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从冰窟窿里救出个姑娘，她爹是县长，非要把她许配给我

那年是1980年，立冬的刀子刚刮过没几天，我们陈家屯北边那条河，就冻得像一块灰白色的死玉。

风跟狼嚎似的，卷着冰碴子，抽在人脸上，生疼。

村里的孩子们不怕，冰面上滑得跟泥鳅似的，尖叫声和笑声，是这死寂冬天里唯一的热闹。

我叫陈金河，二十岁，在村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存在。说我混吧，我从不偷鸡摸狗；说我好吧，我又总爱琢磨些生产队长老一辈看不懂的事，不肯老老实实当个睁眼瞎。

我爹常指着我鼻子骂：“你个兔崽子，就你那点心眼，能有几两重？早晚得栽跟头。”

那天我揣着手，靠在河边那棵老柳树下，看那群小屁孩疯。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就在我琢磨着回家喝口热乎的时候，出事了。

“扑通”一声闷响。

紧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才是撕心裂肺的尖叫：“有人掉窟窿里啦！”

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直起身子。

冰面上，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孩子们，全吓傻了，杵在那儿，指着不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冰窟窿。

一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影子，正在水里上下扑腾，动作越来越小。

是个姑娘。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我爹的教训，什么天寒地冻，全忘了。

周围的大人也闻声跑了过来，一个个扒着河岸，急得直跺脚，可没一个敢下去。

那水，是能要人命的。下去，就等于把半条命交给了阎王爷。

“快！找绳子！找杆子！”有人喊。

可哪来得及？

我看着那抹红色越来越弱，心里好像有把火在烧。

妈的。

救人。

我来不及多想，脱了棉袄往地上一扔，一个猛子就朝那冰窟窿冲了过去。

脚踩在冰面上，滑得厉害，我连滚带爬。

到了窟窿边，那股子从水里冒出来的寒气，像无数根针，扎得我脸颊发麻。

我没犹豫，一头扎了进去。

冰水，像一瞬间把我的骨头都给冻住了，心脏猛地一缩，差点没背过气去。

我强忍着刺骨的寒意，睁开眼，在浑浊的水里寻找那抹红色。

找到了。

她已经不怎么动了，正在往下沉。

我用尽全身力气游过去，从后面一把揽住她的腰。她身子软得像块布，一点反应都没有。

糟了。

我拖着她，拼命往上游。脑袋刚冒出水面，就大口喘着气，肺跟要炸开一样。

岸上的人见我把人捞住了，一片哗然。

“金河！好样的！”

“快！拉他们上来！”

几根长长的竹竿伸了过来，我用冻僵的手死死抓住一根，岸上的人合力往回拽。

冰窟窿的边缘锋利得很，在我俩身上划拉着。

我只觉得，自己拖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块巨大的冰。

等终于被拖上岸，我整个人都虚脱了，抱着她瘫在冰冷的地上，浑身筛糠似的抖。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姑娘，脸蛋白得像纸，嘴唇发紫，眼睛紧紧闭着。

她长得……很好看。这是我唯一的念头。

“快！送卫生所！送金河家！金河家近！”

人群乱糟糟的，七手八脚把我们抬了起来。

我被人架着，脑子已经成了一团浆糊，只剩下“冷”这一个字。

冷得灵魂都在打颤。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记忆的最后，是我娘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等我再睁开眼，已经躺在自家热乎乎的土炕上，身上盖着三床厚棉被。

我娘坐在炕边，眼睛红得像兔子，手里端着一碗滚烫的姜汤。

“醒了？醒了就好，吓死娘了……”她声音都哑了。

我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冒烟，“那……那个姑娘呢？”

“也救过来了，你爹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她瞧了，灌了姜汤，这会儿也在西屋炕上躺着呢。”我娘说着，一勺姜汤递到我嘴边，“快，喝了，驱驱寒。”

辛辣的液体滑进喉咙，像一条火线，瞬间点燃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这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我爹披着件旧棉袄，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吧嗒吧嗒抽着他的旱烟。

