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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抗体圈)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作为肿瘤治疗领域的突破性技术,目前正逐步拓展至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更多治疗适应症。然而,ADCs所具备的“大分子抗体载体+小分子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的双重属性,为其化学、制造与控制(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CMC)全流程开发带来了显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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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Exelixis公司Weijun Li研究员在《AAPS PharmSciTech》期刊发表重磅综述,系统阐述了ADCs从早期临床试验申请(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至商业化生产全生命周期的分析开发与测试整合策略,为制药行业提供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技术框架。
一、分析开发与工艺开发的全流程整合
ADCs的工艺开发与分析开发是相互依存、协同推进的迭代过程,二者无法割裂独立开展。在开发早期,分析方法的构建需优先服务于工艺决策的需求;进入开发晚期,需建立全面的分析控制策略,以满足药品监管部门的申报要求。作者通过核心表格,明确对比了不同工艺阶段分析开发的优先级差异,具体如下:
表I 不同开发阶段支持CMC开发的典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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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艺阶段分析开发的核心要点如下:
单抗中间体阶段:除传统的滴度测定与纯度分析外,需重点关注N-聚糖谱特征(其直接影响抗体体内半衰期及免疫原性)和序列变体(Sequence Variants, SVs)的检测。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多数制药企业将SVs的可接受限度设定为<1%,但实际应用中需结合全面的风险评估进行综合判断。
药物-连接子阶段:需明确区分可偶联与不可偶联杂质,同时对於手性异构体进行严格控制,因其对ADCs的效价及毒性可能产生显著影响。采用已通过临床验证的平台型药物-连接子,可有效缩短ADCs的整体开发周期。
ADC原料药阶段:偶联工艺需优先控制DAR值与聚集体水平,纯化工艺的核心目标为去除残留游离药物。质谱分析应作为扩展表征手段,用于鉴定ADC的偶联位点及抗体翻译后修饰的变化情况。
制剂阶段:需重点开展CIU研究,系统评估产品在输液袋低浓度稀释条件下的稳定性及颗粒形成情况,同时验证密闭系统转移装置(Closed System Transfer Devices, CSTDs)的兼容性,保障临床用药安全。
二、晚期开发阶段的关键分析考量
当ADCs进入临床后期及商业化开发阶段,分析工作的核心重心转向分析方法验证、稳定性研究及分析可比性评估,为药品上市申报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方法验证与参考标准:2023年修订的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Q2(R2)及Q14指南,正式认可了平台分析方法的应用价值——当已建立的平台方法应用于新产品时,可基于科学依据简化验证流程。由于ADCs产品通常缺乏商业化参考标准,需采用“两级参考标准”策略:以III期临床试验批次或商业批生产(Process 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 PPQ)批次制备一级参考标准,再通过标定构建工作参考标准,用于日常质量控制(QC)测试。
稳定性与保质期:截至2024年,全球获批的16款ADCs产品中,14款为冻干制剂,在2-8℃储存条件下的保质期为12-60个月。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发布的ICH Q1指南草案首次允许对冷冻储存、特征明确的原料药进行保质期外推,但制剂产品的保质期外推仍需提前与监管机构沟通,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分析可比性:ADCs开发过程中,制造工艺的变更具有不可避免性。分析可比性研究需遵循分阶段原则:I期临床试验阶段侧重于安全性相关指标的可比性评估;关键临床试验后发生的工艺变更,则需全面评估其对产品安全性及疗效的潜在影响。Ambrx团队的研究案例表明,通过一项整合性研究,可同时评估生产地点、制剂基质及剂型等多项工艺变更的影响,显著提升监管申报效率。
三、ADC三大独特分析方法的开发要点
ADCs的常规测试方法中,约50%为非药典方法,其中药物-抗体比(DAR)、游离药物及相关杂质(Free Drug-Related Impurities, FDRI)检测及细胞毒性生物测定,是决定产品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核心分析项目。
药物-抗体比(DAR):平均DAR值与药物负载分布(Drug Load Distribution, DLD)是ADCs最关键的质量属性(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CQAs)。疏水相互作用色谱(HIC)是经典半胱氨酸连接型ADCs的首选分析方法,可同时实现DAR值与DLD的定量测定;随着位点特异性偶联ADCs的发展,反相高效液相色谱(RP-HPLC)的应用日益广泛,其优势在于可直接与质谱联用,便于对降解产物进行结构鉴定。
游离药物及相关杂质(FDRI):FDRI的含量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需重点监测活性药物、未偶联药物-连接子及淬灭型药物-连接子等多种存在形式。目前常用的蛋白沉淀法需重点解决低加标回收率问题,二维高效液相色谱(2D-HPLC)可用于验证该方法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基于细胞的效价测定:CellTiter-Glo®发光法因其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稳健性强等特点,已成为ADCs细胞毒性生物测定的主流技术。该方法通过检测细胞内三磷酸腺苷(ATP)水平,实现对ADCs靶抗原依赖性细胞杀伤活性的定量分析。目前,3D细胞培养及类器官技术正快速发展,未来有望替代传统2D细胞培养模式,更真实地模拟体内肿瘤微环境,提升生物测定结果的临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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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ellTiter-Glo®测定原理及ADCs的细胞杀伤曲线。(a) 测定原理;(b) HER2-ADC对HER2+/CD79b- BT474细胞的杀伤作用,CD79b-ADC作为阴性对照。
四、高效QC测试与放行策略
ADCs的供应链通常涉及多个生产地点,分别负责单抗、药物-连接子、原料药及制剂的生产,因此构建高效的QC测试网络,对于加快临床试验进程、保障产品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QC测试整合:将原料药与制剂的产品特异性测试整合至原料药生产基地开展,可避免在多个生产地点重复进行方法转移与验证,预计可节省3-6个月的开发时间。微生物相关测试(无菌检查、内毒素检测等)仍保留在各生产地点,便于在发生微生物污染事件时及时开展溯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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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放行:为加速临床用物料的供应,可采用条件放行策略:在获得微生物安全性数据及关键质量属性(如蛋白浓度)检测结果后,即可启动下一阶段的生产流程,其余测试项目并行开展。需着重强调的是,研究用ADCs产品在用于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所有中间体及成品的最终放行检测,确保符合临床用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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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ADCs的分析开发是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需结合开发阶段的核心目标制定针对性策略:早期阶段聚焦于构建支持工艺开发的快速分析方法,为工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晚期阶段则需建立全面、稳健的分析控制策略,满足监管申报要求。重点攻克DAR、FDRI及生物测定三大独特分析方法的技术难点,同时采用QC测试整合、条件放行等高效策略,可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显著提升ADCs从实验室研发至临床应用的转化效率。随着分析技术与工艺水平的不断进步,ADCs的CMC开发将逐步走向高效化、标准化,为更多创新型ADCs产品的上市奠定基础,最终惠及广大肿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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