末尾，发现了一行字。

那行字好像是很早写下的，又像是刚刚打进去的。上面写着：我一直想找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而不是这个世界给我的。赵建国，你说你找到我，是你走了大运。可是于我而言，最早你挽着袖子给鸡打疫苗的那个早晨，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值得。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晌，没有给她回任何关于这行字的内容。但我当晚就开着我那辆装货的皮卡，穿过大雨，跑到镇上她的店门外蹲了一会儿。店面打烊了，展柜上只亮着两盏小灯，她正坐在收银台后面翻着供货单，头上还是戴着那顶没卸下的工作帽。

我敲了一下玻璃门吓了她一跳。她出来撑着伞跺脚说，下这么大雨你又干嘛来了。我说我就是想见见你。

她怔了一下，伞柄一歪，雨水浇湿了半个肩膀。然后她在伞下笑了，她说，赵建国你怎么跟电视里的愣头青似的。

我没答话，站在那里低头摸了摸口袋，里面那枚三等功勋章，跟着我好几个年头，很多话都在这块金属上刻着。但我没说出口，只弯腰，把她沾着水渍的小围裙底下被雨打湿了的鞋带重新系好了。

夏天过后，合作社的业务又扩展了一个板块：我们和县里职业中学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新建一个标准化土鸡深加工实训基地，专门送一些乡村留守的年轻人来基地上岗实习，其中有两名是家庭特别困难的建档立卡学生。苏小雨帮我们拿到了第一批外包腊味的订单，直接把扶贫年货礼盒打入了市里几个机关的工会福利采购名录。中秋节前夕由合作社统一配送发放的那天，一个以前在外面打工被克扣工资的年轻人，现在穿着干净的冷链工作服，喊了我一声“赵哥”。我朝他点点头，心里咕噜响着好像是那条从高原上流下来的暗河。

腊月将尽的时候，那个早就想好的决定，被我正式提上了日程。

腊月初八，我们赵家沟按老规矩家家烩红油臊子。我煮了一大锅专给苏小雨送去。在她店门外的老杨树底下，雪已经停了。我把锅交给了旁边店员，车没开走。出门之前，我把那枚三等功的奖章擦了一遍又一遍。

月亮出来，远处的山坡一片寂静。我对着弯月底下那个戴着工作帽、因为查账还没吃饭的女孩说：“苏小雨，跟我过日子吧。我以前走得慢，现在也跑不快，但我会用我的方式，护着你一辈子。”

她抬头看着我，眼眶先红了，然后把账本一合，说：“行。”

就一个字。

五

第二年开春，我们的婚礼在老屋前头办，没有请婚庆公司，就是杀了一头自己养的藏香猪，羊角辣炒了一桌子的菜。支书周叔坐在主位，张大军负责敲碗当司仪，畜牧站的曹师傅送了一对系着红绸的小芦花鸡。我爹穿着我那件灰夹克，端着旱烟锅全程笑得直抹眼泪。苏小雨穿着红毛衣站在老枣树下，过来跟我爹敬酒时，低着头凑过去说了一句很轻很轻的话。我爹听着听着眼眶就湿了，连着说好好好。

当天晚上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新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苏小雨从妆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旧信封装着的东西，递到我面前。信封已经泛黄了。

她轻声说：“你还记得吗，你当年进部队走的时候，给你爹写过一封信。信上你说，你会努力提干，争取在部队干一辈子。后来这封信一直留在你爹的抽屉里。你爹有天翻出来给我看，说，‘你看，我家三儿小时候还真那么倔’。”

我打开那张纸，看到那行笔锋稚拙的字：爹你放心，我一定会提干，争气回来。

我沉默了许久，但心里是平静的。

窗外，荒山上的鸡舍已经熄了灯，只有远处竹林边，夜虫还在叫。我想到这一年这片黄土坡上长出来的新叶子，想到合作社散养在坡地上那几千只溜达抓虫的鸡，想到一排排新搭建的标准圈舍。我忽然觉得，有些梦，不是实现不了，而是老天爷把你的模子重新烫了一遍，让你在某个拐角处，遇见另一条路。

苏小雨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过来，悄悄覆在了我的手背上。

我抬起头，想起在部队的哨位上第一次带新兵看星星的那个夜晚。那天，一个新兵蛋子问我，班长，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啥？我当时回答他，有啥意义，有意义就是守好这一班岗。

现在想想，也是。

几天后，我站合作社门口，看着新挂上去的退役军人创业示范点的铜牌，很亮，映着日头，把那片当年连狗都不乐意上去的荒坡照得金灿灿的。远处的山坡上，又有几户刚加入的乡亲在往外立新围网，声音一阵一阵传过来。

苏小雨抱着她刚整理完的订单站在我旁边，说：“春天来了。”

我没多说，只把院门上那根门闩拉开了，朝坡下走去。

广阔的未来就在脚下铺开，没有终点，但每一步都踏实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