“爹。”我喊了一声。

他“嗯”了一声，蹲在地上，烟锅头在鞋底上磕了磕，“你小子，胆子是真肥。”

这话听不出是夸是贬。

“那姑娘不是咱们村的，听口音是城里的。她那棉袄料子，滑溜，咱们这儿见不着。”我娘絮絮叨叨地说着，“也不知道是哪家的闺女，跑到咱们这河边来干啥。”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这年头，村里能听见汽车响，比过年还稀奇。

我爹“噌”地一下站起来，和我娘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惊疑。

“谁啊？”我娘嘀咕着。

我爹快步走了出去。

很快，院子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隐约听见我爹的声音带着点谄媚和紧张：“哎哟，是是是，人没事，就在屋里……”

门帘一挑，我爹领着一个穿着四个兜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那男人大概五十来岁，国字脸，眉毛很浓，眼神锐利，虽然风尘仆仆，但身上那股子气势，是我在生产队长身上都没见过的。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看就是干部模样。

我们家这小土坯房，瞬间就显得逼仄起来。

男人目光一扫，就落在了我身上。

他快步走到炕边，我爹赶紧给他搬了个凳子。

他没坐，而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激动，有感激，还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审视。

“你就是陈金河同志？”他开口了，声音很洪亮。

我有点蒙，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躺着！”他连忙摆手，语气不容置疑。

“我爹说：“是，这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金河。”

男人深吸一口气，突然朝我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吓了一跳，我爹我娘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使不得！使不得啊领导！”我爹慌忙去扶。

男人直起身，眼眶有点红，“同志，我叫李建国。你救的那个姑娘，是我的女儿，文静。”

我脑子“嗡”的一下。

李建国……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

“他是咱们县新来的……县长。”我爹在我耳边，用蚊子哼哼似的声音补充了一句。

县长！

我娘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救的，是县长的女儿？

这……这叫什么事儿啊？

李县长没理会我爹娘的惊慌失措，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他的手掌很温暖，很有力。

“小同志，谢谢你！你救了我女儿，就是救了我全家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应……应该的。”我磕磕巴巴地说。

这辈子，我哪见过这么大的官。

李县长转头看了看我家的环境，泥墙，旧炕，糊着报纸的窗户。他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老乡，你们家里的情况，我了解了。”他对我爹说，“金河同志见义勇为，是我们全县青年学习的榜样。县里，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我爹搓着手，嘿嘿地笑，不知道该说啥。

“这样吧，”李县长沉吟了一下，“我做主，给金河同志在县里的工厂安排一个正式工的名额，吃商品粮。另外，再给你们家批一百斤大米，两百斤白面，作为奖励。”

这话一出，我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亮得吓人。

我娘也忘了地上的碎碗，张着嘴，一脸的不敢置信。

正式工！商品粮！

在1980年，这八个字，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

意味着我，陈金河，可以一步登天，从一个刨土坷垃的泥腿子，变成吃国家饭的城里人。

我爹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谢……谢谢领导！谢谢李县长！”

说着就要跪下。

李县长一把扶住他，“老哥，这可使不得。这是金河应得的。”

我心里也翻江倒海。

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村子，去外面闯闯。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

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我救人，没想过要什么回报。

“李县长，”我开口了，声音还有点虚，“我救人不是为了这个。您不用……”

“欸！”李县长打断我，“一码归一码。你品德高尚，是你的事。政府表彰英雄，是政府的事。”

他话说得很硬，但又让人挑不出毛病。

我爹在旁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生怕我这个犟种把好事给搅黄了。

我只好闭了嘴。

李县长又去西屋看了他女儿，确认她没事，只是受了惊吓和风寒，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他从西屋出来，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

他在炕边坐下，拉着我爹的手，开始拉家常。从地里收成，到村里情况，问得特别仔细。

我爹受宠若惊，一五一十地回答。

我躺在炕上，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总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果然，聊了半天，李县长话锋一转，又绕回到了我身上。

“金河同志，今年多大了？”

