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的国力那么强，为什么就是无法征服中国呢？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二战时日本的国力那么强，为什么就是无法征服落后的中国呢？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大，有人说是因为国际援助，还有人说因为中国以空间用时间，用持久战拖垮了日本。

这些说法都对，都有道理，但今天老张换个角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日本之所以无法征服中国，是因为它“太抠门了”！

时间拨回1938年10月，当时国都南京陷落、华东和华中地区陷落，国民政府退守重庆继续抗战，日本的资源和兵力也捉襟见肘，已经无法再发动一次大规模会战了，迫切需要改变对华战略。

同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首次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构想，说人话就是“以华制华”——扶持汪精卫，建立伪政权，用中国人管中国人。

这招理论上没错，在殖民史上屡试不爽，英国人用印度人管印度，法国人用越南人管越南，都成功了。

但是，日本不是英国和法国，它小国寡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小家子气做法。

比如汪精卫，他名义上是“国民政府主席”，但实际上连自己的卫队都不能有，他出门想多带几个保镖，日本人都得盘问半天。

1943年，汪精卫在南京开“最高国防会议”，想讨论一下税收分配，结果日本顾问直接说：“这个不用讨论，我们已经定了。”

而“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也没比汪精卫强到哪里，他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完全是傀儡，没有任何实权可言。

溥仪想换掉不听话的总理郑孝胥，就向关东军推荐了继任人选臧式毅，但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直接换了一个更不听话的张景惠上来，结果就是溥仪失去了在“伪满洲国”政府中的最后一点影响力。

后来据溥仪的回忆，他在“伪满洲国”的唯一权力就是在日本人拟定的文件上写“可”字，14年间从未批过一个“不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他有时会在上厕所时，一边蹲着一边草草画“可”字，然后把文件扔到地上。

他们的待遇尚且如此，下面的人就更不必说了。伪政权里的那些官员，表面上是部长、省长，实际上连调一个科长都得日本顾问点头。开会的时候，日本顾问往旁边一坐，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因为谁都知道，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所以干脆就不开口了。

更讽刺的是，日本人甚至不舍得给伪军将领发军衔。陈公博、周佛海这些人，名义上是高级将领，但他们的军衔是汪伪自己发的，日本人根本不认。

有一次，周佛海去东京访问，日本外务省给他安排的是民间人士待遇，住的是普通旅馆，坐的是二等车厢，连个少佐都不如。

汉奸虽然可恨，但也是人，也要脸，就算当狗也得给根骨头吧，又怎么可能踏踏实实给日本人卖命呢？

时间长了，伪政权里的人心就散了，像周佛海、丁默邨这些汪伪大员都在和重庆偷偷联系，就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抠呢？不是给不起，也不是不想给，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国人，压根没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人，但又不得不利用中国人，说白了就是小家子气。

看看英国人是如何统治印度的，虽然最高层都是英国人，但中间层全是印度人，印度人可以当官、当法官、当军官，在英国人面前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

但日本人不这么想，他们的逻辑是，“你一个中国人，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哪怕你当汉奸，你也得跪着当，给点残羹剩饭就不错了，还想坐桌子上吃饭？做梦！

哪怕是对那些投降的中国人、对那些真心帮它办事的铁杆汉奸，它也一样抠门到了极点。

给伪军队的士兵，装备都是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武器，步枪是生锈的，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个士兵身上，顶多只有三五发子弹，很多时候他们只能拿着刺刀冲锋，连开枪的资格都没有；

而对于那些愿意合作的乡绅、商人，日本不仅不给予扶持，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抢走他们的店铺、抢走他们的财产，甚至逼着他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如果不交，就以“通共”的罪名，抓起来枪毙。

这就是小国心态和大国思维的根本区别。大国思维是什么？是我给你甜头，你替我办事，大家共赢。

而小国心态呢，眼里只有那点蝇头小利，不肯给下面的人分哪怕一丁点的权力和好处，这一点日本甚至不如当年的蒙古人。

这种小家子气，让它看不到中国的韧性，看不到人心的力量，看不到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它的蔑视，让它高估了自己的武力，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低估了中国的潜力。

它以为，靠“抠门”就能省钱、就能掌控一切，就能征服中国，却没想到，正是这份“抠门”，正是这份蔑视，让它一步步走向了失败，让它的侵略梦，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