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龙蛇 ：蔡孝乾其人其事（六）

“红都”岁月

来到“红都”瑞金后，施至善改名“施红光”，他的临时职务是中央图书馆馆长。

1932年6月23日，正是蔡孝乾为首的台湾代表抵达瑞金一周之日。

中央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和施红光、施碧晨父子出席，一同入选大会主席团。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并作《目前国际形势和苏区反帝运动的任务》的主旨报告。

大会讨论并通过《反帝斗争纲领》，选举“反帝总同盟”领导机构，蔡孝乾和顾作霖、陈寿昌、王盛荣、邓颖超、施红光等35人当选执行委员。

在随后举行的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会议上，蔡孝乾当选总同盟主任，张华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为宣传部长。

苏区时期，群团组织除了赤色工会、青少年组织、妇女组织之外，还有农协、贫农团、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拥苏总同盟。

反帝大同盟于1928年8月在上海创立。

1932年1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在红军中以军、团两级建立和恢复反帝大同盟组织。

反帝总同盟成立后，自乡/工厂至省成立各级反帝大同盟。

红军中，军以上单位以及红军学校、独立师成立的反帝大同盟，直属于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

中央苏区拥苏总同盟成立于1932年11月，其组织系统和反帝大同盟基本重合，成员经常互兼。

为免机构重叠，1933年初，反帝总同盟和拥苏总同盟合并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

任用蔡孝乾，应是任弼时的建议。

对蔡孝乾的任命，周书记在汀州初次相见时，已在谈话中有所暗示。

大力推进反帝运动以及反帝大同盟工作，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左倾观念，是“国际路线”的要求，是从“立三路线”向“国际路线”转变的核心工作。

起用来自殖民地的干部担任反帝总同盟主任，初看似有“身份政治”之嫌。

考虑到蔡孝乾本系兄弟党中央常委，这一任用也不属于一步登天。

总同盟的部下或同事中，毛泽覃、胡耀邦给蔡孝乾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覃，热情、坦率，在‘反帝总同盟’和我共事虽然只有半年光景，但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谊，他和我及胡耀邦三人，常常谈到深夜”，蔡孝乾写道。

有时，“毛泽东的年轻漂亮的妻子贺子珍差遣她的妹子贺怡（毛泽覃之妻）送些炒辣椒或鸡蛋来给毛泽覃”，他总是把送来的东西拿出来请蔡孝乾和胡耀邦共享。

毛泽覃烈士

此时应是1933年。

胡耀邦是湘赣省著名的“红小鬼”，却和另一位著名的“红小鬼”谭启龙一起，被省保卫局列入“AB团”的名单。

对此惊怖指控，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根本不信，他们有心对胡耀邦和谭启龙加以保护，遂经会议决定由冯文彬将胡耀邦和谭启龙带到瑞金，交由团中央审查。

1933年元旦过后，冯文彬带着胡耀邦和谭启龙，穿过国军封锁线，来到瑞金。

冯文彬向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出汇报。

顾作霖决定，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审查。

张爱萍对胡耀邦和谭启龙问话后，决定解除对二人的审查。

正好张爱萍兼任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就留胡耀邦在青年部当干事。

1933年8月，胡耀邦接任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

张爱萍是中央苏区赤色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但蔡孝乾对他着墨不多。

一同进入苏区的施英、施月娥被安置在红军学校当文化教员，后转到工农剧社。

施家两个小妹施月霞、施月仙初长成后，也加入到两位姐姐的队伍中，成为工农剧社的台柱。

工农剧社的自创节目大多具有脸谱化、简单化的特征。

“活泼伶俐、能跳能唱”的施家姊妹花表演的节目，如舞剧《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台湾草裙舞》等舞蹈，具有异域风情，令人耳目一新。

施家四姊妹是中央苏区公认的舞蹈明星。

赵品三担任主任的红校俱乐部是赤都瑞金的文艺中心。

赵品三是老革命，先后从事学运、兵运，是中央红军第一套正规军服的设计者，是红军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的主要创设者兼首任团长。

蔡孝乾和赵品三是好友。

他们在长征前惜别，将在抗日战场劫后重逢。

“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也是赤色戏剧活动的台柱，蔡孝乾对他印象很好。

蔡孝乾写道：“胡底可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从事‘左联’戏剧活动。进入苏区后，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由他领导。”

