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5年1月下旬，京城刚飘过一场雪，积在中南海红墙的瓦脊上，衬得寒意更重。全国政协的春节团拜会定在正月初六举行，名单里赫然写着“张恨水”三个字。外界只知道这位老作家“文气未衰”，却少有人记得，他已因脑溢血落下一侧行动不便的毛病，需要拐杖相助才能站稳。
当日上午十点，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张恨水抵达政协会堂。门口迎宾的周恩来一步迎上，伸手相握，笑容里带着探询。短短几秒，总理目光落在那套衣服的领口和袖头——旧料，反复染色，针脚细而密。周恩来轻声开口：“张先生，最近生活上可还顺当？”
对话很轻，旁人听不见，场面却不尴尬。张恨水心里雪亮，却一时想不起缘由，只笃定回答没有困难。二人相视而笑，随后并肩步入会场，把寒暄留在身后。会后，他在旅社翻箱倒柜，才回忆起这件中山装的来历——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红岩村送出的那块延安粗呢。当时张恨水让夫人做成衣服，十年里颜色褪了又染，旧料如新，惟独领口那条暗缝泄漏了岁月。
张恨水1895年出生于安徽潜山。23岁那年，他已是北洋报馆里能写能跑的小记者，偏爱章回体，边跑口岸新闻边连载小说。《啼笑因缘》自1929年3月起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半年后就卖到脱销。有人奚落“母亲辈的消遣读物”，也有人抱着茶壶一章不落。鲁迅曾为母亲高价购得全套单行本，北平书肆一度按页论价。
1931年“九一八”后，张恨水意识到单纯的言情已不足以抒怀，转向抗战题材。他在南京创办《南华经》，又于1938年转进大后方重庆，加入《新民报·晚刊》。重庆防空警报声中，他写下《鹰犬记》《虎贲行》等短篇，既写游击队员的机智，又写后方百姓的惶惑。特务机关盯上他的稿纸，却很难找出“赤化”证据，只能隔三差五拆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渝谈判。9月上旬，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桂园门口，周恩来亲自把张恨水请进客厅。那一面之缘，对方随口背出《金粉世家》里的人物姓名，引得张恨水连连称奇。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递给他一袋陕北小米、一包红枣、一块灰色粗呢。毛泽东笑言：“延安特产，不成敬意。”随后托周公转交新作《沁园春·雪》，请张恨水斟酌发表。10月，《新民报·晚刊》头版整版刊出，山城茶馆里争读成风。
北平解放前夕，张恨水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却执意坐藤椅旁听新闻。1949年6月，周恩来得知此事，特派医护团队入寓诊疗，并指示出版部门预支重印稿费。彼时老报人感叹：“写小说的福气，在于国家记得。”
时间转回1955年的团拜会。当夜，他向周恩来回信：“这件旧衣，见证了从山城到京城的十年光阴，时褪色，心不褪。”发信不久，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专门整理旧体章回与近代通俗文学史料。
可惜病势一波三折。1959年春，他再次昏倒在书桌前，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复发。周恩来批示卫生部特护方案，并亲自批给特需名额。病榻之上，张恨水仍口述《秋声图》《桂花落》的修订意见，请馆里同仁誊抄。
1967年2月15日凌晨，张恨水再度病发，终未醒来，终年73岁。治丧电报送到中南海，周恩来批注“迅速成立治丧小组，遵照其遗愿，丧事从简”。春寒料峭的北京大学红楼礼堂里，旧友抬来那套深染的中山装，整齐铺在灵榻旁，与黑白遗像相守。
张恨水自称“多半生与报馆为伍、与流水笔为伍”。然而，1945年那块粗呢、1955年那段门口的问候，提醒世人：作家与时代，有时是稿纸与铅字的关系，有时是衣领与针脚的关系，细细一看，岁月痕迹全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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