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前言
2007年,手术室的灯亮着。
六个小时之后,一个女人从麻醉里挣扎出来,第一件事不是问手术成没成功,而是摸自己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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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声带还在不在。
这个细节,比任何励志口号都要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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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之前,她已经上过一次手术台
很多人认识朱迅,是从春晚开始的。
笑容灿烂,声音亲切,站在那个全国最大的舞台上,她看起来像一个什么苦都没吃过的人。
但事实是,在她第一次站上春晚之前,她已经独自上过手术台,在异国他乡,用一个17岁女孩能扛住的最大限度,撑过了那段没有人知道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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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1973年。
朱迅出生在北京,父亲是新华社驻外记者,母亲是名校毕业生。
这个家庭的起点,放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相当好的条件。
但"好条件"这三个字,并没有给朱迅带来想象中的温暖。
父母长期在外工作,她从小被姥姥带大。
但朱迅没有用这种钝痛把自己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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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往相反的方向走。
14岁,她出现在央视《我们这一代》节目里,当了主持人。
15岁,导演田壮壮一眼看上她,把她选进了电影《摇滚青年》。
影片上映之后票房大卖,片约纷至沓来,电影学院也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放在今天,这叫"顶流"。
但朱迅没有接。
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跑去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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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说起来有点心酸:父母在日本工作,她想离他们近一点。
然而到了东京,父母的第一句话是:"学校开学之后,你就出去住。学费给你交一学期,生活费给你一个月,之后的事情自己想办法。"
就这样,一个刚刚在国内小有名气的女孩,背着行李出门,从零开始。
没有助理,没有粉丝,没有人认识她。
为了凑学费和生活费,她做过各种活。
最狠的一段,是清洗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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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那种空间里,消毒水的气味能把人熏到干呕。
她后来回忆说,最苦的时候,连腰都直不起来。
这段经历,她没有拿来炫耀,更没有拿来换取同情。
她只是扛着,继续往前走。
然后,身体先撑不住了。
血管瘤。
那不是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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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正在异国他乡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的17岁女孩来说,那个从体检报告里蹦出来的诊断结果,已经足够让人崩溃。
更糟的是,第一次手术条件有限,没切干净。
她不得不在伤口还没愈合的情况下,再次躺上手术台。
两次,一个人,在日本。
手术前后,没有家人陪伴,没有人帮她签同意书,也没有人等在走廊里替她担心。
但她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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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没有就此打道回府。
她继续留在日本,继续打工,继续读书。
那几年,她先后主持了《中国语讲座》《亚洲歌坛》《亚洲观》等节目,成了日本电视台里少有的、拥有固定栏目的中国大陆主持人。
朋友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朱大胆"。
这个外号不是别人封的,是她自己用一刀一刀的胆气磨出来的。
就在日本的事业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她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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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病了。
朱迅没有多想,打包行李,买机票,回国。
六年打下来的事业,就这样放下了。
回到北京,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找工作。
恰好央视在招主持人,她去考。
但问题来了——在日本待了六年,她的普通话出了问题。
央视的考官直接说:话都说不利索,怎么当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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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放在今天,叫做"否定性反馈"。
放在朱迅那里,叫做"需要解决的问题"。
她把自己关进房间,天天对着《新闻联播》练发音,嘴里含着石头读报纸,练到嗓子冒烟。
1999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央视《正大综艺》。
但第一名也没有直接让她站到台前。
发音不过关,她先做幕后,打电话、联络嘉宾、给主持人写串词。
镜头很远,舞台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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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在等。
等到可以出镜的那一天,她抢着去做最苦最累的外景节目——爬雪山,缺氧到嘴唇发紫;下矿井,满脸煤灰只剩牙是白的。
她后来创下过一天录17场节目的纪录。
从清晨到深夜,换一个演播厅,就是换一个战场。
妆花了补,嗓子哑了含润喉糖。
"朱大胆","朱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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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外号,是她用命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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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她把手术通知书放进了抽屉,然后走上台
2007年,朱迅34岁。
这一年,她正处于事业最上升的阶段。
主持棒撑得住,节目接得过来,舞台越来越大,名字越来越响。
然后,她去做了一次例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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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来,报告上的字只有几个:甲状腺乳头状癌。
她盯着那张报告,大概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不是普通的病。
更要命的是,肿瘤的位置,就贴着声带。
