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二姑给我介绍对象，我嫌对方矮，幸好听了母亲的劝

二姑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说对方人老实、有手艺。

我一听身高才一米六五，当场就想回绝。

母亲劝我：“咱家这条件，你还有个弟弟，将就着见见吧。”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心里满是委屈。

我叫王玉梅，66年出生在东北辽宁葫芦岛城乡接壤处，我的家乡自从82年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后，家家都有分到十几亩田地，再加上我们村和城市接壤，有的人头脑灵活做起了小买卖，所以我们村在附近五里三屯都算富裕的。

我父母生了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弟弟比我小六岁，父亲在生产队时候就是车老板，也就是赶大马车的，父亲对马特别有感情。

生产队解体后，我家还真就分到了一匹马，为此父亲高兴的做梦都能笑醒。

表姑夫是煤建的领导，特意给父亲找了个给工人住宅送煤的活计，这可不是谁都可以能接到的活儿，我母亲也是个勤劳的女人，家里家外一把手。这样里家的条件也就比一般人家要好一些。

那年我十四岁弟弟8岁，我和弟弟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而且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可是，好景不长，我十六岁，弟弟十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父亲赶着的马车遇到一家葬礼，吹鼓手吹吹打打，一下子惊到了父亲的马，受惊的马四蹄腾空而起，掀翻了马车，当时马车前面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父亲为了保护小女孩，把女孩搂在身下，马四蹄踢在父亲的头上，小女孩得到了保护，可父亲当时就没有了声息。

父亲走了，母亲也哭晕了好多次，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往日光泽。

我和弟弟的幸福也戛然而止，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艰难的生活。

这一年马上就要中考的我，只能委屈的退了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因为弟弟还要上学，母亲是供不起我们姐弟俩上学的，母亲知道我心里委屈，可是没有办法呀！

田里活多的时候我就去田里帮着母亲干农活，农闲时我就去村北的红砖厂去上班。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来到了88年，弟弟上初中了，我也二十岁了。

这个冬天特别冷，腊月的风，像刀子似的，从辽河平原上一路刮过来，刮到咱这小靠山屯，劲儿一点儿没减。院子里那几根晾衣裳的铁丝，让风吹得“嗡嗡”响，带着一种叫人心里发空的颤音。天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彩压得低低的，估摸着一场大雪就在后头跟着呢。

我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揣在旧棉袄的袖筒里，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杨树枝杈发愣。屋里也没比外头暖和多少，炕灶下午添的那点柴火，这会儿快燃尽了，只剩一点温吞气儿。

“梅子，”门帘一挑，二姑带着一身寒气进来了，她使劲跺了跺脚，震掉棉鞋帮子上的雪沫子，“咋样，寻思好没？”

我没回头，依旧看着窗外。我知道二姑说的是啥事儿。前天她就来过了，提了公社那边老李家的小子，叫李卫东，在镇上的农机站当修理工，人说挺本分，手也巧。可二姑顺嘴带出来一句，说那后生个子不太高。

我多了个心眼，托人去打听了。一米六五。跟我站一块儿，怕是也高不出半个头去。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像塞进去一块冻得梆硬的土疙瘩。

“二姑，”我闷着声，“这事儿……怕是不成。”

“咋又不成了？”二姑脱了鞋，盘腿坐到炕上，凑近我，“梅子，不是二姑说你，咱得看看自家啥条件。你爹走得早，你娘拉扯你跟你弟弟不容易。那卫东，有门手艺，吃技术饭的，铁饭碗！家里兄弟也少，就一个妹子，嫁出去了，清静。将来过了门，没人给你气受。”

我心里那股委屈劲儿“噌”地就顶了上来。咋就我家条件不好了？我王玉梅是缺胳膊少腿了，还是脸上有麻子了？我才二十二，村里念过初中的姑娘有几个？我凭什么就要“将就”一个一米六五的？脑子里不由地就闪过前村那个刘建军，人家是民兵排长，一米八的个头，穿着旧军装也显得精神抖擞，那才叫……我心里烦乱地绞着手指。

