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到底恨不恨袁世凯？

作为山东省的一把手，袁世凯有点头大，都快成袁大头了。

他是1899年12月调任山东巡抚，谁知1899—1900年，全省出现严重的旱灾。

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旱，久未下雨，因此闹起粮荒。年初每升大米36文钱，到夏天，涨到64文钱。

山东人吃树皮、野菜和棒子芯，后来，饥民开始抢劫运河上的运粮船。到了抢无可抢、饿到极点，他们就都去参加义和团。

袁世凯哀叹，本年五六月间，本省人心不靖，拳 民倡乱……多则数千人为一股，少则数百人或数十人为一起，揭竿称乱，防不胜防。

他说，每天山东省内民乱的报告，“旦夕时至”。

然而，当义和团在直隶、山西乃至京城“大闹天宫”的时候，作为义和团运动发源地的山东，反而出奇的平静了。

借助这一次平静的契机，山东在山河斑驳的历史中，第一次迎来近代化的发展。晚清的一个“问题省”，在袁世凯及其衣钵继任者手里，经过十五六年的治理，在很多方面成为全国的标杆，几乎成为“模范省”。

但在此后，山东又进入跌落轨道。其间，虽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仍无济于事，直到1938年彻底沦陷入日军之手，彻底失落。这段时期内，这个北方大省还是以“问题省”闻名。

我们不禁要问，山东究竟怎么了，仅仅50年内就经历了别人500年内的起起落落？

洋务运动的盲区

传统越强大，转型越艰难。让一个背负三千年传统的国度，跟一个建国区区数十年的国度，去比赛接受新事物，结局不言自明。

而在中国国内，山东堪称是传统浸淫最深的省份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注定该省的近代化旅程不会太顺利。

哪怕被打趴了，也有“老子天下第一”的一口气撑着。往好处想，这叫骨气；往坏处说，这就是阿Q。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山东换了好几任一把手，虽然都非本地人，但骨子里均有一种阿Q式的骨气。只有丁宝桢，1866—1876年任山东巡抚，体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义，在山东创办机器局。总算给山东留下了一个近代化的火种。

不过，当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通过洋务运动第一次转型的时候，山东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具备这样的意识。所以，随着丁宝桢的离任，山东机器局陷入发展僵局。

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积极应战，令山东机器局开足马力，扩大生产，增加武器供应。

最终，中国还是战败了。输给日本后，面对这同一战果，不同的人总结出了不同的经验教训：

光绪帝的结论是，我们要改革，要更大规模、更加深入地向西方学习，图自强而弥祸患。

而李秉衡的结论是，近年来最熟悉洋务的人，非李鸿章莫属，李鸿章效法西方搞建设，这么长时间了，谁特么能告诉我，我们所追求的富强在哪里？

因此，面对皇帝的改革上谕，李秉衡顽固地进行了抵制。他对改革大加排斥，反对修建铁路，封禁省内矿山，禁办近代企业，反对西学传播。

不仅如此，他带着朴素的爱国热情，纵容民间盲目排外，反教反洋，导致巨野教案。德国以武力威胁，他最终被迫革职。

晚清地方督抚的自主权相当大，大到可以决定一个省是否跟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走。李秉衡对改革、洋务的悲观情绪，以及盲目的自信，让山东错失了近代崛起的机会。

之后的两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跟李秉衡基本是同一个路数。他们的施政重点，都很传统，也很保守。

19世纪的最后两年，各种不利因素弥漫全国，而山东成了问题的焦点。

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起点正是山东。德国租借胶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山东两大优良港湾，变成列强势力范围。

戊戌维新失败，中国的改革派遭到反扑，保守派重新上位。那种盲目的自信，天朝上国心态，又成了政治正确。反映到山东，就是巡抚毓贤揣摩上层意思，由镇压民间反教组织，转而支持义和团等组织疯狂排外。

加上流年不利，山东的自然灾害轮番来袭，水灾旱灾无缝切换。先是黄河漫灌，全省麦收减产一半，接着就是严重干旱，造成了为数巨大的饥民群体。

在国恨家仇、天灾人祸，以及胃的驱动下，大批山东人加入了义和团组织，开始了“扶清灭洋”的奇幻旅程。

此时的山东，已然坐到了火药桶上。

▲义和团运动源起于山东

袁世凯来了

1899年12月，山雨欲来。袁世凯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整个山东局势一片混乱。

持续的干旱饥荒，把人民源源不断地往义和团的队伍里推。

新巡抚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局面，重建秩序。

为遏制义和团发展势头，袁世凯从根本上着手，奏请“发银三万两”，赈济山东受灾群众。在灾区设立粥厂，开展劝捐，甚至截留京饷，把银子用于救灾。针对民情困苦的农村，还特别拨款抚恤。

在武力方面，他采取解散+弹压的手段，只通缉匪首，其他所有盲从的群众，一律仅劝谕还乡。

1900年6月21日，慈禧向11国同时宣战后，局势又起变化。义和团遇有官府查问，无不响亮地回答：“奉旨学习神拳，除灭洋教，一俟练成，即赴前敌助战，不得过问。”

