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嫌的康有为

甲午战败后，中国从上到下，从朝到野都形成了维新变革的共识，但是胶东湾事件打乱了中国改革的节奏。这时康有为大造声势，以极端理由要求政府加快改革。但是他没有在体制里工作过，不懂变法之事兹事体大，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欲速则不达。

康有为联合了一大批人成立了保国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本意是推进变法，而且在它的影响下，各种地方性的民间政治组织也纷纷成立，但是这种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因此反对的力量随着保国会影响力的扩大也在扩大。例如御史潘庆澜举报保国会聚众不道，实际上是个非法组织；曾经参与筹办保国会的监察御史李盛铎反戈一击，建议清廷查禁；监察御史黄桂鋆检举保国会包藏祸心，巧立名目，非法结社，破坏稳定。

康有为等人并没有多在乎这些反对的声音，一个人离世在清廷引起震动，也让康有为有了推行政治变革的可能。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突然病逝，奕䜣是一位务实且稳健的政治家，他十分明白“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清朝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太急，急了就容易出现变故。因此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一次又一次的阻止康有为策划的各种活动。

恭亲王奕䜣的病逝意味着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时代结束，中国终于从器物的近代化向政治体制现代化迈进，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突然加速了。

翁同龢在年轻官员特别是他那些年轻门生如张謇、康有为等人催促下，企图利用与皇上的师徒关系，施加影响，催动政治变革，不过当他把那份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开启的《定国事诏》呈送光绪帝仅四天后就被免职了。有人认为此举帝党对后党的警告，但真实情况更有可能是光绪帝对他本人的不满，因为他的思想过于保守不符合光绪对新政的要求。

而后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开始对变法展开讨论，康有为的回答让光绪帝不是很满意，他依旧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东西。此后光绪帝又用好多天时间耐心听取政治新锐梁启超、张元济、严复等人的改革意见，并鼓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就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等充分建言。

之后在光绪帝的主导下，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基本上符合中国近代化的需要。不过这些措施出台的过于密集，没有给地方留出实施的空间，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就像人吃多了需要时间消化，一段时间后新政也可以被落实。真正严重的是后来政治和文化教育层面的改革。

新政之中康有为极力攻击科举制度，事实上清朝的统治高层包括慈禧也认识到科举制问题多多，无法再为大清选拔优秀人才。可问题是科举制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制度的惯性以及牵扯人员甚多使它贸然废除一定会引发举国地震，因此统治阶层更希望对科举制进行改革而不是废除。

但康有为反复强调只有全面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才能拯救中国的危机。他的宣传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光绪帝在康有为当面直陈科举制度弊病时，表示了立废八股考试的决心。

当调整还是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在朝堂上讨论时，大臣们对开办新教育似乎没有多少异议，只是在废除还是改革调整八股取士上有些分歧，因为这一制度在没有充分准备好善后和配套时宣布废除，肯定会引起社会混乱，那些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又一年的学子们的前途可能因此完全断送。而康有为就曾是科举仕子的一员。

军机大臣刚毅在1898年6月17日早朝时强调，这个后果必须充分考虑，怎样善后也必须提前准备。我们得看到一项制度实施了超过一千年必然有它的合理性，骤然废除可能并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就像高考制度，我们明白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它却是举国关注的，一下子废除了又没有可以替代的制度必然会伤害一大部分人乃至家庭的利益，这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刚毅建议光绪帝三思而后行。

但是康有为这是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在阻止国家的进步。康有为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施压，甚至散布光绪帝已让起草废除八股取士谕旨的谣言。京城舆论一片哗然，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和家庭愁眉不展。

不过当时政府高层对此还没什么结果，康有为对此非常着急，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出的结论，认为是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大臣们在阻挠和反对。当时的礼部尚书许应骙是康有为的广东老乡，两人有过过节，当初康有为在粤东会馆组织保国会时，许应骙就以粤籍高官的身份警告过粤东会馆不要介入这样的事情。这让康有为很难堪，这下他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了。

康有为代监察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起草的一份弹劾许应骙的奏章，这份奏折说许应骙守旧迂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阻挠新政。说他身为礼部一把手主管教育，却对皇上正在推动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公开声言设立经济特科无益，甚至表示会利用自己的职权限制特科录取名额。

光绪帝看后让许应骙明白回奏，这使许应骙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他就搞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自己这是得罪了康有为。他找到军机大臣刚毅商量对策，在刚毅的启发下，许应骙说在康有为年少时名声就很坏，行为不端，他奏折中反复强调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结党营私，狂妄至极，招摇撞骗，居心叵测，可能是新政改革的真正祸害。

虽然康有为没有许应骙说的那么卑劣，政府也没有对康有为采取什么措施，不过许应骙对康有为的反击也有不小的杀伤力，很多官场上的人认为康有为们所从事的一切新政改革，更多的是私心作怪，是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剑走偏锋。

