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一家五口突然消失，15年后我爸喝醉告诉我：咱家地窖下挖五米

舅舅一家五口突然消失，15年后我爸喝醉告诉我：咱家地窖下挖五米

我舅舅叫宋德厚，是我妈唯一的弟弟。

说“叫”这个字，是因为从十五年前那个秋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被人叫过这个名字了。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我舅妈、大表姐、二表哥，以及刚满四岁的小表弟。五口人，一夜之间，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一样，从这个世界上干干净净地抹掉了。

那年我十岁，上小学三年级。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我妈在厨房包饺子，羊肉大葱馅的，因为我舅和我爸都爱吃。饺子包了三盖帘，白生生地摆在案板上，我妈还特意多剁了一碗蒜泥，因为我舅吃饺子必须配蒜泥，不配就跟你急。我爸把那瓶存了好几年的汾酒从柜子最里面翻出来，拿抹布擦了擦瓶身上的灰，放在桌子正中间。

饺子煮好了，酒倒上了，人没来。

我妈等了一个小时，又等了一个小时。饺子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来回热了三次，皮都煮破了。她让我爸去舅舅家看看，我爸披了件外套就出了门。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爸回来了，脸色不太对，站在门口没进屋，在门垫上蹭了好几下鞋底的泥。

“不在家。”他说。

“不在家？”我妈把第四锅饺子捞出来，锅里的水冒着白汽糊了她一脸，“是不是去镇上了？”

“不像。”我爸低着头换鞋，“院子里黑灯瞎火的，门锁着，喊了半天没人应。问了隔壁马婶，说昨儿晚上就没见着人。”

我妈笑了，说可能一家子临时出门走亲戚了，乡下人串门子不稀罕，说不定明儿就回来了。她把饺子倒进垃圾桶，盖上了盖子。

明天没回来。后天也没回来。

一直到第五天，我妈终于慌神了。她给舅舅厂里打电话——舅舅在镇上砖瓦厂当会计——厂里说宋德厚三天没来上班了，也没请假，电话打不通。我妈报了警，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在舅舅家院子转了一圈，趴在窗户上往里看了看，说家里没有打斗痕迹，东西也整整齐齐的，不像出什么事。又问有没有债务纠纷、感情纠纷，我妈说没有，我舅老实人，不欠人钱，也不跟人红脸。

民警做了个笔录就走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可能自己走的，过段时间就回来了。”

这句话像一根钉子，扎在我妈心里一扎就是十五年。

头两年，我妈隔三差五就去舅舅家那院子看看。门锁换了，她进不去，就趴在门缝往里瞅。院子里的月季没人浇，旱死了；墙根的鸡笼还在，但里面没有鸡了，积了半笼子雨水，绿汪汪的，长了一层蚊子；厨房窗户上糊的报纸破了一个洞，从那个洞看进去，灶台上还摆着一碗发了霉的剩饭，灰绿色的霉斑像一朵朵诡异的花。

我妈看着那碗剩饭，在门外站了很久，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了。

那以后她就不怎么去了。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一碗没人收的剩饭，比任何遗书都更让人心碎。它说明那个离开的人压根没想过要离开——他是打算回来的，饭都没倒，门都没锁，也许只是出门办个事，办完就回来，把那碗饭热一热继续吃。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舅舅在外面欠了赌债，跑路了；有的说舅妈跟人私奔了，舅舅带着孩子去追了；还有的说碰上人贩子了，一家五口被拐走了。这些说法我妈听了都不吭声，像一堵墙，把什么都挡在外头。但我见过她半夜起来，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月亮，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不哭，不动，就仰着脸，像个等雨停的人。

我问我爸，舅舅到底去哪儿了。

我爸说，不知道。

他每次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声音都会微微顿一下。不是那种自然的停顿，是那种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的停顿。十岁的我听不出来，二十岁的我回忆起来，才觉得那个停顿里藏着什么东西，像石头缝里夹着一根针，不仔细找根本看不见。

十五年后，那根针终于扎出来了。

那年我二十五岁，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过年回老家，除夕夜陪我爸喝酒。我妈炒了一桌子菜，春晚在电视里热热闹闹地响着，窗外时不时炸开一朵烟花，火光照得窗户一亮一亮的。我妈吃到一半先去睡了，剩我和我爸两个人坐在桌前，一碟花生米、一盘猪头肉、一瓶老白干，面对面地喝着。

我爸那晚喝得有点多。他平时不怎么喝酒，血压高，我妈管得严。但那天是大年三十，我妈破例让他多喝了两杯。两杯下肚，他的话匣子就开了，从村里谁家生了二胎讲到谁家盖了新楼，又从盖楼讲到当年他盖我们家这房子的时候，地基挖了多深。

“两米。”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挖了两米，全是石头，镐头都刨卷刃了。”

“地基够深了，咱家房子结实。”

“地基是结实的，”我爸又倒了一杯，酒液在杯口晃了晃，溢出来一点，“但你知道不，咱家地窖下面，还能往下挖。”