袁世凯不管朝廷那一套，照旧弹压被朝廷认可的义和团。

短短几个月内，当临近省份均出现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时候，山东则渐趋平静。

以往普遍认为，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血腥屠杀，从而稳定了山东局面。事实上，袁世凯只是捕杀了数十名义和团首领，总体上以柔性政策为主，多管齐下，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多方面形成了对义和团的遏制，使得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沉寂下去。

随后，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朝廷才知道利用义和团挑拨中西关系，代价惨重。在这期间，袁世凯通过外交手段，跟德国人保证，他可以确保山东境内西人与教民的安全，以此阻止八国联军侵入山东。

▲袁世凯

我们都知道，当时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东南各省，违背朝廷宣战的指令，与列强实行东南互保。山东不属于东南省份，但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也加入互保行列，成为东南互保中唯一的北方省份。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德国原本叫嚣着要占领整个山东作为报复。然而，山东在整个庚子事变中，最终避免了内乱和兵难，这与袁世凯关系莫大。

加入东南互保之后，山东尤其是省会济南，成为南北信息传达的中转站。京津的消息，十有八九都是通过山东，转到南方；而南方督抚的奏章，也是由山东代为递送京师。

有人评价说，当时山东所负的任务，所起的作用，不下于上海。

袁世凯不是卖国贼。他对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破坏铁路，推倒电线杆的野蛮行为并不认同。抵制西方的先进事物，不能换取天下太平，只会把这个古老国家推向亡国绝境。

他知道清廷的实力有几斤几两，同时向多国宣战，看着霸气解恨，实际上是赌徒行径。外交场上，还是要讲究手腕，哪怕是一时的妥协，也能换来韬光养晦的时机。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青岛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体系，单独管理。这样，在山东，就形成济南、青岛两个不同隶属的行政中心。中、德在山东暗战不止。

袁世凯表面向德国人妥协，暗地里却十分强硬。在稳定局势的前提下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发展本省工业和商业，从而发起经济抵抗运动，逐步消除德国的大部分特权。

庚子事变后，朝廷为盲目反近代化潮流的决策付出了沉重代价，遂决定下诏实施新政。在规定回复的两个月内，各省督抚少有回应，封疆大吏们一个个都不愿做出头之鸟。

袁世凯则是新政的第一个响应者，最早向朝廷提交了新政的实施建议，并在山东试点实践。

军队、教育、商务、工业，在山东办得井井有条。他创办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设立最早的省立大学堂。清廷随后发出上谕，要求各省以山东大学堂为模本，开展大学教育。

此时，英国人赫德吹捧袁世凯是“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间不过两年。山东治理却是他在帝国官僚体系中升迁的资本。当初赴鲁之时，他手下的武卫右军仅七千人，到他离开时，手下军队已逾两万人。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被提拔，调离山东，逐步接替李鸿章的位子。

袁世凯和山东，是相互成就的一个典范。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与德国人合影

袁世凯的继承者

改革最怕的是人走政息。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以来，山东第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巡抚；也是第一个与外国势力进行理性竞争，而屡有成就的巡抚。

他在任不到两年，就把山东从毓贤手中的“问题省”，改造成了垂范各地的“模范省”。

然而，在他离任时，很多新政举措刚刚启动，随时可能在继任者那里夭折。这也是袁世凯担心的问题。

所以，随着他在帝国中枢权势的加重，他对山东越发关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继续将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经营，非常注重在山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在他之后，有所作为且相对任期较长的几位山东巡抚，都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这几任山东巡抚包括周馥、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等。

袁世凯未能在山东任职足够长的时间，亲自实施他的山东新政计划，但他设法让这几个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的官员，得以出任山东巡抚，成为他的衣钵继承者。

周馥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1902年出任山东巡抚，到任后坚决贯彻袁世凯在山东的施政纲领。核心目标是，通过改善山东的基础设施，使之能与德国人治下的青岛相抗衡。

到任后，周馥选择对青岛进行破冰之旅。他不能容忍自己及属下对快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一无所知，想亲眼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开展城市建设和治理的。

回到济南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山东的经济增长上。他最为人称道的成绩，是在袁世凯的通力支持下，奏请将济南、潍县、周村开辟为商埠。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济南开埠不仅有利于山东的工商业发展，而且能有效抵制德国势力侵入内地。

周馥跟袁世凯一样，都有强烈的主权意识。他曾明确对德国总督说，青岛虽已租借给德国，但它仍属于山东的地盘。

因此，他们一切发展经济的努力，都以列强为假想敌。

近代以来，山东经济的扛把子，最早是烟台。烟台在第二次烟片战争中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一度发展迅猛。随后，德国经营下的青岛，取代烟台崛起。

这两座城市的发展，却都不是中国人主动作为的结果。相反，中国很多传统的城市，按照原来的治理模式，在近代却逐渐衰落了。这其中就包括山东省会济南。

在袁世凯巡抚山东以前，济南的经济地位不仅从未能与它的政治文化地位相匹配，而且也赶不上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的州级城市。