科举制没有按照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完全废除，而是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等人的妥协方案，大体上保持原有制度的稳定性，而对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略作调整，使其更加适应变化了的大形势。

光绪帝和高层大致认可许应骙的解释不认可康有为的指控，此后康有为虽然还能在政治层面发挥某些作用，虽然还能利用光绪帝特许的权力，直接就改革事宜发表意见，但他再也无缘见到光绪帝。

康有为较起了真，这次的挫折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他反而认为在政府层面有一个庞大的守旧势力在阻挠他实现政治理想，因此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必须与这些守旧的政治势力进行殊死斗争。说实话守旧势力是有的，但是那么多人反对他，是不是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此后康有为再借监察御史宋伯鲁的言官特权上书清廷，重申守旧之徒阻挠新政，反对科举制度改革，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康有为强烈要求政治高层冲破这些利益集团的包围，坚决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过他的呼吁并没有引起高层的反响，反而激起了更加激烈的反对。

光绪帝此时意识到朝廷此时不能有党争，应当满朝文武齐心合力把改革搞好，但是大清官僚的积弊太深了，这批老官僚对清廷是忠诚的，但思想确实有些陈旧，指望他们推行新政是不可靠的。因此光绪帝广开言路，扩大下层官员的发言权，多提一些有用的意见。

光绪帝又任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赏四品衔。这些人组成了“四小军机”，很显然光绪帝对于改革的进展已经不满意了，打算用新人取代旧人加快改革，四小军机没有辜负皇上的期待，他们就任后确实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当然了光绪帝不是要彻底打破固有体制，他在四小军机上班的第一天就特别交代，要与各位军机大臣搞好团结，并在程序上规定小军机的所有建议都不能绕开原有体制，依然由军机大臣呈递。他们的任职确实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四小军机内部背景不同，理念也不完全一致，这就为后来的政治突变埋下了种子。

在康有为等人的不断建议下，光绪帝决定大规模裁撤冗余的机构和官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那些人浮于事的情况确实需要整治，但是冗署冗员都不是被裁官员的个人责任，因此如果不能对他们进行合理安置和补偿，势必引起官场恐慌。李鸿章曾上书光绪帝，认为裁撤冗员冗署确有必要，但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他们恐怕会出问题。不过以当时大清的国力恐怕安置不下这么多的冗官。

既然裁撤了冗官就要设立新的机构吸收新鲜血液，在康有为等人的鼓动下以及自己对于改革的需要，光绪帝决定设立专门的议政机构以改变大清已有体制。表面上看光绪帝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慈禧才是真正的掌权人。所以能否设立专门议政机构，关键就是能否说服皇太后。于是光绪帝命谭嗣同搜集康雍乾特设机构的历史依据，以便向皇太后汇报。谭嗣同觉得光绪帝如此慎重想起了康有为的推测，康有为一直认为新政推进的很艰难是因为有庞大的守旧势力在阻挠，而慈禧就是这个守旧派的领袖。谭嗣同沮丧的意识到或许康有为是对的，朝政大权在太后而不在皇帝手里。

谭嗣同将部分消息透漏给了康有为，康有为忽略了谭嗣同的情绪，他认为帝后即将摊牌，于是建议在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帝亲自选才，并且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推荐他自己、梁启超、康广仁等十人。这暴露了康有为的政治私心，引起四小军机之一的杨锐的不满，也引起清廷高层的强烈反对。当光绪帝向慈禧请安并就成立懋勤殿等事向自太后请示，慈禧特意提醒了光绪帝注意改革节奏，期间帝后起了冲突。光绪帝召杨锐商讨对策，希望商量下既能推进改革又不使太后太反对的办法。

杨锐提了三点：第一是理清帝后关系，皇帝总览天下事务，太后则有最终决策权；第二是总结新政教训，对改革方案有通盘考虑再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第三是新政期间的人事变动不宜太频繁，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此外杨锐认为新政的种种失误是因为皇帝偏听偏信康有为的建议，所以希望光绪能和康有为脱离关系，他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时局正在发生不利的变化，光绪帝也下决心让康有为离京，于是降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

一方面光绪帝意图以最小成本平息高层不安，另一方面也是传达一种信号，那就是改革将从激进转向稳健，改革的节奏将会放缓。但是康有为没有领会到光绪的深意，找各种借口迟迟不肯离京，他甚至认为宫廷政变可能即将发生。

不过康有为对于想象中的政变不是感到恐慌而是兴奋，新政推行的艰难使康有为认为主要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在用各种手段阻挠，因此和平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他打算采用武力的方式逼迫慈禧太后向光绪帝交出实际的权力。不得不说康有为作为一个文人还是太稚嫩，也有些想当然，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到这一步改革就失控了，改革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