“地窖下面？”我夹了一粒花生米。

“对，再挖五米。”他把那杯酒一口闷了，杯子墩在桌上，发出不大不小的一声响，“五米，就到头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因为喝多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窗外的烟花炸开，他的脸在那一瞬间被照亮，我看见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激动，是一种憋了太久终于憋不住了、但又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神情，像个小孩子怕黑又不敢叫人，只能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暗里唯一的那盏灯。

“爸，你喝多了。”我把酒瓶拿过来，想给他再倒一杯，实际上是不想让他再说下去。

他没让我倒酒。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五个指头像铁箍一样扣在我腕子上，掐得我骨头生疼。

“你舅舅一家子，”他一字一顿地说，“就在那底下。”

那晚的酒瓶子倒了，酒液流了一桌，顺着桌沿滴在地上，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哭。我爸说完那句话后，趴在了桌上，打起了呼噜。我推了他两下，他没醒。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对面是我爸的花白头发和压在胳膊底下的半张脸，桌子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吃剩的饭菜。电视里李谷一正在唱《难忘今宵》，烟花一茬接一茬地炸，把整个夜空炸成了白昼。我坐在那片白光里，浑身上下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从头皮凉到脚底板。

地窖下面，再挖五米。

舅舅一家五口。

我用了整个初三来想这件事。大年初一初二走亲戚，我跟着我妈去了几家，笑得跟没事人一样，磕头拜年收红包。初三那天，我跟我爸说我要去地窖里拿几棵白菜。

我爸正在院子里劈柴，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斧头悬在半空中，然后又落了下去，劈开一根木柴，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嗯。”他说。就一个字。

地窖在院子西南角，盖着一块厚水泥板，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搬开石头，掀开水泥板，一股潮湿的、混着泥土和烂白菜叶子的气味扑面而来。我顺着木梯子爬下去，地窖不大，七八个平方，靠墙码着一排大白菜，旁边堆着几袋土豆和红薯，角落里放着几坛子腌酸菜。头顶上那盏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照得整个地窖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保险柜。

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水泥地，干干的，凉凉的，很结实。不像挖过又填上的样子。

我用手掌拍了几下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不是空心砖的那种空响，也不是实心岩石那种死板，而是一种——我说不上来——一种很厚实、很密的响，像是隔着什么东西在传递。

我又拍了拍，这次用了点力气，地面在我的手掌下纹丝不动。我想起我爸说的“再挖五米”，也就是说，地窖的水泥地面往下五米，才到“头”。那现在的这层水泥底下是什么？如果是填土，前面十四年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舅舅一家五口如果真的埋在底下，这十五年来，我妈在地窖里拿过多少次白菜、取过多少次土豆，她会不会踩在上面的时候，觉得脚底下的地面比别处更凉一些？

我从地窖里爬上来的时候，我爸已经不在院子里了。斧头插在木墩上，劈好的木柴码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有一堆没劈的，还带着湿气的松木。

我站在院子里想了很久，最终决定不挖。

不是因为我不好奇，而是因为我怕。我怕挖下去真的挖出什么来，挖出十五年前那个秋天的真相，挖出我妈这十五年来每个失眠的夜晚都在猜测的那个答案，挖出我爸藏了半辈子的那个秘密。我更怕的是，挖出来的东西会把我现在拥有的这个家——这个不完整但至少还在运转的家——彻底撕碎。

但答案不是你不去找它，它就会自己消失的。

初三晚上，我妈睡下之后，我端着两杯茶走进我爸的卧室。他靠在床头看手机，见我进来，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接过茶杯，没有看我。我在床边坐下来，喝了一口茶，烫得舌头发麻。

“爸，十五年了。”我说。

他没接话。

“舅舅一家五口，”我把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能听见，“到底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干的？”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也许是因为“地窖下面埋着五口人”这个信息在我的认知里只有一种解释——杀人、埋尸、隐瞒。我爸如果真的是那种人，那我这二十五年的人生算什么？一个罪犯的儿子？一个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人？

我爸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

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愧疚，不是愤怒，是一种很复杂的、像是心疼又像是松了一口气的东西，像一个背着石头走了很远很远的人，终于有人问他“你要不要放下来歇一会儿”，他不敢放，怕一放就再也背不起来了，但他实在太累了。

“你觉得呢？”他反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声音在发抖，“我要是知道就不会来问你了。”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吹得哗哗响，像是有人在咳嗽。暖和和的房间里，我爸的手指捏着玻璃杯壁，指腹被热茶烫得发红，他好像感觉不到疼似的，就那么捏着。

“我在你心里，”他慢慢地说，“就是这种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不是因为他这句话，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东西——一种被最亲近的人怀疑之后的心碎。那种心碎太真实了，真实到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几乎是求他了。