袁世凯、周馥及其后历任山东最高长官，主动开放济南为通商城市，从而使这座不温不火的城市，一跃而成为附近几个省的商贸中转站，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

因为自开商埠获得成功，全国很多地方都以济南为样板，纷纷效仿。

到袁树勋担任山东巡抚的时候，他甚至对标上海来治理济南，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治理经验，来解决济南的问题。在他的任期内，济南采纳了很多上海的经验，城市治理取得极大发展。

进入民国，袁世凯对山东治理的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周自齐、靳云鹏、张芝怀等历任民国山东一把手，都是袁世凯赏识之人。

相比清末，民国初年的这几个山东一把手，有一个共同点——基本都是山东人，所谓“鲁人治鲁”。

清朝对官员有籍贯回避政策，因此，清末在袁世凯之后最有作为的几任巡抚，大多是安徽人，出自李鸿章淮军旧部，可以说是李鸿章留给袁世凯的政治遗产。

民国允许官员在自己的籍贯任职，于是本土帮兴起。

然而，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山东再也不能“独善其身”，暗自搞发展。跟中国的政局混乱一致，全省卷入了军阀政争之中。发展，迟滞下来。

▲袁世凯罩着山东，引自杜恩义《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

民国两任“山东王”

本来，山东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虽地处北洋势力范围，但偏离核心地带，能够以微弱的存在感换取低调发展的契机。

北洋军阀的两个核心地带，一个是天津，一个是保定。这两地，加上民初的政治中心北京，跟山东都有数百公里的距离。核心地带起波澜，山东基本都能幸免。

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领导层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变，地盘争夺在所难免。谁在北京当权，山东就跟着换一拨当权者。

从1916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二十余年间，山东基本又成为一个“问题省”。

这一时期，只有两个山东一把手让人“惦记”，不过，惦记的是骂名。一个是1925—1928年督鲁的张宗昌，另一个是1930—1937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

两人做法不同，但有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下，把山东当成“独立王国”。因此，发展军事力量，拼命扩兵，是他们的首要工作。

在此基础上，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个山东一把手，都更加注重控制舆论。张宗昌杀害新闻记者，是出了名的。而韩复榘更多是用收买的方式来控制新闻，在他统治时期，山东报刊几乎完全被歌颂韩复榘“德政”的文章填满了。

这也可以看出，两人目标一样，但手腕完全不同。

张宗昌统治时期，整个山东都被他玩坏了。他曾对财政厅长发话，咱们拿到手的是“天杠”，能吃“通庄”，直接说要钱就行了，不必这么啰嗦。

搜刮民财毫无顾忌，是张宗昌祸害山东的起点。在三年间，他大肆征收苛捐杂税，滥发钞票到了银行人员都不知道发了多少的地步。1926年底，山东的田赋已被预征到了1929年。

为了生存，在他统治山东时期，山东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1925年，山东人移民东北三省的总人数为40余万，随后逐年飙升，到1928年已超过百万人。

在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北伐中，张宗昌战败，化装逃走，后来躲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抗日之名回国。1932年9月3日，在济南火车站被枪杀。

枪杀的主使者，正是他的“盟兄弟”韩复榘。

张宗昌被击毙后，无人收尸，在露天之下暴尸三天。他的秘书花钱都雇不到人抬运尸体，棺材店老板也不卖给他棺材。后来，山东省派人用一块门板把张的尸体抬了出来。张体格高大，门板短小，头脚都耷拉在外面，死后狼狈不堪。

这被当作是祸害山东的报应。

▲韩复榘

韩复榘同样想做“土皇帝”，但他治理山东的手段比张宗昌“柔和”许多。他宣称要“为我山东开一新纪元”，要将山东建设成“模范省”。加上他当权时期，中国局势动荡主要集中在南方和东北，山东相对平静安定。1930年代，山东工业发展达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最高水平。

但是好景不长，抗战全面爆发后，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退，先是放弃省城济南，继而放弃黄河、泰山天险，致使山东轻易陷入日军之手。

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成为抗战时期被处死的最高将领。

在张宗昌和韩复榘死后，这两任“山东王”以被恶搞的形式扬名全国。人们把很多没文化的打油诗，安在他们名下，比如《游泰山》，有时说是张宗昌写的，有时说是韩复榘写的。其实，根本原因，是人们以污名化的形式对他们糟蹋过山东表达不满。

事实上，张宗昌确实是大老粗，没文化。但韩复榘以“儒将”自居，曾支持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到1950年代，梁漱溟遭政治批判，很多人开始跟着编排韩复榘的笑话，包括“没来的请举手”“一人发一个篮球就不用抢”，以及“远看泰山黑糊糊”之类的打油诗。

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报复”吧。

▲“被署名”张宗昌的打油诗

一个地方当权者，在权势最炙手可热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塑造美名，可以把一个省带跑偏，可以把一个省丢弃掉，但这一切，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山东在清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起起落落，那些曾经凌驾其上的地方当权者好好坏坏，这，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