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在战场装死，一个女军医扒开我裤子，说：这人还有救

我叫赵德厚，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1976年入伍，1979年跟着部队上了南疆战场。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步兵某团二营五连当班长。我们连攻打的是一个编号为“387”的高地，越南人占着山头，修了碉堡挖了壕沟，火力很猛。战斗打响那天是凌晨，天还没亮，雾很大，大到隔三五米就看不见人。连长说这是好机会，大雾天敌人看不清我们，冲上去就能把阵地拿下来。

我们连是主攻连，一百多号人，分成三个梯队往上冲。

我是第一梯队，带着一个班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上山的路很陡，两边全是灌木和茅草，茅草有一人多高，钻进去就看不见前面的路。脚下是红土，被雾打湿了，又滑又黏，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踝，拔出来的时候鞋差点掉了。枪声从山顶上噼里啪啦地往下打，子弹从头顶飞过去的声音像一群蜜蜂在耳边嗡嗡叫，偶尔有子弹打到身边的石头上，溅起的碎石打在脸上，生疼。

我带着班里的人冲到半山腰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机枪开始扫射。我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班长”，回过头，看到二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二虎是新兵，四川人，十八岁，入伍还不到四个月，他说过他娘身体不好，等打仗回去要带娘去县城医院好好看看。我冲过去把他翻过来，血从胸口涌出来，他的眼睛睁着，瞳孔散开了，嘴角还有一点笑意。

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也许是死的时候在想什么高兴的事，也许是还没来得及把恐惧的表情做完就走了。

走神了。只是瞬间，一颗子弹从右前方打过来，我本能地往左一偏，子弹擦着右大腿外侧飞过去，不是直接打中的，是擦过去的，但那个高温和冲击力像烧红的铁棍在腿上刮了一下，疼得我整个人往地上栽。我摔在二虎旁边，右腿从大腿到膝盖全是血，军裤破了一个口子，里面的肉翻开着，白花花的一片，像杀猪时猪皮下面那层白油。我按住伤口，手指陷进了肉里，血从指缝间往外冒，热乎乎的，带着铁锈一样的腥味。

我趴在二虎旁边，听着子弹在头顶飞，听着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听着弟兄们在喊着往上冲，听着有人喊着“班长班长”。我想应一声，嘴张开了，但声音没有发出来。不是因为伤，是因为怕。我二十三岁了，上过学，扛过枪，打过仗，但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清楚地意识到——我再往前一步，可能就死了。二虎就死在我面前，他的血浸透了我的衣服，温热的，黏稠的，而我自己大腿上的伤口告诉我，我也快了。

我做了这辈子最丢人的事。我没有爬上去，没有继续往前冲，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大喊“同志们冲啊”。我把二虎的身体拉过来，盖在自己身上，闭上了眼睛。血流了很多，右腿慢慢失去知觉，意识也开始模糊，但那根紧绷着的、关于生死的弦一直没断——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在装死。

二虎的血从我的脖子流进去，顺着锁骨往下淌，跟我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他的哪是我的了。我趴在他身下，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有人拿锤子在敲一面鼓，敲得很慢，但每一下都用尽了全力。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了，枪声好像隔了一层棉花，炮声变成了闷雷，喊杀声像从水底传来。我在那个由二虎的身体和潮湿的红土构筑的小小空间里，躲过了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小时。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枪声从密集变成稀疏，从稀疏变成零星，最后彻底停了。我听到有人在山顶喊话，不是越南话，是中国话，说“打扫战场”“搜索残敌”“注意隐蔽”。是我们的人。他们攻上去了。阵地拿下来了。我心里先是一松，继而又是一紧——我怕他们发现我。

我不是怕他们发现我装死，我怕的是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还活着，但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冲上去。一个班长，趴在山腰上，身上盖着牺牲的战友，假装自己也死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二十三年的脑瓜里太清楚了，比吃枪子还清楚。那不是纪律处分的问题，那是一辈子的污点，是对“军人”这两个字的侮辱，是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我听到脚步声了。有人在附近的尸体间走动，翻看，叫名字。声音越来越近，我屏住呼吸，把眼睛闭得更紧，手指抠进红土里，抠得指甲盖都快翻了。有人走到二虎旁边，蹲下来，翻动二虎的身体。二虎的身体被从我身上搬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吹在我湿透的军装上，凉飕飕的。我感觉到一只手搭在我的颈动脉上，停了几秒钟。那是卫生员在检伤。