这对于一个靠声音吃饭的主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两条路摆在眼前,哪条都不是好走的——
做手术:刀口一旦伤及声带神经,这辈子的声音可能就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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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手术:肿瘤继续长大,同样会压迫声带,照样可能失声,只不过时间问题。
换作普通人,光是在这两个选项之间反复琢磨,就够崩溃好几个月了。
朱迅没有在两个选项之间徘徊太久。
但她没有马上去手术。
她做了一件让很多人至今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她把住院手续办好了,然后揣着口袋,继续回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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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几天,她还在台上,和董卿搭档,主持第六届CCTV电视小品大赛。
谈笑风生,配合默契,台下的观众完全看不出来,站在台上的这个人,肿瘤就长在声带边上,手术通知书就放在包里。
手术前一天,节目录制还没结束,导演劝她回去休息。
她指着自己的喉咙,微笑着说:这里长了颗星星,明天摘掉就好。
然后继续录。
录完,才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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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去的。
没有告诉圈里的朋友,没有让家人陪着。
住院手续是她自己办的,手术同意书是她一个人签的。
病房里其他床的患者都有人守着,只有她的床头,空着。
朱迅后来在采访里谈过这段,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
但那个细节里藏着的东西,能让人沉默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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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开始了。
六个小时。
切除了她三分之二的甲状腺。
麻醉慢慢退去,意识一点一点回来,她睁开眼,做的第一件事——
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摸了摸。
然后开口,问旁边的人:声带还在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这个在镜头前二十多年永远端庄的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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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她喉咙剧痛,几乎发不出声音。
她用尽全力,对着守在门口等待的丈夫王志,挤出两个气声:"播……音……"
就这两个字。
不是"我没事",不是"谢谢你来",是"播音"。
这两个字说明了她脑子里此刻最重的事情是什么。
手术之后,按理应该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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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术后15天,绑着隐形绷带回到了工作岗位。
不是炫耀,也不是逞强。
是她觉得,台上等着她。
接下来那几年,是真正难熬的时候。
抗癌不是做一次手术就结束的。
朱迅先后经历了7次手术,外加多次放化疗。
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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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困难。
副作用一个接一个。
化疗掉头发的时候,她戴假发上台。
吞咽困难的时候,她一口一口地喝粥把自己撑着。
她在自传《阿迅》里写过一句话:"以病为师,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不是鸡汤。
这是一个被反复折磨的人,最终跟自己达成的和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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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有一个数据,是理解朱迅能走到今天的底层逻辑:
早期分化型甲状腺癌的20年生存率能达到90%以上。
这个数字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公开资料。
甲状腺乳头状癌在甲状腺癌里属于低度恶性,大多数患者只要发现得早、治疗规范,预后相当乐观。
但"发现得早"这四个字,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需要定期体检、需要对身体信号保持警觉,需要在还不是大问题的时候就把它处理掉。
朱迅2007年能从手术里走出来,运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时机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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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手术之后不到两年,朱迅第一次站上了春晚的舞台。
那个笑容,那个声音,完整地回来了。
台下没有人知道,那条脖子上,有一道疤,被精心遮住,藏在衣领和灯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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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送走了父亲,然后送走了母亲,然后开始重新想"怎么死"这件事
朱迅的父亲,是一个比朱迅更能扛的人。
结直肠癌,胃癌,心脏搭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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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可能只需要一件,就已经把人压垮了。
朱迅的父亲,一件一件地扛过去,从鬼门关里走回来,不止一次。
但2010年,他彻底倒下了。
临终前,老人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想回家看看。
就这一个要求。
不是去旅行,不是完成什么宏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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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想回到熟悉的地方,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看那个他生活了很多年的家。
但医生说,病情太重,转移风险太高,不建议出院。
朱迅站在父亲床边,违心拒绝了这个请求。
三天之后,父亲在医院去世。
那个"回家看看",就这样永远地欠着了。
这件事后来成了朱迅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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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当时的决定是错的——从医疗角度看,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
但站在一个临终老人的角度想,他要的也许根本不是多活几天,他只是想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安静地离开。
这两件事之间的差距,叫做"遗憾"。
这种遗憾没有对错,但它逼着朱迅去想一个很多中国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生命走到最后那一段,到底该怎么走?
