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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低龄老人” 这个词突然火了,指的是 60 到 69 岁、身体健康且具备劳动能力的群体。这个称呼的出现,和此前热议的 “大龄青年” 有着相似的微妙逻辑 —— 通过贴标签制造紧迫感,背后实则关联着养老、就业的深层问题。
我国人均寿命 78 岁,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两者之间隔着 18 到 28 年的空档。而延迟退休已是全球趋势,全球 30 个主要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 65 岁以上,低龄老人这个称呼的背后,实则是养老压力的显性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6 亿,其中 60 到 69 岁的低龄老人为 1.47 亿,占全部老人的 55.83%。到 2023 年,这一群体保守估计已超 1.5 亿。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测算,当年低龄老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6.8%,换算下来约 5104 万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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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2.44% 的低龄老人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相当于 3000 多万老人依旧在种地、养鱼、放牧。这部分农村老人本就没有明确的退休节点,什么时候停下取决于身体状况。但某些专家建议他们搬到城里居住,甚至开车去种地,显然没意识到种地并非优雅的休闲活动,而是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
农村老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劳作。城镇退休老人的再就业则是另一番景象:就业意愿强,但求职异常艰难。某招聘网站 2022 年老龄群体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 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再就业意愿,其中 46.7% 希望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19% 希望发挥一技之长,34.3% 则是为了增加收入。
建筑行业清退令让不少超龄农民工陷入困境。2019 年起全国多地禁止 60 岁以上男性、50 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本意是保障安全,却催生了使用假身份证打工的现象。比如 64 岁的凡二,为了继续在工地干活办了假身份证,最终仅上岗几天就被发现,面临 500 元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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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再就业意愿强烈,是因为退休金无法保障基本生活。三农专家陈希文分享的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每月 3577 元,而农村居民养老金平均仅 188 元,仅为城镇职工的 5.26%。2020 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 496.8 元,188 元仅相当于该标准的 38%,远远不足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
另有媒体统计 31 个省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高的上海为 1300 元,最低的云南仅 103 元,两者相差近 13 倍。微薄的养老金让大量农村老人不得不继续劳作,就像早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今这个群体正逐渐退出建筑行业,留给低龄老人的就业选择寥寥无几。
年轻人甚至开始涌入原本属于老年群体的保安、保姆、保洁岗位,比如 23 岁的本科毕业生当保安、九零后海归女孩做住家保姆,看似玩笑的背后,实则是就业市场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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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求职难,低龄老人的劳动保障更是一片空白。2023 年 2 月,60 岁的快递分拣工孙大伯凌晨在岗位猝死,快递公司不认可工伤,只愿意赔付意外险和少量丧葬费。宁波人社局表示,60 周岁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劳动者范畴,未缴纳工伤保险则无法认定为工伤。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意味着 60 岁以上的从业者与用人单位仅构成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一边鼓励低龄老人再就业,一边却将他们排除在劳动保障之外,这样的矛盾让不少用人单位不敢轻易雇佣老年人。讨薪难更是悬在老年劳动者头上的利剑。
湖南怀化 4 名农民工为索要 9462 元工钱,走正规渠道讨要了 8 年,法院虽支持了讨要工钱的诉求,却驳回了交通、通讯等损失赔偿。欠薪的房地产股东开着百万豪车,依旧拒绝支付,后续上诉又将拉长整个维权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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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已是全球趋势,韩国的完全退休年龄达到 71 到 75 岁,当地老人调侃 “去世前还有五到十年自由支配”;日本每 4 位老年人中就有 1 位处于贫困线以下,预计 2030 年日本老后贫困群体将超 500 万。
我国预计 2050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近 3.8 亿,老龄化达到峰值。如何让低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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