“这个也没了。”一个男声说。

“等等，这个腿还在冒血。”一个女声说。

这个声音我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听，是因为它出现在那个所有人都会跳过我的时间点上，用一句话把我从“没了”变成了“还有救”。它不大，但很稳；不急，但很快；不喊不叫，但比任何喊叫都有力。它是在一片死寂中说出来的，所以格外清晰，清晰到几十年后，我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类似的声音，都会原地愣住，胃里翻涌起当年那股混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

我睁开了眼睛。

入目是一张年轻的脸，被硝烟熏得黢黑，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有一道划伤，血迹已经干了，结成一条黑色的细线。她的眼睛很亮，黑白分明，在看我的伤口。她穿着军装，领口有两片红领章，左臂上别着一个红十字袖标，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和一把剪刀。她蹲在我身边，把一个急救包按在我大腿上，用绷带缠了几圈，打了个结，动作一气呵成，快到我还没来得及喊疼，伤口的出血已经被止住了。

“能动吗？”她问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摇了摇头。

她回过头，朝后面喊了一声：“担架！”

有人抬着担架跑上来，她被刺槐的枝条划了脸。

我被担架抬着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雾散了一些，能看到山下的稻田和公路。担架很颠，每颠一下大腿就钻心地疼，我把嘴唇咬破了，血从嘴角流下来，被我偷偷用袖子擦掉了。抬担架的一个是四川兵，一个是湖南兵，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哪个连的，不知道我叫赵德厚，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们只知道担架上这个人受伤了，要尽快送到后方去，所以走得很急，下坡的时候几乎是滑下去的，裤腿上全是红泥，鞋也跑掉了一只，没有人停下来捡。

我躺在担架上，看着头顶的天空从树梢的间隙里漏下来，灰白色的，像一块脏兮兮的布，布下面是密匝匝的树枝和藤蔓，偶尔有一两片叶子掉在我脸上，是烂的，软塌塌的，带着露水和腐败的味道。

我在想一件事——二虎的娘，我要怎么去面对。

野战医院设在离前线大约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全是那种干栏式的吊脚楼，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野战医院征用了其中几栋最大的，楼下堆满了药品和器械，楼上躺着伤员。我是上午九点多被送到的，从担架上被抬下来的时候，大腿上的绷带已经被血浸透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暗红色，边缘还在往外渗新血。

那个女军医跟在我后面走了进来。她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不是野战医院的人，是穿插部队的军医，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的。她在阵地上做了紧急处理以后，又跟着伤员来到了后方，因为她负责的那几个伤员都在这里，她要确保他们得到妥善安置才肯走。

她跟抬担架的兵说——“把他放那边。”

那边是东厢房的地铺上。我被放下来，躺在一张草席上，席子是新编的，还带着竹子的青味。旁边已经躺了好几个伤员，有人在大声叫疼，有人在低声呻吟，有人闭着眼睛不说话，嘴唇干裂得像旱地。

“把裤子脱了。”她走过来，端着一个搪瓷盘，盘子里是碘伏、棉球、纱布和一把止血钳。

我愣了一下，没动。

“脱裤子，快点。”她蹲下来，声音还是不大，但语气变了，像在命令人。战场上的人都是这样，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好好说，不能好好说的时候就用命令，因为时间不等人。血在流，伤口在恶化，每一秒钟都在消耗一个人的生命，她没有耐心等你不好意思。

我解开腰带，把裤子往下褪了一些，露出了大腿。她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磨蹭，伸手抓住裤腰，猛地往下一拽。裤子被扯到了膝盖以下，整条右腿暴露在空气中。大腿外侧的伤口已经肿了，周围的皮肤发黑发紫，翻开的肉不再是白花花的样子，而是变成了暗红色，边缘有些发黑，像一块被扔在灶台上的、半生不熟的肉。伤口里还在往外渗东西，不是鲜红的血，是一种浑浊的、稀薄的、带腥味的液体。

她只看了一眼，就转头朝门口喊：“林医生！这个需要手术！”

喊完以后，她重新低下头，用棉球开始清理伤口。碘伏碰到伤口的瞬间，我疼得整个人弓了起来，像一条被扔进油锅的泥鳅。她按住我的腰，不让我动。

“别动，感染了这条腿就保不住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陈述一个天气预报。

我咬着牙，没有再动。她的手很稳，棉球在伤口周围一圈一圈地擦，从中心到边缘，从干净的地方到脏的地方，有条不紊，不急不躁。她把那些黑色的坏死组织一点点清理掉，用止血钳夹住棉球，伸到伤口深处去擦，每一下都像有人拿刀在我骨头缝里剜。

