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一条铁路点燃巴蜀大火

来源：天府早报 作者：张灵

在离成都市中心不远的红星路二段与冻青树街之间，有一条名为岳府的街道。和成都大多数街道一样，岳府街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街两旁的香樟树郁郁葱葱，整条街道既非特别喧嚣也不过分冷清。

　 时光穿越至100年前，1911年6月17日，岳府街上，人声鼎沸，水泄不通。35岁的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满脸悲愤，对着众人痛心疾首地怒喊：“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语毕嚎啕大哭，满场皆殇。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由此，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拉开了序幕。这场席卷四川各阶层的保路运动，所要保的，是汇集了川人1200万两股金与便捷出川梦想的川汉铁路。

　 修路

　 “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开利源而保主权”——四川总督锡良

　自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诞生以后，铁路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交通的革新，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纷纷以投资与贷款的形式参与清廷铁路修建，直接或间接地掌握了中国铁路的控制权。

　 在重山环绕的四川盆地，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人若要出川，只能东经三峡，通过水路，或北越秦岭，“川人对铁路的渴望更是十分强烈。”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袁庭栋这样评价。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留学生们的劝解下，上书光绪，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开利源而保主权”。已有革新思想的光绪欣然同意，并于1903年12月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次年1月，经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正式在岳府街成立，1907年，公司改为商办。

　筹款

　“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吴玉章

　修建铁路耗资庞大，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之初，便明文规定排斥外资，以发股票的形式自筹资金。总体来看，川汉铁路的股款分为四种来源：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以及公利之股。其中，认购之股与抽租之股为主要来源。抽租之股是指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四川是个农业大省，如此做法让大多数四川人都与川汉铁路成为利益攸关的共同体。“虽然是摊派，但川人大多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且股票有分红，因此大多愿意接受这样的摊派。”袁庭栋说，至保路运动前夕，川路所筹股款近1200万两，数额之巨，为全国各省商办铁路之冠。

　 然而，川汉铁路的修建却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铁路公司人员冗余，贪腐严重，工程进展缓慢，资金纠纷不断；另一方面英、美等国早对川汉铁路有了觊觎之心，1903年还曾直接向清政府外务部索要川汉路权，因四川是“中国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最具战略意义的省份”，“控制了四川，便控制了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川汉铁路的命运迎来了另一个转折点。

国有

　“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 ——郭沫若

　鉴于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清廷趁机出手，欲使铁路重新国有化。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与英法德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五厘起息。消息一出，朝野震动，湘、鄂等省绅民纷纷行动，抵制借债。

　1910年1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这位曾建立庞大经济帝国的著名红顶商人，试图在这来之不易的高位上成就一番大事业，极力推行“铁路干线国有”。1911年5月20日，在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反复交涉后，盛宣怀在张之洞所签草约的基础上，正式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600万英镑。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护理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知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

　1929年，郭沫若在其《反正前后》一书中，对此事做了如是评价：“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

　“要生生夺去在掌握中的经济权，要查收，这个真非拼命不可了！”作家李劼人后来在《大波》中这样写道。

　川汉铁路国有、借款修路的消息一出，川人震怒。“其中，川人尤其不能接受向外国借款。在当时的背景下，国人对外国侵略与干涉压抑已久，十分敏感。”袁庭栋告诉记者，一场大火就要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