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证明秦国发源于汧渭之间,汧河就是沔水、白水、汉水、漾水、天水、天河、西汉水
一、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证明汧河就是沔水、白水、汉水、漾水、天水、天河、西汉水
昔陕西天兴县南出石鼓,有铭文,言秦王渔猎事,故称“猎碣”,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
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称妙墨。韦(应物)、韩(愈)以降,歌咏赞颂不绝如缕,其名大显。
清末,康南海以“中华第一古物”誉之。吴少甫秘藏珍本,题曰“天下第一宝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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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远旧藏元明间拓《石鼓文》之“乍原鼓”
“天下第一”是小说笔法。藏着它身后的故事。
清华简《系年》载: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即伯服)。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于是,申侯与盟友拥平王为天子,其余诸侯则另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为周携王。
二王并立的局面让诸侯国看到了周室的衰微,于是“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秦人借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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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
《史记秦本纪》: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自秦非子时期开始,秦人就在偏僻的岐雍之地为周天子养马戍边,长期与西部草原的“夷狄”杂居。然而秦人的先祖来自东方,他们在主观上始终积极拥抱着周文化,过着半游牧半华夏化的生活。
公元前821年,秦庄公败西戎,受封西陲大夫,赐犬丘之地。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从而获封为周的诸侯。天子许诺,若秦赶走戎人,所收土地可尽归秦人,成为秦的国土。
后来,秦穆公并十二国,辟疆千里,逐霸西戎;
200余年之后,秦孝公欲强国力,下《招贤令》曰: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是秦人的喉中之鲠,孝公信任商鞅,变法强兵,国力日强;
及至始皇鲸吞战国,海内为一,称号皇帝。
从牧马西陲到横扫六合,坚韧务实、百折不挠的秦人书写了一部逆袭史。
而秦襄公立国,可以看做此间最重要的转折点。
《石鼓文》所录十篇四言叙事古诗,记述了秦襄公受封归国后的田猎祭祀活动。
秦襄公用这次极具政治意义的活动,在获取了祭品的同时还等于进行了一次演武练兵。秦国通过炫耀武力而威慑犬戎,以谋求西部边陲的霸主地位。
郭沫若曾言:“石鼓文是诗,两千六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四言,遣词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为‘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为丰富的宝藏。”
这十篇刻在花岗岩石鼓上的四言古诗,创作风格与写作手法皆与《诗经》相仿,被学者公认为一部赞颂秦君功业的历史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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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而师鼓”
《而师》篇,该篇有天子命辞,应是襄公归国前,周天子对他的封赏和勉励。所以此篇是追叙秦襄公出师送平王东迁后凯旋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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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汧殹鼓”
《汧殹》篇,写汧水风物之美、游鱼之乐和捕鱼之事,可知此次渔猎活动的地点是汧水流域,而活动的次序是先渔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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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霝雨鼓”
《霝雨》篇,“霝雨”即落雨,此篇描写秦君在汧水捕鱼,渔罢天降大雨,河水猛涨,人马在雨水中行进的情况。在行进过程中,行于水浅处,人马涉水,行至水深处,则乘船而行。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王国维《秦公敦跋》均认为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汉书·地理志》云:“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史记·夏本纪·索隐》曰:“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嶓冢山即昆仑山,西汉水发源地。
汧河就是沔水、白水、汉水、漾水、天水、天河、西汉水
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汧繄》中写道:“汧繄(也)沔沔,烝皮(彼)淖渊。”《霝雨》则直接写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郭沫若认为上述诗所记就是“追叙(秦君)初由汧源出发攻救周之时事”。相传为周穆王西巡马死所葬之处。