我疼得满头大汗，但始终没有叫出声。不是因为我坚强，是因为我旁边那个断了一条腿的战友在嚎，他的声音太大了，大到我的声音被盖住了，大到整个村子都能听到他在喊妈。我的疼跟他的疼比起来，不算什么。

她清理完伤口，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钟，然后把沾满血污的手套摘下来，扔在搪瓷盘里。

“你叫什么名字？”

“赵德厚。”

“哪个部队的？”

“二营五连。”

她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下了这些信息。那个小本子巴掌大，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边角卷起来了。她把本子揣进口袋，站起来，端走搪瓷盘，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被那一眼定住了。

那一眼里没有疑问，没有好奇，没有审视，没有评判。那一眼的意思很单纯——你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跟我无关；我负责把你的命留住，仅此而已。

手术是下午做的。没有手术室，没有无影灯，没有麻醉师。手术台就是一块门板，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上面铺了一层消毒过的白布。主刀的是野战医院的林医生，四十多岁，戴眼镜，脸上有道疤，据说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他说话不多，手术的时候更是惜字如金，只跟护士说要什么器械、递什么东西，偶尔对伤员说一句“忍一下”。

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她也在。她是林医生的助手，负责给我递器械、擦汗、观察生命体征。林医生打开我的伤口以后，发现子弹虽然没有击中骨头，但造成了大面积的软组织损伤和肌肉坏死，必须彻底清创，否则感染会沿着筋膜扩散，到时候就不是保不住腿的问题，是连命都保不住。

林医生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地切除坏死的肌肉和组织，每切一刀，我都能感觉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流失，不是血，不是肉，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她没有看我。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林医生的手，在他的指令下准确地递上止血钳、缝线、纱布。她的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一丝一毫，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但就在林医生说“准备缝合”的那几秒钟空隙里，她伸手在我额头上按了一下。

只是一下。掌心是温热的，带着碘伏的气味和橡胶手套的触感，按在我冷汗涔涔的额头上，像母亲试孩子的体温，又像某种无声的告知——你还在，别怕。

我没有回应。不是不想，是没有力气。我在疼痛和失血的半昏迷中沉沉浮浮，意识像一条断了线的风筝，一会儿被拉回来，一会儿又飘远。但我记得她掌心那个温度，记得它停留的时长，大概只有两三秒钟，在我的额头上，无影无踪。像雨滴落入池塘，像风吹过麦田。什么都不留下，但什么都改变了。

手术结束后，我被抬回东厢房的地铺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那一觉睡得很沉，没有梦，没有枪声，没有二虎，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沉沉的世界，没有上下左右，没有前后远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你就是一团悬浮在虚空中的意识，不疼了，不怕了，不累了，什么都不想了。

我是在半夜醒来的。月光从竹篱笆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一条的白线，像牢笼，又像琴键。伤口疼得厉害，整条右腿像被火烧着，那种疼不是尖锐的，是钝的、闷的、无处不在的，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板贴在皮肤里面，你摸不到它，但它就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你活着，但活着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听到旁边有人在翻身，有人在梦中说胡话，有人在小声地哭。我还听到另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有人在用指甲刮玻璃——不，比那个好听，是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我侧过头，循着声音看过去。月光照亮了东厢房的一角，她坐在一张矮凳上，背靠着柱子，膝盖上摊着一个本子，在写着什么。她的侧脸在月光里显得很柔和，跟白天那个在阵地上扒男人裤子、在手术台上递止血钳、用命令语气喊“别动”的军医判若两人。白天她是一把刀，夜里她是一盏灯。

她写了一会儿，停下来，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月亮。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是那种不刺眼的、柔和的、像月光本身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在写什么——家书、日记、还是白天阵亡者的名单。那个本子巴掌大，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她那些文字、那些心事、那些在战地深夜里不为人知的柔软，都被那五个字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我的喉咙忽然哽住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堵在那里，像一块被水泡发了的饼干，糊住了所有的通道。

我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叫什么，不知道她多大，不知道她是哪里人，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只知道她是穿插部队的军医，只知道她救了我的命，只知道她在我额头上按了一下，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早上，她被抽调到了新的作战单位，跟着另一支部队往前线开拔了。走之前，她来东厢房看了一圈我们这些伤员。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停下来，把一板药片放在我枕头旁边。

“消炎的，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她说。

“同志。”我叫住她。

她回过头来看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谢谢，但觉得太轻了。想说你救了我的命，但觉得太重了。想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但觉得太冒昧了。最后我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看着她的眼睛，把那两个字补齐了。