父亲走了之后,她没有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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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在变化。
她开始主持《非常6+1》《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节目越做越多,奖项越拿越重——金话筒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主持人,两次登顶行业顶级荣誉。
但在舞台背后,她开始种花,开始画画,开始拿出更多时间陪家人。
丈夫王志和她定了一个规矩:每周有一天,全家交出手机,不联网,不工作。
就这一天,她后来说,是一周里最踏实的一天。
2018年,她出了一本自传,叫《阿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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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生命终将结束,何妨不大胆一点。"
那是她17岁第一次上手术台之后的感悟。
从那以后,她给自己定了一个逻辑:17岁以后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赚来的时间,当然要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书里还有一段话,是她回应外界持续传播的"癌症复发"谣言的:"我活不到九十岁,都对不起那些造谣的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带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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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才有的那种——不是不在乎,而是真的看透了。
2023年,朱迅的母亲因病离世。
父母先后走了。
她没有在公开场合大篇幅倾诉这段悲伤,但这段经历在她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她开始更频繁地公开谈论一件事:癌症不是绝症,但死亡也不是禁忌。
她开始直接说"生命终点"这四个字,而不是绕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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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公共语境来说,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姿态。
我们的文化里,谈"死"不吉利,很多人到了临终阶段,仍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真正的意愿。
朱迅父亲那个"想回家"的请求,在中国每年不知道要重演多少次。
但缓和医疗(临终关怀)这个领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2024年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专门围绕肿瘤缓和医疗进行了研讨,"好好地走"和"好好地活",被第一次并列放在同一个政策讨论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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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在这件事上,没有做什么宏大的发言。
她只是用自己父亲的故事,静静地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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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52岁,三周跑了三场马拉松,还刷了个人最好成绩
2026年,3月15日,四川眉山仁寿。
赛道上,一个52岁的女人跨过了半程马拉松的终点线。
脖子上有一道疤,被运动服的领口刚好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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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迅2026年跑的第一场马拉松。
她在赛后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写的是一个细节:跑过3公里处的时候,路边有个约莫10岁的小女孩,倾尽全力喊了一声"加油"。
她说那一声喊,让她刻骨铭心。
然后写了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护住自己内心为你声嘶力竭加油的那个'小孩儿'。"
没有励志口号,没有鸡汤套路。
就是一个跑完21公里的女人,在终点线边上说了一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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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武汉。
仁寿赛完仅仅一周,朱迅出现在了武汉马拉松的赛道上。
那天武汉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整条赛道像是泡在粉色里的。
上午10点10分,她冲线。
第二场,完赛。
赛前一晚,她已经出现在领取参赛物资的现场,被人认出来的时候,没有架子,停下来,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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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跑马拉松?
她说:我不是很厉害了才开始的,我是开始了才慢慢可以变厉害。
这句话后来在跑步圈子里传开了。
不是因为它有多深刻,而是因为它太真实。
3月29日,石家庄。
这是三周里的第三场。
从仁寿到武汉到石家庄,连续三周,三场半程马拉松,不是练习跑,是正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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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已经打了7次手术、做过多次放化疗的52岁女性来说,这个密度,放在跑步圈子里拿出来说,都是让人停下脚步的数字。
石家庄马拉松这条赛道,在圈内有个名字——"北方第一快马"。
赛道宽、平、直,折返少,起伏小。
这是个PB赛道,也就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好地方。
那天,朱迅跑完全程,计时器上的数字定格在——
2小时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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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个人半马最好成绩,就在这条赛道上,被自己刷新了。
冲线的瞬间,她激动得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
三周三场,体力已经明显不够用了,但她还能在最后这一场跑出最好的成绩。
这件事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这场比赛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人——
埃鲁德·基普乔格。
两届奥运马拉松金牌得主,人类马拉松"破2"第一人,全球跑者心目中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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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邀以特邀嘉宾身份出现在这场比赛的起跑仪式上。
朱迅提前三天就到了石家庄,全程陪同基普乔格和运动医学专家励建安院士,参加早餐跑、跑者交流等一系列活动。
比赛当天,基普乔格站在赛道边的助威台上,用中文喊出了"加油",瞬间炸场,整条赛道都沸腾了。
朱迅后来写:"基普乔格是马拉松界的传奇,能和他同框、交流,真的太荣幸了。"
但我觉得荣幸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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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历了7次手术、带着颈部手术疤痕的52岁女性,三周跑三场半马还刷了PB,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赛场,都不是普通选手。
跑步这件事对朱迅来说,起点并不是爱好,是医嘱。
她确诊之后的康复阶段,医生建议她开始尝试运动。
跑步,成了她的康复训练项目之一。
从300米,到1公里,到3公里,到10公里,到半马。
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的速成版,是用了16年一步一步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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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她在山东临朐的半程马拉松跑出了2小时11分54秒,比此前的成绩又提高了将近3分钟。
同年11月,她还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挑战了四姑娘山大峰。
坡度达到60度的"绝望坡",她和团队花了4个小时,在日出时分登顶。