“个子矮点怕啥？”二姑还在劝，“人能干，实在，比啥都强。那大高个能当饭吃？咱庄稼院儿的，还得图个实在。”

“二姑，你别说了。”我声音有点硬。

这时，母亲端着一碗热水从外屋地进来了，递给二姑。“她二姑，你先喝口热水，暖暖。”母亲撩起围裙擦了擦手，在我身边坐下，没看我，只是看着炕席上一个磨损的小洞，手指无意识地在那抠弄着。

屋里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

半晌，母亲轻轻叹了口气，那气息又弱又沉，像这屋里最后的暖气儿也让她给叹出去了。“梅子，”她声音不高，有点哑，“你二姑……说得在理儿。咱家这情况，你底下还有个弟弟，才十五，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将就着，见见吧？啊？万一……万一人家孩子人好呢？”

母亲的话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不很疼，但那酸胀的感觉却一下子弥漫开来。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弟弟要念书，将来要娶媳妇，处处要钱。我要是能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嫁了，多少能帮衬上家里一点。她不是不疼我，她是没法子。爹刚走那两年，夜里我常听见她蒙着被子偷偷哭，第二天起来，眼睛总是肿的。这些年，她一个人，像男人一样下地挣工分，操持这个家，不容易。

我猛地转过头，想说什么，可看到母亲鬓角那儿钻出来的几根白头发，在昏暗的光线下特别扎眼，到嘴边的话又哽住了。我死死咬着嘴唇，尝到一点咸涩的味道，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已经流到了嘴边。我没出声，用力点了点头。

二姑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模样：“这就对了嘛！梅子，姑娘家嫁人是一辈子的大事，可不能由着性子来。那咱可说好了，后天晌午，就在公社那头的老榆树底下，你们见一面？”

我没再说话。

见面的那天，我故意穿了件最旧、颜色最暗的棉袄，头发也随便拢在脑后，没像别的姑娘去相亲那样，特意用烧热的火钳子卷卷刘海。一路上，我都耷拉着眼皮，心里拧着一个疙瘩。

母亲陪我去的，她特意换了件干净些的罩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路上，她几次想拉我的手，都被我暗暗甩开了。

到了公社那头的老榆树下，人还没来。老榆树早就落光了叶子，黑褐色的枝干虬结着伸向天空，像无数只干枯的手。树下背风的地方，积雪被踩得脏兮兮、硬邦邦的。

等了一会儿，看见二姑领着一个人从街角转过来。我远远瞥了一眼，心就沉了下去。果然，不高，穿着件半新的蓝布棉猴，显得有些臃肿，人看着比实际身高更矮了些。他低着头，跟在二姑身后，步子倒是稳当。

走到近前，二姑笑着介绍：“这就是卫东。卫东，这是玉梅，这是玉梅她娘。”0我掀了掀眼皮，算是打过招呼，立刻又把目光移开，盯着他棉鞋鞋帮上沾的一块泥巴。他好像有些紧张，双手揣在袖子里，拿出来不是，放着也不是，最后憋出一句：“婶儿……同，同志，来了。”声音倒是挺清亮，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磁音。

母亲赶紧接话：“来了来了，路上冷吧？”

“还行，不咋冷。”他回答，偷偷抬眼飞快地瞄了我一下，恰好撞上我冷淡的目光，他立刻像被烫着似的低下头，耳根子有点红。

二姑和母亲在一旁扯着闲篇，努力想让气氛活络点。我和他就那么干站着。北风卷着地上的雪末子，打在人脸上，生疼。我脚冻得有些发麻，心里更是冰凉一片。

“那……咱往那边走走？站这儿怪冷的。”他忽然提议，声音不大，带着商量的口气。

我没动。母亲轻轻推了我一下：“去吧，梅子，走走暖和。”