胡底，长征途中牺牲在张国焘的屠刀之下

因为顾顺章叛变，“龙潭三杰”紧急撤往中央苏区。

来到瑞金后，胡底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并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

初识之时，蔡孝乾发现，胡底总是心事重重。

蔡孝乾写道：后來我才知道，胡底当时兼任“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处长，正在为侦察一樁所谓“反革命案件”——“原国军第二十六军黃仲岳、萧世俊案件”，大伤脑筋。

黃仲岳的正确写法是黄中岳。

在中央苏区临时最高法庭的文件中，该案被称为“季（振同）、黄（中岳）拖枪反水案”。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蒙冤被捕前分别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红十五军军长，萧世俊也是起义军官，捕前系红十五军参谋长。

1932年，“季黄拖枪反水案”冤案铸成，同案八人被判死刑，其中有季振同、黄中岳。

最高法庭将判决送交中央执委会批准，毛主席、项英副主席均不批准，将季振同、黄中岳改判十年监禁。

施碧晨后来也有重要任用。

1933年，“五卅”赤色运动大会结束后，中革军委在红校俱乐部组织全体运动员会餐，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推选项英、王盛荣（少共总队长）、邓发、张爱萍（少共总队参谋长）、施碧晨为委员。

赤色体育委员会无兵无将，施碧晨是实际负责人。

蔡孝乾爱好美术，被推选为工农美术社负责人。

1933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反帝拥苏总同盟在瑞金举办反帝宣传展览会，“内容有国画，有墙报、统计、纪事、相片等”，还有黄亚光、沈乙庚等人的国画作品，取得良好反响。

此前，工农美术社筹备会已在蔡孝乾领导下成立。

据《红色中华》报道：“工农美术社筹备会，在党中央局和中央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进行工作，初次作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画集》近日中可出版（由反帝拥苏总同盟出版）。在10月12日第四次筹备会上，决定在广州暴动六周年纪念日举行成立大会，并开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开辟中国无产阶级美术运动的新纪元。这次展览，并将号召白区的美术家来参加。”

11月16日，《红星》报刊登工农美术社筹委会《征求革命美术作品启事》：“如国画、雕刻、相片、艺术化的墙报等，请于12月10日前寄来瑞金工农美术社蔡乾收”。

1933年12月11日，工农美术社在瑞金宣告正式成立，并举办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

该社是中央苏区美术创作、研究、出版和展览的专门机构，隶属于中央教育部。

工农美术社成立之初，有十余位专业美术人才，创作、出版了大量革命美术作品，先后编辑、出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画集》《革命画集》《苏联青年画集》等革命美术作品，繁荣了苏区美术事业。

总同盟是蔡孝乾的主阵地。

主持总同盟工作期间，蔡孝乾和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多有交道。

在回忆录中，蔡孝乾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均有涉及，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同盟成立后，蔡孝乾主抓各级反帝大同盟的整顿工作，建立经常性会议制度，带队前往长汀、宁化和上杭等县视察。

1932年8月1日，反帝总同盟创办《反帝战线》。

1933年1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

总同盟的工作转为加强宣传，配合扩红运动和查田运动，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号召，展开“反战”（反对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拥苏”的工作。

1933年7月，总同盟在瑞金郊外召开“苏区御侮救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为加强宣传，总同盟出版《反帝画报》。

随后，总同盟编辑出版《反帝拥苏通讯》。

1933年8月12日，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蔡孝乾应邀参会，并在会上作题为《苏区反帝运动概况》的报告。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由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到会正式代表共700多人，旁听代表有1500多人。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项英、周恩来、邓发等人，以及鄂豫皖苏区代表、上海、东北四省、陕西、河南、东江、香港、厦门、四川、山东、朝鲜、爪哇、台湾、安南等地代表共75人为主席团成员。

蔡孝乾是台湾代表，毕士狄（毕士悌）是朝鲜代表，洪水是安南代表，张然和是爪哇代表。

2月1日，大会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5人，蔡孝乾、毕士狄、洪水、张然和均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是蔡孝乾革命生涯的最高峰。

1934年7月15日，《红色中华》刊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次日，中宣部长潘汉年召见蔡孝乾，要他和毕士狄以台湾代表和朝鲜代表的名义共同发表宣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

因毕士狄忙于军务，宣言由蔡孝乾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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