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是山顶的第一缕阳光,以及她眼角的泪。
2026年,她连续三周三场马拉松之后,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
4月17日,北京,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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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以宣传大使的身份亮相,台下坐着肿瘤领域的医疗工作者和患者代表。
她没有用任何悲情叙事开场。
没有"苦难使我成长",没有"感谢命运的磨砺"。
她直接说了一句大意是:"我是早防早筛早治最真实的案例。"
然后她分享了她这20年里最重要的两个生活习惯:
第一,坚持七分饱。
第二,不吃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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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像大妈的日常提醒,但背后是有医学证据的。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把"超过65℃的热饮"列为2A类致癌物。
持续的高温刺激会反复损伤食道黏膜,长期下来,癌变风险显著上升。
中国人太习惯"趁热吃"了。
这个习惯,很多人从来没想过要改,朱迅在宣传周的台上,只用了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风险说清楚了。
她还呼吁大家重视定期体检:甲状腺超声、胃肠镜,有家族病史的人,要更早、更频繁地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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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从一个用自己的身体证明过这件事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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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故事,和一个国家的方向
2026年,就在朱迅出席宣传周的前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
15条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防癌建议。
其中包括:保持健康体重、规律运动、减少高温食物摄入、定期筛查……
这些建议和朱迅在台上说的那些话,几乎一条一条地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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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守则是守则,数据是数据,最终能让普通人真正改变行为习惯的,往往不是文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朱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不是专家,不是医生,她是一个确确实实在死亡边缘走过的人,走回来了,然后站在台上,把走回来的路,一段一段地说给你听。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个体的故事,这是一个方向。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不低于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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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听起来不高,但这个数字背后是整个国家在医疗资源、早筛覆盖率、药物可及性上的系统性提升。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的是以万为单位的生命。
朱迅的故事,就嵌在这个大框架里。
她2007年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能活到2026年,还在台上讲这段经历,靠的不是运气,是"早发现"这三个字,加上后续规范的治疗,加上20年持续的自我管理。
这件事,用任何一组数据来证明,都不如她这个人站在那里说一句话更有力量。
但朱迅的故事里,有一块是政策覆盖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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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她父亲临终前"想回家"的那个请求。
这件事不是医疗事故,也不是谁的错误。
但它触碰到了一个在中国还没有被完整讨论的命题:临终阶段,患者的意愿该怎么被尊重?
缓和医疗,也叫临终关怀,讲的就是这件事。
它不是放弃治疗,而是在治疗已经无法改变结局的时候,把注意力从"延长生命"转移到"减少痛苦"和"尊重意愿"上。
2024年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专门研讨了肿瘤缓和医疗这个议题,说明这个领域正在进入政策视野,但距离真正普及,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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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父亲的那个遗憾,在中国每一天都在重演,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病床前。
不是因为医生不好,不是因为家人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一套让人能够好好说出"我想怎么离开"的机制。
这件事值得被更多人认真想一想。
还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
2026年春晚,朱迅在安徽合肥分会场担任主持人,没有出现在北京主会场。
有人替她鸣不平,觉得以她的资历,不该只是分会场。
但换个角度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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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抗癌20年、脖子上有手术疤痕的52岁女性,在除夕夜的舞台上站着,把这一年的最后一个节目主持完,然后笑着跟观众说晚安。
主会场还是分会场,在这件事面前,真的没那么重要。
跑道和舞台,是同一件事
朱迅在某次采访里说过一段话,说的是马拉松教给她的东西。
大意是:最艰难的时候咬牙,就像穿过一场风暴,你才能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强大。
这话不煽情,甚至有点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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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历过的人一定懂——跑到后半程双腿发麻、呼吸困难的时候,你跟自己的对话方式,和躺在病床上面对未知的时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还能不能再撑一步?
朱迅的回答,在过去20年里是一致的:能。
不是因为她不怕,而是因为她把"怕"和"停下来"这件事拆开了。
怕可以,但不停。
继续往前走,哪怕慢,哪怕疼,哪怕脖子上留着疤,哪怕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复查,看那组数据有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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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说的"面对"。
面对不等于不害怕,面对是明知道终点在那里,依然把路上的每一步走得踏实。
定期体检是面对,坚持运动是面对,把嘴边的热茶放凉了再喝,也是面对。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平平无奇,小到不值一提。
但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最负责任的态度。
从17岁独自在日本的手术台上扛过血管瘤,到52岁在马拉松赛道上跑出个人最好成绩;从2007年确诊癌症,到2026年站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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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的故事不是一个"战胜病魔"的爽文脚本。
她没有战胜命运。
她只是没被命运打趴下。
这两件事,听起来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同。
战胜,是彻底赢了,从此高枕无忧。
朱迅没有赢,她只是一直在跑,一直在撑,一直在那条赛道上,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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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值得借鉴的活法——不需要多伟大,只需要在每一个想放弃的瞬间,再多撑一口气。
就一口气。
然后,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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