汧河就是沔水、白水、汉水、漾水、天水、天河、西汉水《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记载:漾水出陇西氏道县.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常璩《华阳国志》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冢山,会白水,径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按沔水出东狼谷,径沮县入汉。《汉中记》曰:.冢以东,水皆东流,.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冢为分水岭。即此推沔水无西入之理。刘澄之云:有水从阿阳县,南至梓潼、汉寿,入大穴,暗通冈山。郭景纯亦言是矣。冈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泽而流,与汉合。庾仲雍又言,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径至关城合西汉水。故诸言汉者,多言西汉水至葭萌人汉。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经》云漾水出氐道县东至沮县为汉水,东南至广魏白水。诊其沿注,似与三说相符,而未极西汉之源矣。然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者,义或在兹矣。班固《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冢山。阚駰云: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又言,陇西西县.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魏白水。
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华阳,其地因在汉水流域而得名为“华阳”。《华阳国志》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华阳国志》“汉有二源”,我认为汉水是两条“水”合二为一,才有两个源头。但“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有误,汉中境内就没有“漾山”,汉境内没有漾水,只有洋水,汉中境内的洋水、西城县、嶓冢山据我不完全考证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古西县)伐魏时,马谡失街亭,迁西县(陇南市西和县、礼县境内)人员一千多人退居汉中,这些人思乡,把当地的山水名取名故乡的山水名而来。漾水是因仇池、武都海、雷泽、河池的水盈溢而出得名,它与潜(汧)水是相对的,潜(汧)水是因仇池、武都海、雷泽、河池的水潜地而出得名。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也有误,陇西西县(陇南市西和县)嶓冢山流出的是漾水,它不能经葭萌(四川省昭化)入汉江。正确的的应是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名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东源始源曰沔水,故曰“汉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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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汧繄》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权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列传》作“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文选》卷三九《李斯上秦始皇书》作“并国三十”。总之,通过这场战争,秦人取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
汧(qiān)殹(yì)沔沔,丞皮淖(nào)渊。鰋(yǎn)鲤处之,君子渔之。澫(wàn)又小鱼,其斿「走散」「走散」。帛鱼「帛樂」「帛樂」,其「竹盗」氐鲜。黄帛其「鱼丙丙」,又鳑(páng)又「鱼帛」,其「立月」孔庶。脔之「毚(将兔改为史)」「毚(将兔改为史)」,「汗土」「汗土」「走尃」「走尃」。其鱼隹可?隹鱮(xù)隹鲤,可以橐(tuó)之,隹杨及柳。
【疏释】
汧指汧河,即汧河就是沔水、白水、汉水、漾水、天水、天河、西汉水,秦人发祥地。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保“西垂”,地域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礼县、西河一带。西周孝王时(公元前?-前886年),非子(秦襄公七世祖)被周孝王封于汧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汧河上游及其以西,与戎人杂处。年代在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公元前771年,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封秦襄公为诸侯,在今陇县东南建立“汧邑”,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汧渭之会”,“汧邑”和“汧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汧河之畔。周穆王西巡可能就是沿汧河谷道西行。
“殹”,前人多释为“也”,我认为作为语气词释为“噫”更恰当。“沔沔”,《诗经·邶风·新台》“河水瀰瀰(mí)”、“河水浼浼(měi)”句与之类似,细观“沔沔”,应为“泛泛”的籀文,形容河水泛滥。“丞”为“拯”之初字,假借为“烝”字,“前进”义。“皮”通“彼”,“淖”指泥洼地,“渊”即水之深处。《水经注·汧水篇》载“其水东流,历涧注以成渊。”正是“烝彼淖渊”之义,指水流冲向前方,河床上形成一个个深潭。鰋即鲇(nián)鱼,北方叫鰋,南方叫鲇,头大嘴宽,尾圆而短,皮有黏质,无鳞,背部苍黑色,腹白色,上下颌有四根须。昼伏泥中,夜出活动。肉可食,鳔(biào)入药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小雅·沔水》
【說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書·禹貢】浮于潛,逾于沔。【傳】漢上曰沔。
又【廣輿記】沔口,在漢陽府城西南。【地理通釋】漢入江處謂之沔口。【漢陽圖經】漢沔本一水也。又沔縣,屬漢中府,本漢沔陽縣。
