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

与很多朋友聊起小时候的事，有不少人都有过拿家里钱的经历，

这个拿，不是明着要，而是偷偷拿走的拿，

不过这些人长大之后，都对小时候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表现出既愧疚，又有些可笑的态度。

愧疚，是因为偷窃是不对的，

可笑，则是因为小时候的自己真的以为，

这钱拿的神不知鬼不觉，

但实际上，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

都渐渐接触到了一个颠覆其儿时认知的事实：

其实大人都知道他们偷拿了家里的钱，

假装不知道，并不是要鼓励他们这样做，

而是给一个机会，

要么他们自己改，

要么，总归有人要出手的。

偷窃这种行为，在法治社会属于犯罪，

比如我国刑法就有明文规定，以一定数额为标准来界定偷窃罪，

或是根据手段，比如入户，扒窃等手段来界定偷盗犯罪的标准。

总而言之一句话，

从别人的手里，偷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犯罪行为，必然是要支付代价的。

反观年幼时期的孩童，对于拿人东西的理解，

尚不能够形成一种基于概念性的认知，

究其因由，首先的首先，便是认知发展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时候的偷窃，往往是因为孩子还不懂“这东西不能拿“的界限。

心理学为此的解释是，3到6岁儿童的“超我“（也就是道德意识）还没完全形成，

他们可能只是想“试试看“或者“想要这个东西“。

而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发育成熟，

他们能理解偷窃的后果和道德含义，自然就不再偷了。

有了道德意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再加上偷窃的后果，从道听途说到耳濡目染之后，

行为上的支撑，加上意识层面的明确，

那么错误的行为，就会得到基于客观事实和主观认知层面上的修复：

反过来说，有一个词叫惯偷，

那么惯偷，是否也是客观事实和主观认知层面上，

所造成的“极恶劣影响”呢？

惯偷是一个行为概念，习惯性偷窃的本质，是对偷窃这个行为的成瘾性表现，

通俗的说就是，偷东西上瘾是因为偷这个行为，

有一种近乎于不劳而获的行为体验。

当然，偷窃在偷窃者眼中，也不能完全算是“不劳”，

准确且贴合这一人设的理解，则更倾向于“低成本高回报”的变相理解。

举个例子，我公司里之前就出现过惯偷现象，

很多部门的同事有反映，自己放在办公桌上的零食和未开封的饮料无故消失，

本来工作的性质和环境上的必要隔阂，导致同事之间在交流上或多或少会以距离感为媒介，

传递出彼此之间几近必要的隔阂需求：

你不打扰我，我也不想打扰你。

结果，这小偷小摸的行为突然成了众人猜忌彼此的“把柄”，

愈演愈烈的言论冲突，甚至出现了在会议上借此指责彼此的手段，

于是乎，一个信号横空出世：

该管管了。

通过监控，很快锁定目标，然后就是部门负责人谈话，

而后所得出的信息，则是不出意料之外的理念错差：

对方不认为自己在偷东西，只是管同事“借”个方便而已。

但这个“借”却没有通知对方，

而实际上对方在利益受损这个事实面前上的表现，

也没有让这个“借方”产生出半点的羞愧或是自我质疑之意。

害群之马不出意外的被剔除了，但对方却留下了一道伤疤：

谁都不知道谁是下一个“借方”，

谁都不喜欢成为下一个“被借方”。

法治社会的行为戒尺之所以有着明确存在的必要性，

不仅是为了惩戒已然发生的罪恶行径，

更是为了守护人性中，那道脆弱的认知堤坝：

如果做错了不被制约，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不被责罚，

那么受害者，只能承受“没办法”的代价。

因此，偷窃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于偷窃行为的打击和禁止，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大众合法利益的必要表现，

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明白，这种几近于不劳而获，

或者“失败成本低于快感需求”的偷窃行为，

是有着明确被禁止理由的事实，

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被禁止，那么便会有更多的人为了追求获取他人利益的快感，

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骤变，

而下一阶段的对抗，则会成为“偷窃者是否应该被理解和原谅”，

这种近乎于“法不责众”理念上的立场对抗，

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背负起他人的错责，

更不用说，

背负起他人错责，而受害者还是自己的事实，

就更容易让那些真正的无辜大众，

失去信心，

也失去“相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