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县教育会附小毕业前，父亲为我改名为“钟健”

在父亲的教育下（四）

作者：杨钟健

这样在教育会附小住了四年，到公元一九一O年冬天，我才学完了高小课程，参加了毕业考试。这次考试相当隆重，不但全校教职员都临场监考，而且省教育局和县政府也派人来监场。每天除吃两次点心外，还有很好的宴席。这大概是县政府预备的。考试的程序也十分复杂，试卷要交省提学使审阅。我总算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除了我不喜欢的经书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的试题我并不感到困难。

华县教育会附小旧址 自百年咸林

毕业考试结束后，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由省里发下毕业证书，并举行毕业典礼。我在校无事，便随去西安购买书籍、仪器的父亲一同来到省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都市。我们住在南院门街一个书局内，好象叫公益书局。有时我父亲带我到各地去看看，他去提学使衙门也带我去，使我得以见识这大的衙门。可他经常很忙，往往把我一人留在书局。我于无聊之时，就到附近最热闹的南院门去游玩。我对那里的杂耍表演甚感兴趣。其表演的东西无非是刀枪不入、破肚拉肠、鬼魂推磨等戏法，有的还把方法印成传单，分送给观众。我受好奇心的驱使，差不多有空必去。

我已记不得是哪一年，大约是毕业的那一年或前一年，我得了疾病，久治不愈。那时学校正在盖房舍，木工、土工甚多，父亲前后照应，十分忙碌，再加上要看护我，就更加辛苦了。据乡间人说，我那病是打摆子。这种病是不许吃馒头的，只能喝点稀饭或吃些挂面之类的东西，而且天天要服用金鸡纳霜白面，苦不可言，吃了就想吐，日子久了，身体虚弱不堪。

其实，我在校期间，身体无一日健壮，常常生病。为我看病最多的是一位毋先生。他在县衙门做事，医道相当高明。他有时将药末蒸入馒头中，让我吃饭时随馒头将药吃下去。可我的身体也并无起色。父亲为我担忧，于是在我毕业前夕，将我的“天命”的乳名取消，改名为“钟健”，意即钟聚康健也。

好容易到了第二年春末，省上的毕业证书发下来了，我们便在县城举行了毕业典礼。照那时的体制，成绩在八十分以上的名曰廪生，七十分以上的名曰增生。我便是增生中的第一或第二名。这在同班十三人中，大约名列第五六名的样子。在旁人看来，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能有这个成绩，已属很不简单了。行毕业礼那一天，我父亲有训词。因为这是附小第一次毕业典礼，所以仪式相当隆重。我所戴的顶子和帽子，已于随父亲去西安时购得，衣服则在县城缝制。在学校行完礼后，毕业生还排着队到文庙去行谒见孔子先师礼，真也可谓招摇过市。

附杨松轩

华州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

高等甲班学生毕业训词

（1911年2月）

忆吾堂开办时，校址无定，经费无着，赞成者鲜，反对者多，荆天棘地，几成众矢之的。同人等竭尽愚诚，振奋绵力，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历四寒暑，适际诸生毕业之一日，幸何如之！虽然吾堂办学目的，原迫于世变之潮流，洞悉裨益国家，转移社会，非聚多数青年，灌输普通知识，树他日应用基础，鲜克有济也。若专为造就个人，冀诸生毕业后，博得廪、增、附虚名以炫耀庸耳俗目，仍是变相之科举。吾堂排除万难，任劳任怨，仅仅获此效果，则吾堂亦太无价值矣。

吾堂对诸生毕业之感情，庆幸心少，希望念奢，曾为诸生熟筹之矣。毕业之后，或限以年龄，或限以家境，不能归于升学之一途，亦情势所无可如何者也。然诸生既略受普通教育，出学以与世周旋。教育界也，农商界也，工艺界也，政治界也，军事界也，任择一途，而身习之，务令人郑重而乐道之，曰：“此高等小学毕业学生也！如是，如是。”勿令人深恶而痛绝之，曰：“此高等小学毕业学生也！如是，如是。”诸生果有良好结果，对学堂则为好学生，对家庭则为佳子弟，对国家则为真国民。即吾堂之名誉，亦可随诸生而继长增高矣。

进而言之，吾堂之办学与诸生之求学，均为应世变也。诸生在堂四学年中，吾国随世变而呈何现象？就内治言之，如宪政之预备，国会之缩短，官制之厘订，刑律之颁布诸大端，实开千古未有之局；就外交言之，如辽东之侵略，海牙之提议，三韩之合并，四国之借款诸巨创，复极千古未有之变。想诸生亦闻之稔矣。内政修，诸生蒙其福；外患烈，诸生受其祸。是直与诸生身家性命有密切之关系，诸生何忍秦越（疏远不关心）视之也？

现吾国处何地位乎？新政迭兴，表面似百废俱举，内容实百弊丛生。加之外患日棘（通“急”）,英占片马，俄窥伊犁，法迫蒙自，葡祸澳门，瓜分警告，频频入耳。是内治未收改良之效，外交屡贻失败之误矣。诸生际此时而毕业，切愿于素蓄国家思想、社会思想，滋长而扩充之。将来无论内政如何敷衍，外患如何急迫，始终能不失为吾国国民之资格。则国家有国民，即社会有完人，吾堂有学生矣。诸生勉之。（选自《杨松轩教育文选》）

图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

原文作者：杨钟健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