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魏晋之变》中信书店新书分享会

本周六北京大学李亮老师将携新作《魏晋之变》

带您穿透百年乱世迷雾

揭秘曹操与世族的角力真相

解读司马家族篡权的深层逻辑

剖析诸葛亮与刘备君臣关系的复杂面相

从金戈铁马到竹林清风，看阮籍佯狂背后的生存智慧，悟嵇康绝响中的文人气节，思清谈名士如何影响国运兴衰。

分享话题

一、三国群雄的权力密码

袁绍何以在冀州立足？他是如何击败公孙瓒的？

曹操为何要打击大族？曹、袁争斗的真相是什么？

自守益州还是“跨有荆益”？刘备与诸葛亮的战略分歧。

二、竹林七贤的悲欢离合

圆滑的阮籍，悲壮的嵇康，见风使舵的向秀，装疯卖傻的刘伶，清谈误国的山涛、王戎，让我们一窥竹林七贤的悲欢命运。

三、魏晋士族的精神追求

那么，魏晋士族的精神追求又是什么呢？

我们将从颜值经济、奇异的婚配、奇葩的人际交往等七个方面一探究竟。

11月22日李亮老师做客中信书店怀柔科学城店，揭开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古中国变革密码，畅谈门阀政治如何重塑社会秩序。欢迎读者朋友预约参与思想激荡！

嘉宾：李亮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

本书是一部以历史学、社会学视角综合观察三国到魏晋时期风云变幻的史学佳作。

全书深入探讨了三国到魏晋世族的兴衰、君主制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治与思想演变的内部逻辑。作者以政治、思想和社会三个层面为横向维度，以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历史区间为纵向维度，剖析这一历史区间内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运用立体交叉的叙事模式，为读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这段历史。

【活动时间】

2025年11月22日（周六）15:00-17:00

【活动地点】

中信书店·怀柔科学城店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雁栖大街53号 创新小镇H楼2层

【报名链接】

摘 选 · 试 读

“竹林七贤”及其精神追求

本文摘选自《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什么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的。所谓“七贤”，是来自《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八顾”等名称相同，都是士大夫之间的相互标榜。到了西晋末年，僧徒为了传播佛教，比附内典与外书，使“格义之风”盛行。至东晋初年，士大夫乃取天竺“竹林”之名，标于“七贤”之上，“竹林七贤”之名遂成。东晋中叶以后，玄学大盛，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等遂撰《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等著作，使“七贤”传之天下。

“竹林七贤”是哪七位？

“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山涛为精神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充数。王戎之弟王衍不属七贤团队，但因气质和行为与七贤相同，也可称为七贤的编外成员。

这八位玄学家，所追求的是庄子的逍遥精神，而他们的理想人格化身不是何晏所提出的尧舜，而是超越世俗、虚无缥缈的“大人先生”。同时，他们倡导自由自在，反对一切的人为束缚，特别是政治枷锁，认为这些不符合自然之道，因此提出了破礼法、非尧舜、薄周孔的主张。这种不拘小节，追求自我的精神，直戳名教的理论根基，对瓦解名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排斥名教实质上就是反对司马政权，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

《晋书》中阮籍、嵇康等列传与《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了许多这群人放荡不羁、怪异可笑的逸事，虽不可尽信，但基本能反映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格追求。但是，这些故事中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些人虽然反对名教，但主观上并非真正要破坏以名教伦理构建起来的道德秩序，东晋的戴逵、南朝萧梁的沈约都有这种看法。而且，通过对这个群体奇闻逸事的梳理，会发现，他们的精神特质是逐渐形成的，中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从儒学大族中逐渐异化而出。因此，了解这个过程，对理解他们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阮籍的精神追求

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陈留）人。《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竹林七贤传》说：

诸阮俱世儒学，善居室，内足于财；唯（阮）籍一巷，尚道业，好酒而贫。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蔡邕弟子，可见，他是在儒学风气浓厚的家族中长大的。《晋书·阮籍传》记载他：

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变）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

可以推测，阮籍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状况的强烈刺激，对社会和政治失望至极，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与崔寔、仲长统晚年走向隐逸之路具有相同的背景。这样看，阮籍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司马懿与曹爽争夺权力之际。

阮籍在《通易论》中，屡次提到先王，而且这个先王不是无为的圣人，却是有形的圣人。同时，文中对上下、君臣、尊卑、贵贱等都予以承认，接纳了子遵其父、臣承其君、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的观点。最后总结说“称圣王所造，非承平之谓也”。就是说圣王要有所行动，而不是无为而治，这就是所谓的“大人之功也”。

如果将《通易论》与阮籍晚年的《大人先生传》作对比，会惊奇地发现，“大人之功”与逍遥浮世的大人简直是判若两人。他最早的《乐论》也提倡“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反其序则亲疏乱”。可见，在阮籍的早期思想中，他还是抱着“济世志”的理想，并不排斥名教，也没有极力主张无为。

但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使阮籍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特别是随着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从而加速了他思想转变的步伐。比如，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是他玄学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大人先生传》，不仅竭力反对名教，甚至明目张胆地反对君臣贵贱之别，发出了“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的呼声。

嵇康与“广陵绝响”

阮籍的好友嵇康（公元223—262年）是“七贤”中另一位精神导师，在玄学修养上似乎比阮籍更高，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文笔犀利、泼辣洒脱，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嵇康出身贫寒，但精思勤学，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之女，家世更为显赫。在政治上，嵇康强烈反对司马氏政权，倾向于曹党；思想上，则是“自然”观的积极拥护者。《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嵇喜撰《嵇康传》说：

（嵇康）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嵇康虽然崇尚老庄的“自然”与“避世”，但并不排斥名教，而是吸收儒家思想中积极合理的一面，是一位“玄”“经”双修的名士，当然，他的思想中玄学的比重更多一些。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和《自然好学论》等文章中，极力推崇老庄，对仁义、名分及六经却大肆诋毁。《养生论》中更是明确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些都是嵇康崇老的一面。

《晋书·赵至传》记载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他在《诫子书》中也竭力要求儿子谨慎谦虚，并告诫其子说：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可以看出，嵇康对传统道德是比较重视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司马氏主要提倡名教中的“孝道”，而反对司马氏的人便以“忠”来对抗。因此，嵇康特别提出“忠臣烈士”，而不是“忠臣孝子”，是突出了名教中“忠”的一面。因此，嵇康本质上并不是反对儒家的伦理秩序，只是反对名教的虚伪，不满邪僻之徒专政，他的人格结构中那种真率自然的天性与传统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嵇康尊儒的一面。

嵇康认为伦理道德本于自然，不是名教所谓的“小廉曲慎”，而是只有忠臣烈士才能体现的自然人格，即大谦与大让。但是由于要坚守这一自然人格，要分别是非，但“政不由己”，只得遁入老庄，在自然中寻求解脱。

嵇康是曹氏之婿，在政治上倾向于曹党，对司马氏的专权自然憎恨，采取避世的态度反对名教中虚伪的“孝道”，因此司马昭便将不仕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加在了嵇康头上，将其杀害。嵇康在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然后从容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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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凌小凡

初审：张瑾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