我这才不情不愿地挪动脚步。他跟我隔着一步远的距离，并排沿着公社旁边那条冻得结实实的小土路慢慢往前走。一路上，基本都是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不超过三个字。

“在砖厂干活……累吧？”

“还行。”

“平时……有啥爱看的书没？”

“没啥。”

问了几句，他也词穷了，气氛又尴尬起来。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前面有个小土坎，积了雪，有点滑。他下意识地快走半步，侧过身，好像想伸手扶我一下，可手刚抬起来，看我稳稳当当地迈过去了，又赶紧缩了回去，讪讪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我心里动了一下。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

走到路尽头，该往回走了。他忽然停下脚步，像是鼓了很大的勇气，看着我说：“王玉梅同志，我……我晓得我个子矮，可能……配不上你。但我有力气，也有手艺，我能保证，跟了我，我……我肯定不让你吃苦受累！”

他说这话时，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微微凸起，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有种笨拙的真诚。那一刻，他好像不像刚才那么矮了。

我愣了一下，没应声，心里却不像刚开始那么堵得慌了。

回去的路上，母亲问我：“你觉得咋样？”

我望着远处被雪覆盖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心里也空茫茫的，只说了一句：“就那样吧。”

亲事，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定下来了。按规矩，他隔段时间会来家里一趟，提点东西，有时是两包点心，有时是一块布料。来了也不多话，帮着挑挑水，劈劈柴，看见院门轴有点松，下次来就带着工具和机油给修好了。他干活利索，手底下有准头。

开春的时候，我弟弟上学骑的自行车链子断了，家里没人会修，正发愁。他来了，二话不说，卷起袖子，拿着扳手钳子，在院子里鼓捣了半个钟头，车子就又能骑了。弟弟高兴地围着他转。他脸上蹭了块黑机油，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母亲看着，眼里有了点笑意。

但我心里那个坎，始终没完全过去。有时村里小姐妹聚在一起，说起各自的对象，这个说对象是民兵骨干，那个说对象在公社开拖拉机，个个都显得那么高大精神。我只能在一旁听着，插不上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转眼到了五月，地里麦苗都返青了。一天下午，我从队上干活回来，刚走到村口，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前院张婶家那个混世魔王小铁蛋，爬树掏鸟窝，脚下一滑，从三四米高的树杈上掉了下来，胳膊先着地，当时就动不了，疼得哇哇大哭，那小胳膊弯成一个吓人的角度。

他爹妈都出工去了，就张奶奶在家，急得直跺脚，围着孩子哭天抢地。周围聚了不少人，七嘴八舌，有说赶紧送公社卫生院的，有说去找赤脚医生的，乱成一团。从咱屯子到公社卫生院，十几里土路，牛车颠簸过去，孩子得多受多少罪？再说，赤脚医生看个头疼脑热还行，这骨头的事儿，他能弄得了吗？

我正在犹豫，就看见李卫东不知什么时候也闻声赶来了。他拨开人群，蹲下身，看了看铁蛋的胳膊，又轻轻捏了捏周围。孩子哭得更凶了。

“别乱动！”他沉声说，眉头紧锁着。然后他抬头四下看了看，目光落在旁边一户人家院墙根下几块平整的木板和一堆准备和泥用的麦秸上。

“来两个人，帮把手！”他语气不容置疑，“找点布条来，要结实点的！”

他指挥着人，把木板按长短分开，又让人把麦秸均匀地铺在木板上。然后，他一只手稳稳托住铁蛋受伤的胳膊肘上方，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语气异常温和地对哭得直抽抽的铁蛋说：“铁蛋，是男子汉不？忍一下，就跟蚂蚁夹一下似的，很快就好。”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双手猛地一用力，我好像听到一声极轻微的“咔哒”声，铁蛋“嗷”一嗓子，哭声尖利。但李卫东动作极快，已经用铺好麦秸的木板夹住了孩子的胳膊，用布条上下几道，利利索索地捆扎固定起来，打了个结实的结。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没一点拖泥带水。