【書·禹貢註】沔池。一音亡忍切。又母婢切,音弭。與濔同。水盛貌。詳濔字註。
(沔)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武都沮縣,二志同。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是其地,有沮水出焉。前志沮縣下曰:沮水出東狼谷。後志沮縣下曰:沔水出東狼谷。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曰:沔水一名沮水。引闞駰云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是則前志之沮水,水經、說文之沔水。皆云出沮縣東狼谷,實一水也。前志曰: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過郡五者,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也。水經亦歷敘沔水所過之縣,而曰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南入於江。許說沔與漢志、水經同。此漢時漢水之道與禹貢時其源不同,其委則一。常璩云:始源曰沔。玉裁謂漢言其盛,沮與沔皆言其微。沔者,發源緬然之謂。尙書、周官、春秋傳曰漢。漢時曰沮水,曰沔水。是爲古今異名。水經且謂西漢水曰漢水,謂禹貢漢水曰沔水。許亦云涪水入漢,不云入西漢。云沔水入江。云淯水入沔。則許漢沔分偁同水經。班云:沮水,荆州川。職方:荆州之川江漢。然則班謂沮卽東漢亦明矣。且志雖有西漢、東漢之目,而曰東漢水一名沔。凡漢中下云旬水入沔,淮水入沔,筑水入沔。弘農下云淯水入沔,洱水入沔,甲水入沔。右扶風下云褒水入沔。廣漢下云白水入漢,涪水入漢。分別畫然。亦謂東漢爲沔,西漢爲漢。今漢水出陝西寧羌州,經沔縣、褒城縣、漢中府、城固縣、洋縣、西鄉縣、石泉縣、漢陰縣、紫陽縣、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湖廣舊上津縣、竹山縣、鄖西縣、鄖陽府、均州、光化縣、穀城縣、襄陽府、宜城縣、安陸府、荆門州、潛丘縣、天門縣、沔陽州、漢川縣。至漢陽府城東北,合於大江。今曰漢口,古曰夏口,曰沔口。左傳謂之夏汭。寧羌州歫今略陽縣二百二十里。析言之沮沔各爲一水,渾言之則或統呼沮,或統呼沔也。从水丏聲。彌兖切。十二部。小雅:沔彼流水。毛傳:沔,水流滿也。按許云濔,水滿也。詩之沔,爲濔之假借。或曰入夏水。水經注夏水篇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賦所謂夏首。按今湖北荆州府附郭江陵縣府東南二十五里有夏水口是也。水經: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注云: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按堵口,當在今湖北漢陽府沔陽州境內。沔水與夏水合。至漢陽府入江,或曰沔口,或曰夏口。然則入夏水卽入江也。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今按二水相合,互受通偁。謂沔入夏,亦無不可。
【广韵】春秋郧国之地,战国时属楚,秦属南郡,武德初置沔州.【广舆记】今为”后面应该接的是“汉阳府”。这是因为文本中明确提到“汉阳府,本春秋郧国地,汉属江夏,唐曰沔州,亦曰汉阳。”这表明在历史的变迁中,该地区曾被称为沔州,后来改称为汉阳府
二、考古证明陇南市礼县祁山大堡子山秦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秦庄公、秦襄公或秦文公,秦人第一陵园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的都邑“西垂”(西犬丘)就在礼县。
周之岐丰地、秦之西垂宮在陇南市礼县祁山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为博得妃子一笑,烽火戏诸侯,导致身死国灭。前770年,申侯以王朝名义向各诸侯发出勤王的诏命。《史记·秦本纪》说:
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救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多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既有其地。”
则秦襄公之时,岐以西之地当被犬戎所占。秦文公十六年(前751年),文公率兵打败戎,戎族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人东迁,周秦两族人的汇合、杂居,周秦文化的融合,进一步促成了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
《史记封禅书》中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因西方主白,白帝即西方之帝,指秦人之祖。故刘邦取天下时造了斩白蛇的神话以惑众,意思是他的天命是灭秦自代。关于上文所说西畤之所在,《史记集解》引晋灼曰:《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可见,西垂原义为西部边陲,是一个泛称;也特指秦人早期的都邑。此外,《史记·秦本纪》载:“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那么,西垂、西垂宫、西犬丘、犬丘是否为同一个名词?一地多名,地名迁徙是古代常见的现象。今大多学者认为,西犬丘与西垂同为一地,犬丘就是犬戎之地。
关于西垂的具体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王国维《秦公敦跋》均认为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汉书·地理志》云:“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史记·夏本纪·索隐》曰:“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嶓冢山即昆仑山,西汉水发源地。
1998年,位于大堡子山秦公墓东南方约3公里处的圆顶山上又发现了秦贵族夫妇的合葬墓。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的秦公陵园与贵族墓地的发现,以及西汉水流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了西汉水流域的礼县地区是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应该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探寻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也就是西周时期秦人“西垂”的中心区域。