我爸放下茶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串钥匙，翻出最小的一把，递给我。

“明天白天，”他说，“你拿这把钥匙，去镇上信用社，开409号柜。你舅舅走之前存的东西，他说等他儿子满十八了交给他。他儿子现在已经十九了，可我们谁也找不着他。你是他外甥，你替他拿，应该也说得过去。”

“信用社？保险柜？”

“看完你就知道了。”我爸闭上眼睛，捏了捏鼻梁，“那个柜子我替你续了十四年租了，今年再不取，我怕是续不动了。”

大年初四，信用社刚开门我就去了。409号柜在最后一排，最下面一层。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柜门，里面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薄薄的，轻飘飘的，像什么都没有装。

信封上写着六个字：“沈建国亲启。”

沈建国是我爸。

我没有拆。我把信封揣进怀里，骑了一个小时的电动车回了村。我爸在院子里劈柴，我走进院子，把信封递给他。他看了信封上的字，手抖了一下，拿过灶台上的菜刀，把封口裁开。

里面只有一张纸，是舅舅写的亲笔信。我爸把那张纸递给我的时候，手还是抖的，但他没看信上的内容——他早就看过了。

信的字迹很潦草，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也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湿过。

“姐、姐夫：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带着家人在很远的地方了，远到你们找不到我，我自己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不是我不想回去，是我不能回去。

我在砖瓦厂做了十二年的账，前年新来了个厂长，让我做假账。他说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上面查不到的。我开始做了，一笔两笔的，后来发现不是假账那么简单，他在用厂子洗钱。那些账目如果被查到，不是罚款的事，是要坐牢的事。

我手里有他的证据。

他不知道我有证据，但他知道我知道他的事。年初他让人给我带了话，说要么跟他干，要么全家出事。我不敢赌，我不能拿你嫂子和三个孩子的命去赌。

所以我跑了。

厂里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了，那碗饭还在灶台上，姐你如果去看过，替我收了吧。烂在那里我看着心里难受。

姐夫帮我租了那个保险柜，把证据和这封信放在里面。他说万一将来有一天我回不来了，至少你能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告而别。姐夫让我告诉你，我在那边安顿下来就联系你，但这几年他也没收到过我的消息。我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那个电话打不通了，他大概也联系不上我了。

姐，我对不起你。爸妈走得早，你把我拉扯大，我连句再见都没来得及说。

别找我，别等我。如果有一天我混出个人样了，我自己会回来的。

弟 德厚

2009年8月”

信的最后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写到那里的时候终于绷不住了。

我把信放在膝盖上，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眼泪把信纸洇湿了一小块。我爸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擦了擦脸，又擦擦信纸，擦不干净。

“那地窖下面五米，到底有什么？”我问。

我爸把烟叼在嘴里，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被冬天的寒风吹散了。

“什么都没有。”他说。

“那你为什么那么说？”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掐灭了。

“我想告诉你，你舅舅一家子像埋在地底下一样，挖都挖不出来了。不是死了，是找不到了。”

他又点了一根烟。

“我喝多了，说了一句混账话。可你知道不，这十五年，我有时候真觉得他们就埋在咱家地窖底下。那种感觉太真了，真到我半夜想起来都睡不着。一个人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像从这个世界上被抹掉了一样，连张寻人启事都不敢贴。那种感觉跟死有什么区别？”

他猛吸了一口烟，咳嗽了两声，咳得脸都红了。

“我没保护好你舅舅，我是他姐夫，我没能把他留下。”

风把那根烟的烟灰吹散了，散在白茫茫的院子里，像一捧没有人认领的骨灰。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封信，信纸上的字迹已经被我的眼泪和汗渍弄得有些模糊了。

但我清晰地记住了最后那句话。

“如果有一天我混出个人样了，我自己会回来的。”

初七那天我回了省城，走之前把那封信拍了下来，存进手机里，又把我爸续了十五年租金的那个信封贴身收好。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那家砖瓦厂的消息，厂长换了三任，最初那个据说后来因为别的案子进去了。我一层一层地查，像是剥一棵烂掉的白菜，剥掉一层，烂的，再剥一层，还是烂的。剥到最后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只剩下一股子挥之不去的腐味。

但我不会停止找他们。五口人，不是五粒灰尘。他们是我的舅舅、舅妈、大表姐、二表哥和小表弟。大表姐今年该三十了，也许已经嫁了人；二表哥二十八，也许在外面打工，也许自己当了老板；小表弟十九了，舅舅临走前给他在信用社存了东西，说等他满十八了就给他。

我已经迟了一年。

我没有再问我爸关于地窖的事，他也没有再提。但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那个地窖里坐一会儿。白菜越来越少，土豆和红薯也在换季，但那个空间没有变，水泥地面还是凉凉的，头顶那盏白炽灯还是发着昏黄的光。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能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不是烂白菜，不是泥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干燥的、像旧书页一样的气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错觉，也不知道那下面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但我知道，舅舅说过他会回来的。

在那之前，我会替他守着这个地窖。守着这十五年来没有人碰过的那个地方。

不会再往下了，五米太深。

我在上面等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