“谢谢。”

她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算一个笑，只是面部肌肉一个极小的位移。然后她转身走了，军装的衣角在门口一闪，就消失在早上的阳光里了。

阳光照在她走过的地上，灰扑扑的泥地上，有一个浅浅的鞋印，旁边是几滴昨天没有来得及擦干净的血迹，不知道是谁的。远处的炮声又响起来了，闷闷的，像远处的雷。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因为腿疼，不是因为想家，不是因为她走了。是因为我忽然明白了一个事情——她不知道我在阵地上装死。她不知道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躲在战友尸体下面的懦夫。她只看到一个受伤的战士，一个需要救治的生命，一个她有责任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人。她的救治跟我的表现无关，跟她对我的判断无关，只跟一件事有关——我身上穿着跟她一样的军装，我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她是个军医。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后来。

后来我伤愈归队，又参加了几次战斗，没有再装过死。不是突然变勇敢了，是突然想通了一件事——装死比死更难受。那种趴在那里等死、听着子弹在头顶飞、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颗正中后脑勺的恐惧，比冲上去跟敌人拼了更让人崩溃。冲上去至少还有个方向，趴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无尽的、像潮水一样拍打过来的、每一波都比上一波更高的绝望。

而且，我不想再欠她一次。我这条命是她从鬼门关拽回来的，我不能再把它糟蹋在任何一次懦弱里。

战后，我复员回了老家。在镇上的农具厂当过车间主任，在县里的物资局开过卡车，后来改革开放了，自己做点小买卖。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后来又有了孙子。日子平平淡淡，一分一秒地过，像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流过了很多弯，穿过很多沟，最终还是汇入了人海茫茫。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她在阵地上扒我裤子的事，没有提过她在我额头上按那一下的事，没有提过我在387高地装死的事。这些事像一块烧红的炭，被我紧紧地攥在掌心里，烫得皮开肉绽，但我不能松手，因为松手它就掉在地上，被人看见了，就不是我的了。

但我每年清明节都去烈士陵园。不是去看她，我不知道她葬在哪里。我去看二虎。

二虎的墓在陵园的第三排，左边第五个。墓碑上写着“陈二虎烈士”，四川人，生于1961年，卒于1979年。十八岁。他娘后来有没有去县城医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年清明，二虎的墓前都会有人放一束花，不是他家里人放的，是从四川寄来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我猜是他弟弟妹妹长大了，替他来看望这个永远十八岁的哥哥。

我蹲在二虎的墓前，把酒倒在地上。白酒渗进泥土里，很快就不见了，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水渍，形状像一个人的侧脸，又不像。

“二虎，哥对不住你。”

这句话我说了四十多年了。每一次都说，每一次都说不够。我知道二虎不会怪我，他那么年轻，那么单纯，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记恨。但我会怪自己。这四十多年来，我每天都在怪自己。那个在阵地上装死的二十三岁的赵德厚，像一个影子，跟在我的身后，我吃饭他在，我走路他在，我抱孙子他在，我老了他在。他哪里都不去，他就是要让我看到，让我记住，我是在哪里跌倒的，我欠了谁的命。

2019年，建国七十周年，县里组织老兵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我报了名，坐高铁去的。北京变化太大了，我找不着北。但我找到了军事博物馆，找到了那面刻着烈士名字的墙。

二虎的名字在上面。陈二虎，三个字，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间，跟别人的字一样大，一样黑，一样沉默。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主人生前爱吃什么、怕不怕黑、有没有谈过恋爱、死的时候在想什么。但它刻在那里了，它就不会被忘记。有人来看它，它就是一个人；没人来看它，它就是一堵墙上的三个字。

我站在那面墙前面，伸手去摸那个名字。手指触到花岗岩的瞬间，是凉的。秋天，石头当然是凉的。但我把它捂在掌心里，捂了很久，久到旁边的老战友以为我在看自己的名字。我含糊地“嗯”了一声，没有解释。我怎么能告诉他，我在摸一个叫陈二虎的十八岁孩子的名字，这个孩子曾经用他的身体盖住了我，替我挡住了子弹，替我去死了。我怎么能告诉他，我的命是这个孩子和另一个女人给的。一个给了我一堵墙，一个给了我一扇门。我躲在墙后面，从门里走了出来。