西山城址被认为是至今发现的秦人最早的城。自20世纪90年代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被盗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秦人早期发祥地的秦公陵园,并认为秦人都邑西垂(西犬丘)应在此附近寻找。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大堡子山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等丰富遗迹的城址。根据秦人陵随都移的特点,秦国都邑“西垂”及宫殿“西垂宫”应当就在陵园附近,它不但确定了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秦文化的渊源、秦人统一全国的摇篮,同时也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准确无误。
秦公陵园和城址的成功发掘引起了史学界、考古界的巨大轰动,李学勤先生称:“这一发现填补了先秦文化的研究空白”。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众多专家已基本确认:大堡子山秦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秦庄公、秦襄公或秦文公,秦人第一陵园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的都邑“西垂”(西犬丘)就在礼县。
西垂是秦人早期的重要都邑,是秦人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秦人东向进取的精神原点。“西垂”(西犬丘)和秦人第一陵园两大千古谜团的解开,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空白,为研究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葬俗等,了解秦人如何由偏居西垂的牧马族到建国立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使秦人四大陵园区得以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秦人由西垂到雍城、咸阳的发展壮大过程得到了系统可靠的佐证。
三、秦公簋证明猃狁西戎白马氐羌在犬丘,周秦祖都在陇南市礼县祁山
秦公簋,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襄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人才济济,使自己永保有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铭文及盖铸铭:
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
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
不其簋盖,原藏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等处,最先著录于清末金石大家徐同柏所著《从古堂款识学》。铭文全文为: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其,驭(朔)方玁狁(猃狁),广伐西艅(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洛)。女(汝)以我车宕伐玁狁(猃狁)于高陵,女(汝)禽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女(汝),女(汝)及戎大敦女(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女(汝)多禽折首执讯。”白氏曰:“不其,女(汝)小子女(汝)肇诲(敏)于戎工,锡(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白(伯)孟姬尊簋,用匄(丐)多福,眉寿无疆,永屯(纯)灵冬(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铭文大意为器主人不其随从白征伐猃狁,乘胜追击于西,白欲先返宗周献俘于天子,行前勉励器主人继续奋勇杀敌,并赏赐弓矢、臣仆和土地,不其拜谢,为先祖宗庙作器奉祀。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不其簋盖是“周室东迁以前之器,其出土地必在陕右”。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认为铭文中的“白(伯)氏”是虢季子白盘的作器者虢季子白,“西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俞泉。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举出三证:“有秦地名。曰西、西俞,皆在秦境”“有秦方言”及“作器者乃秦赢之后”,推断“此器是西周晚期秦人所作”,“是周宣王命秦庄公及其昆弟五人伐戎之事”,“白(伯)氏”是庄公,“不其”是庄公幼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的器主“不其”就是秦庄公其,铭中所记即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使伐西戎一事,不其簋的年代当为周宣王八年(公元前820年)左右,是最早的一件秦人青铜器。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秦庄公名“其”。目前,学界大都认为不其簋盖铭文中的“不其”就是秦庄公;簋铭中的“西”,也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即秦人早期都邑西垂,在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
猃狁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秦汉称匈奴。关于周王室与猃狁的战争,史书和其他的青铜铭文中多有记载。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采薇》《出车》就记载了同猃狁的战争。青铜器中关于猃狁之战的铭文,最著名的当数虢季子白盘。
