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毁的“东南互保”：实质是不抵抗的爱国

摘要：

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本文转自晚清陈卿美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八国联军入侵时，只有义和团在直隶（河北）的英勇抵抗。而八国联军入侵的起因，也似乎变成因义和团迅猛发展导致帝国主义干涉了。这在编书的逻辑上确实也比较严密，很好的解释了战争为什么只局限在义和团发展的河北，而没有波及全国,至于后面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乃至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可顺理成章的解释成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了。

然后，随着书读得越多，逐渐知道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杀教民杀公使只是表因，根本原因却是满清老妖婆慈禧利令智昏的向世界宣战，唏嘘之余，却又平添几分疑惑。一是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多年，清军新军也应成型，比如将义和团从山东驱赶入直隶的袁世凯就是以洋枪洋炮为主的新式军队，没理由只有长枪大矛的义和团和老式清军与八国联军对抗；二是既然是慈禧的清政府对世界宣战，那就是举国之战，为什么战争只局限在河北一地，清军既不抽其他地区军队入援，八国联军也不主动攻击其他地区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探索结果，“东南互保”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应该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终于进入我的眼帘。正是由于“东南互保”协议的存在，满清政府只能依靠老式的甘军、陕军以及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以及战争只局限于河北一省都得到了合理解释。

对于东南互保，我最先看到的是一段带有批判性质的介绍：

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在华的权益受到冲击，英国在长江流域投资最多。一面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一面策划独占长江流域，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积极响应。英国的如意算盘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英国被迫让步，策划中的“东南亚保”由英国独家经营变为各国共同“保护”。1900年6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由上海道台余联流与列强驻沪领事会议，东南各省代表出席，炮制了《东南保护约款》9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互保局面形成。接着，闽浙总督许应骤与大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互保范围扩大到广东、四川、陕西、河南、山东10余省。

中外互保由刘坤一、张之洞为盟主，李鸿章、袁世凯为支柱，盛宣怀积极串联，与八国联军侵略相呼应。

“东南互保”表明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企图分裂中国。

以上是百度百科资料，也是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思想，南方的数省大臣长久地被中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

这些帝国南方大员的职务和名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另外，两广总督李鸿章虽因奉旨北上议和而没在“无耻之徒”的名单内，但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员之一，因此也难逃恶名。

但这里面我是存在疑问的，首先从这段描述来看：

第一、东南互保似乎是英国人为维护其长江流域权利不受义和团运动危害而策划的，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第二、东南互保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企图分裂中国。

乍一看，好象是这么回事，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却让人感觉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说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勾结分裂中国的阴谋，但八国联军入侵之战无疑满清政府是大败，这种情况下，东南互保各省却没有乘机独立。这样分裂中国的良机都没利用，说东南互保各省是企图分裂中国也太不合逻辑。

通过进一步查找资料，在王树增的《1901年》得到如下的描述：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政府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帝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同上，第195页。）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的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

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

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这就是后来演变成着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

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事实到此已经很清楚了，东南互保是南方各省为保护中国的最大利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明智选择，南方各省官员“保中华不保大清”与满清朝廷“保大清不保中华”构成鲜明对比，这是一次中华进步势力对满清腐朽统治的颠覆，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

1、确保了大半个中国的稳定，有效的维护了南方经济发展成果，为中国近代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经济基础；

2、确保了当时南方地区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萌芽，而不是倒退到满清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黑暗状态，南方各省督抚都是留洋学生的最大资助者，为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和此后的民族革命准备了人才基础。总而言之，其确保了中国近代进步发展没有彻底被满清政府葬送。所以我想说，东南互保其实是一次爱国的不抵抗，其进步意义应得到我们每个爱中华的人肯定，当然也必然会受到”保大清”者的顽固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