那一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寻人帖子。有人找一位一九七九年在中越边境作战的女军医，说她姓什么、大概多大、在哪个部队。不是找她的，是找的别人，但底下有人回复，说那位女军医后来转业到了某市某医院，已经退休了。

我看到了那个名字。

林晚棠。

我把这个名字盯了很久，久到它在我的视网膜上烙下了印。闭上眼睛，它还在，三个字，像三颗星星挂在我黑沉沉的眼皮后面。我拿起手机，把那个帖子截了图，存进了相册，加了一个密码锁。

我一次都没有拨过那个电话。

不是不想，是不敢。我不知道我在不敢什么。是怕她已经不在了吗？是怕她根本不记得我了吗？是怕她万一记得我、问起当年我是怎么受伤的，我该如何回答她？我说“我装死，子弹擦破了大腿”？我说“我是一个逃兵，是你从死人堆里把我捡回来的”？我说“你救了一个不值得救的人，那个人骗了你四十年”？

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我把那个名字藏在手机相册里，藏在加了密码的截图里，藏在“林晚棠”这三个字里。它是我这辈子最重的一个秘密，重到我走路的时候都压得肩膀疼，重到我老了下楼梯要扶着扶手，重到我孙子问我“爷爷你为什么总是叹气”的时候，我张了张嘴，说“老了，腿疼”。

腿确实疼。每到阴天下雨，右大腿外侧那个伤疤就隐隐作痛，像有人在里面放了一根针，针尖朝外，慢慢地扎。那个疼不剧烈，但很固执，像某种不肯妥协的提醒——你这条腿差点没了，你这个人差点没了，你这条命是人家的，你欠着。

我欠着二虎一条命。我欠着林晚棠一条命。

二虎的命我还不了，我只能每年清明去他墓前倒一杯酒，说一声“哥对不住你”。林晚棠的命，我还得了吗？我怎么还？我活了六十多年，娶妻生子，挣钱养家，含饴弄孙，这一辈子看起来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只有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偷来的，是从二虎的尸体下面偷来的，是从林晚棠的止血钳下面偷来的。

去年冬天，我感冒住院。

县医院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有暖气，有独立卫生间，床单是白色的，干干净净。我靠在病床上，右手背上扎着留置针，凉飕飕的，透明的管子从手背连到吊瓶架上，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坠。女儿从省城赶回来照顾我，给我削苹果，削完了切成小块，插上牙签，放在床头柜上。

“爸，你当年打仗的时候，受过伤没有？”她问我。

她不知道我的大腿上有疤。我没让她看过。我洗澡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我穿长裤从来不穿短裤，我从不在他们面前光着腿。那道疤像一个犯罪现场，被我藏了四十多年，藏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

我说没有。

女儿说：“你们都了不起，上过战场的都了不起。”

我没有接话。

窗外下雪了。县城的雪不大，细细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很高的地方撒盐。雪花落在窗玻璃上，立刻就化了，变成一道细细的水痕，蜿蜿蜒蜒地流下去。

我忽然想起了那一年的南疆。没有雪，只有雾，大雾，大到三五米就看不见人。大雾里有人在冲锋，有人在高喊，有人在中弹，有人在倒下。大雾里有一个年轻的班长，趴在地上，身上盖着战友的尸体，闭着眼睛装死。

大雾散了以后，他被人从死人堆里翻了出来。

一个女军医扒开他的裤子，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这人还有救。”

他确实有救。他被人从地狱的门口拉了回来，重新活了一次。他活了几十年，活成了一个普通的父亲、普通的丈夫、普通的退休老头。他把那道疤藏在裤腿里，把那个名字藏在手机里，把那件事藏在心里。

藏了一辈子。

雪停了。窗外的灯光把雪地映成了橘黄色。女儿削好的苹果在床头柜上放了一下午，氧化了，变成了褐色。我没有吃，拿起那块苹果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苹果已经蔫了，不好看了，但它的核还在里面，那几颗黑色的籽，如果种下去，也许能长出一棵苹果树来。但没有人种它，它就这样被扔掉了。

我的眼泪忽然涌了上来。不是无声地流，是那种忽然之间、毫无预兆地、像有人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地涌出来。女儿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哪里疼。我说没有，就是想起了一个老战友，想他了。

我没有撒谎。我确实想起了二虎。

我也想起了她。那个不知道还活不活着、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不知道有没有看穿我当年底细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林晚棠。棠是海棠的棠。海棠花，春天开，粉白色的，花瓣薄得像纸，风一吹就落了。

我欠海棠一条命。

我欠二虎一条命。

我欠自己一条命。

腿又疼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