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可见,不其簋盖铭文与《史记·秦本纪》所载内容基本相符,器主应为秦庄公。
关于不其簋盖的出土地,王国维认为“出土地必在陕右”;学者陈梦家举三证落实为秦人所作;李学勤进一步确定“不其”就是秦庄公。北宋时期,甘肃境内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就闻名于世,如欧阳修《集古录》中载有盄龢钟,赵九成《续考古图》载有熊足盘。民国初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有一批秦器,如传世的秦公簋等。不其簋盖可能也系清末大堡子山秦墓出土。更为重要的是,若不其簋盖器主为秦庄公,那么不其簋盖的出土地只能在礼县大堡子山一带。
1980年3月,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城郊公社后荆沟村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簋。这件青铜簋通高26厘米,口径23.2厘米,重8.7公斤,内底部有铭文12行151字,其中重文3字。令人惊奇的是,这件青铜簋上的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盖铭上比器铭多一个“搏”字,而且器铭文字章法与盖铭非常相似,只是个别字的写法略有不同。更令人惊喜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与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口径完全吻合。
从铸造工艺来看,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盖与器铸造工艺有着明显的差别,器的铸造工艺优于盖的铸造工艺。器的铸造精致规整,盖的铸造粗糙,纹饰模糊。从纹饰上看,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的盖与器虽然都是窃曲纹,但是器上所饰是无目窃曲纹,且铸造精良,纹饰清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所饰无目窃曲纹相同。有专家曾对两件青铜器作过考证,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其簋盖与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应为同一器物;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盖并非原配,盖内虽有字,与簋体铭文一致,但属于仿刻。有趣的是,墓中还出土有一件仿制的簋,器形纹饰都和同墓出土的不其簋相同,器盖俱全,搭配入葬。
如果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与山东出土的不其簋同为一件器物,那么不其簋的簋身和簋盖为何分离?远在甘肃的青铜器为何会流落到山东来呢?山东的墓葬主人为何要仿制秦国的不其簋?仿刻铭文呢?不其簋的器身与器盖分散,分别在两地出土不仅成为文博界的一件奇闻、趣闻,而这件带有千年历史之谜的器物又引发诸多猜测。
青铜簋是礼器,一般会成套制作,不可能是一件。秦庄公虽称“公”,但是为追称。周宣王因其有功,封为“西垂大夫”,从当时的级别来看,应享受五鼎四簋待遇,不其簋应该有4件。关于同一器物为何在两地出土?有学者认为,可能系不其的后人分散各持器、盖,造成器、盖分离,流传两地;还有学者认为,山东滕州一带属历史上的邾及其附庸小邾,不其簋应是秦邾联姻的结果。成套的礼器目前只面世一件,还有三件簋未出现,这个历史留下的千古之谜,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揭开真正的谜底。
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西周孝王时,非子被封召于汧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文献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汧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区。年代当于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就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不其簋盖铭文曰:“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隅),王命我羞追于西。……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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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西部受到严允侵扰,周王命伯氏不其抗击,追至于西。西,当指“西垂”一带,秦汉时为陇西郡西县,地当今甘肃天水附近、礼县、西河等地。不其随伯氏对严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博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纪》云秦庄公任西垂大夫,从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
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是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在陇县东南建立“汧邑”,公元前770年受封享国后的秦襄公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候。’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汧渭之会”,“汧邑”和“汧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汧河之畔。
秦人自非子为周王畜,秦仲为大夫到襄公始国,直至文公东猎,这个逐步壮大的部族往复活动于西垂与汧渭之间,正是经由陇关道完成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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