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徒弟被撤职给毛主席写信，主席立即帮其恢复职务工资涨5倍

1950年8月的一个黄昏，北京城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里飘着槐花的清香，李苦禅顶着一身酒气踉跄回到北海仿膳附近的旧居。在这座曾陪他熬过饥寒的四合院里，他把画具往桌上一扔，心头只剩下深重的闷。新中国已成立快一年，可他这个中央美院的写意画教授，却被通知“暂缓授课，另候分配”。自尊如刀，生计如线，双重压迫下，他终于拿起毛笔，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兹有李苦禅上书，仰乞昭察”——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后求助。

李苦禅原名李英杰，1899年生于山东高唐。大运河从村边流过，草莽味儿混着漕粮腥气，在他童年里留下浓重烙印。十六七岁那阵，他一边打短工、一边涂鸦莲藕渔翁，省吃俭用攒路费，北上求学。1918年他考进北大“留法勤工俭学会”，白天车间拧螺丝，晚上听课记笔记，就是在那间灯泡忽明忽暗的教室，他遇见同样囊中羞涩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两人常在未名湖畔闲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救国”，其次才是“如何谋生”。四个月后，各奔前程，一个去南方播种革命，一个留京苦读丹青。

若论画道，李苦禅真正的转折在1923年。那年，他带着捡来的铅笔头，敲开齐白石老屋的柴扉。齐白石看了他的荷花小稿，笑言“骨有劲，气未足”，爽快收徒。此后七载寒暑，李苦禅日日跟着老师下乡写生，练到雪夜能在油灯下一气画成三尺墨竹。齐白石感叹：“英也夺吾心。”这句评语日后成了北方画坛传诵的佳话。

抗战爆发又给李苦禅画纸抹上血色。1939年冬，他裹一件旧长衫到天津法租界办画展，七天卖画所得全部托地下交通站送往冀东根据地。回京路上，父子俩只买得起一顶旧呢帽。五月，他因“勾结八路”被宪兵队逮捕，在阴湿地牢里撑了二十八个日夜。出狱那天，狱卒冷声道：“还敢骂天皇吗？”李苦禅答：“画完最后一笔竹子，还得骂。”这股犟劲，让许多老同事心生敬佩，也让他在敌占区立下“气节画家”之名。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院需要革新教学体系，苏式素描、一杆子拉到头。有些年轻教师把写意画贴上“旧瓶旧酒”标签，李苦禅的课时越来越少，随后干脆让他去工会看门。一张饭票八分钱，一壶开水两分钱，一月十块钱勉强度日。临近期末，生活费停发，儿子李杭悄悄当搬运补贴家用。李苦禅外表强硬，心底却憋着闷火，他知道再沉默只会被遗忘，于是一杯二锅头下肚，给毛主席写信。

信写得直白：“国画非旧学糟粕，写意亦可树新风，今被撤职，无以授徒。”末尾还引用范仲淹句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写完他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醒来后懊恼不已，信却已寄出。三天后，田家英登门，进屋先拱手：“主席嘱我了解，您有何困难？”李苦禅急忙起身，“区区小事，怎敢烦劳主席？”田家英摆摆手：“主席说，艺术也是国家的筋骨，不可轻折。”

田家英走后不到一周，徐悲鸿收到毛主席亲笔信：“有李苦禅先生来函，望商酌处理，毋使人才埋没。”徐悲鸿素知李苦禅底子，旋即签字：恢复教授名额，月薪六十二元，另配专用画室。通知下达那天，院内传达科老吴用北京腔打趣：“李先生，您今儿真成了‘涨工资最快的人’。”李苦禅微微一笑：“多亏国家还认得我这根残竹。”

待遇恢复后，李苦禅把新增工资里三十元定向捐给朝鲜战场的伤兵救护基金。有人劝他：“您才翻身，别又大方过头。”李苦禅答：“惦记过饥饿，见不得别人受难。”言语不多，却透着山东汉子直性。

1957年至1965年，他在中央美院延续齐白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教学路子，每周率学生到西山写生，竹林、苇荡、坑洼池塘都打过转。学生汪子瑜回忆，老师常讲一句顺口溜：“写意重气，写实重形，气旺则形自稳。”这土味口诀，后来成了美院国画系的口头禅。

暮年李苦禅仍保持快意恩仇。1973年秋，一位天津老人拿着花两千块买来的“李苦禅墨荷”请求鉴定。老人手哆嗦：“若是假，老伴的救命钱可就没了。”李苦禅看完坦言：“赝品。”老人扑通跪地。他连忙扶起，“花虚钱算倒霉，我补你两幅真迹。”三个时辰后，墨荷、雄鹰各一卷递到老人怀里。老人泪水涟涟，李苦禅却只说：“别把画锁匣子，挂出来，当朋友。”

李苦禅1976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七十七岁。整理遗物时，子女在抽屉里找到那封泛黄的求助信草稿，纸面酒渍斑驳，墨迹仍分外凌厉。行书末尾一行小字“须知国画命运与国家命运一体”，像极了他一生行走的轨迹：刚直、倔强，遇波折却愈发挺拔，如同他钟爱的墨竹，在风里抖动枝叶，却从未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