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用袖子抹了一把，对还在发愣的张奶奶说：“张奶奶，赶紧找车送卫生院吧，骨头我给对上去了，用板子固定好了，路上别再磕着碰着就行。”

这时候，赤脚医生也背着药箱跑来了，他检查了一下李卫东做的临时夹板，连连点头：“对着哩！对着哩！这手法，比我在卫校学的还到位！要不是及时对上，这胳膊以后怕是要留毛病！”

张奶奶这才回过神来，对着李卫东千恩万谢。

李卫东只是摆摆手，又恢复了那副有点局促的样子：“没啥，正好碰上，在农机站常跟铁家伙打交道，也跟站里老师傅学过几下子正骨。”

周围的人都用另一种眼光看着他，议论纷纷。“没看出来，卫东还有这本事！”“这孩子，是真人不露相啊！”“老李家这小子，心善，手也巧！”

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被众人围在中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的他。那一刻，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身上还沾着刚才忙活时蹭上的泥土和麦秸屑，个子依然不高。可不知怎的，我看着他却一点也不觉得矮了。夕阳的金光落在他身上，仿佛给他镀了一层边。我心里那个堵了许久的疙瘩，好像在那一刻，“噗”一下，被什么东西给冲开了。

那年秋收后，我们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就像母亲说的，他确实没让我吃苦。他在农机站的工作渐渐有了起色，成了站里的技术骨干。家里的大小物件，从锄头镰刀到缝纫机收音机，没有他不会修的。他用废旧零件给我做过一个拧干拖把的桶，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用。院墙倒了，他自己和泥脱坯，把院墙垒得又直又结实。

他话始终不多，但心细。冬天知道我脚凉，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灌个热水袋。我怀孩子的时候，胃口不好，他想法子托人从县里买回来山楂糕。我弟弟后来考上中专，学费不够，他二话不说，把攒着准备买自行车的钱全拿了出来。

后来弟弟买房娶妻，也都是他帮着一手操办的，母亲不愿意和弟弟去城里生活，他直接把我母亲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比我都孝顺我母亲。

几十年风风雨雨，就这么过来了。我们养大了一双儿女，如今孙子也上了小学。他退休后，闲不住，又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小的修理铺，谁家东西坏了都拿来给他修，他收费便宜，有时候不要钱，邻居们都喜欢他。

昨儿晚上，外面下着雪，屋里暖气烧得足，暖烘烘的。小孙子在客厅看电视，我和他坐在阳台上，他戴着老花镜在修孙子玩坏的一个玩具机器人，我就在旁边织毛线。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电视的声音和他摆弄工具轻微的响动。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了老茧和皱纹，却依然灵巧的手，看着他那已经花白的头发和不再挺拔，甚至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忽然被一种满满的、踏实的东西填得满满的。

我忽然就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腊月天，老榆树下的相亲。想起我当时满心的委屈和不情愿。

“哎，”我用毛线针轻轻捅了他一下，“还记得咱俩头一回见面不？”

他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看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得更深：“咋不记得？你那时候，撅着嘴，能挂个油瓶。穿个破棉袄，像谁欠你二百吊钱似的。”

我也笑了：“那你当时咋还愿意？”

他低下头，继续拧着机器人身上的小螺丝，声音平静：“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这姑娘，挺好。就是……好像不大高兴。我心想，我得多干点，让她高兴起来。”

“那你后来咋不说？”

“说啥？”他憨厚地笑笑，“做着做着，你不就高兴了？”

我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了痕迹的脸，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是啊，幸好，幸好那时候，我咬着嘴唇，听了母亲的话。

有些好，像地下的泉水，不喧哗，却能一直润到人心里去。有些山，不在高，而在它能稳稳地立在那儿，为你遮风挡雨一辈子。

窗外，雪花静静地飘落，覆盖了整个世界。屋里，很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