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禁忌：嫂子与小叔子的不伦之恋（一）

那年我十八岁，嫁到了鲁西南平原上的张寨。

说是嫁，其实跟被卖差不多。爹娘收了张家三头猪、两袋麦子、一辆洋车子，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秋天刚打完场的时候，坐着一辆牛车过了门。婆婆周桂兰站在院门口，两手抄在袖子里，看了我一眼，偏头对旁边帮忙的二婶子说：“瘦是瘦了点，屁股倒是不小，能生。”

我的男人张德厚，大号叫德厚，可村里人都喊他“二哑巴”。不是真哑巴，是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那年他二十四，比我大整整六岁，矮墩墩的，脖子上的泥垢跟车轴似的，层层叠叠黑得发亮。

鲁西南平原上的女人不值钱，我知道，可没人告诉我嫁人以后的日子该怎么熬。蛐蛐在墙根底下叫，窗外头是老槐树的影子，月亮爬到房梁上头，明晃晃的，有些惨白。

张德厚上面有个哥哥叫德义，娶了媳妇赵玲，下面还有个弟弟叫德顺。对，张德顺，那年十九，跟我在公社的中学里念过同一年的书，虽然我只读了那一年。他不念了以后，跟着队上的拖拉机手学了一阵子，后来又去河套那边的砖窑拉砖，能挣几个活钱，在张家能说上几句硬气话。

张家的院子和村里其他人家没什么两样，三间正房，两间厢房，土坯墙，院子里一棵老槐树。

反正在这个家里，我像是空气。做饭有我，喂猪有我，扫院子有我，给婆婆倒尿盆有我，可吃饭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上桌的。有一回只剩了半碗糊糊，锅底刮得咯吱响，我就着个杂面饼子喝了。德厚在旁边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到底没说什么，低下头扒他碗里的红薯。

我那时候常站在院子门口往西边看。西边是一条土路，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麦地、棉田或玉米地。有时候我想，这日子这辈子恐怕都望不到头了。

是德顺先跟我说话的。

那时候刚入冬，我在院子里切红薯干。德顺从外面回来，推着那辆半新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帆布工具兜，浑身上下蒙着一层砖灰。他在院子里支好车子，看了我一眼，说：“嫂子，你这红薯切得不行，丝络都能当绳子用了。”

“要你管。”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低下头继续切。

他没走，蹲下来，从筐里拿起一块红薯，又拿起菜刀，把红薯在手里转了两圈，刷刷刷切了几片。那刀在他手里轻巧得跟柳叶似的，薄片飞出来，齐齐整整，透亮得能看见对面的槐树影子。他放下刀，拍了拍手站起来：“这么切，晒干了才筋道。”

我盯着那几片红薯干，心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婆婆嫌我笨，德厚嫌我慢，赵玲嫌我碍手碍脚，公爹根本当我不存在。可德顺蹲下来，切了几片红薯干，就走了。

他走到堂屋门口，回头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快不慢的，却往我心里头钻。

转过年来开春，地里的活计忙起来了。鲁西南的春天短，风一吹，麦苗就噌噌往上蹿，到四月间已经齐膝深了。河套那边的砖窑停了火，德顺没了活干，在家里帮着伺弄地。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紧。我在南洼的棉花地里锄草，德顺在东边的麦地里浇地。棉花才小腿高，叶子灰绿灰绿的，风一吹哗啦啦响，可风也是热的，扑在脸上跟灶膛里的热气似的。

我弯着腰，锄头一下一下地刨，土坷垃在垄沟里滚，头上顶着块蓝头巾，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前胸后背的褂子湿透了，贴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