“二十了。”我答道。

“嗯，二十岁，好年纪啊。”李县长点点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有对象了吗？”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摇摇头。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就是村东头老崔家的闺女，崔花。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虽然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村里人都把我们看成是一对儿。

我爹脸上堆着笑，“还没呢，这孩子眼光高。”

李县长听了，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他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句让我，让我爹，让我娘，甚至让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的话。

“老哥，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那个不成器的女儿，叫文静，今年也十八了。高中毕业，模样……你们也见了。”

“金河这孩子，品行端正，有勇有谋，是个好样的。”

“我想啊，把我们家文静，许配给金河。”

“你看，怎么样？”

“轰”的一声。

我感觉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个炸雷响了。

娶县长的女儿？

我爹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手里的烟锅头掉在地上，他都毫无察觉。

我娘更是像被点了穴，一动不动。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李县长脸上还带着微笑，但那眼神，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威严。

他不是在商量。

他是在通知。

“李……李县长……您……您这是开玩笑吧？”我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李县长反问。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们家金河，他……他就是个农村小子，啥也不是，哪儿配得上您家千金啊……”我爹语无伦次。

“配得上！怎么配不上？”李县长一拍大腿，“我女儿的命都是金河救的。这叫什么？这叫缘分！我李建国不讲究那些门当户对的虚头巴脑，我就认一个理儿：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小伙子！”

他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可我听着，却觉得浑身发冷。

这不是报恩。

这更像是一种交易。

一种用他女儿的婚姻，来偿还我这份救命之恩的交易。

我，陈金河，成了这场交易里，被“奖赏”的一方。

可那个叫李文静的姑娘呢？她就是那个“奖品”？

我甚至都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不行！”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爹吓得一哆嗦，猛地回头瞪我，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李县长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金河，你说什么？”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被子从身上滑落，一股寒意袭来，但我顾不上了。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李县长，谢谢您的好意。工作的事，我心领了。但是这个婚事，我不能同意。”

“你个兔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爹急了，冲过来就要捂我的嘴。

我一把推开他的手。

“爹！这是我的事！”

李县长的脸色沉了下来，屋子里的温度仿佛又降了几度。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他问，声音里已经没了刚才的和气。

“没有为什么。”我硬着头皮说，“婚姻大事，得你情我愿。我跟您女儿素不相识，谈不上感情。就这么凑合在一起，对她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嘛！”李县长说道，“我是她爹，我还能害她不成？”

“那您问过她的意思吗？”我反问。

这句话，好像戳到了他的痛处。

李县长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他沉默了。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爹急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儿地朝我使眼色，嘴里小声地嘟囔着：“你疯了？你疯了？”

我娘在一旁，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过了好半天，李县长才缓缓站起身。

“小同志，你还年轻，有些事，可能想得太简单。”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今天你身体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你好好养身体，也好好想想我的话。”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工作的事，明天县里就会来人给你办手续。至于婚事……我们从长计议。”

说完，他没再看我，转身带着人走了。

那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发动，很快就消失在了村口。

车一走，我爹积攒的怒火，彻底爆发了。

“你个混账东西！”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你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吗？那是县长！县长啊！”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金山！你就这么给扔了？你脑子被冰水泡坏了是不是！”

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捂着脸，没说话。

“爹，你别打了。”我娘哭着上来拉他，“金河刚从水里出来，身子还虚着呢。”

“虚？我看他精神得很！能耐了！敢跟县长顶嘴了！”我爹一把甩开我娘。

“爹，”我抬起头，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那不是馅饼，那是火坑。”

“什么火坑！那是福窝！一步登天的好事！你娶了县长的女儿，以后谁还敢欺负咱们家？你就是咱们陈家祖坟冒青烟了！”

“用我的婚事去换，我不干！”我梗着脖子吼道。

“你……”我爹气得扬起手，还想打。

我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

他那巴掌，终究是没落下来。

他颓然地放下手，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抱着头，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完了……全完了……”他喃喃自语，“把县长给得罪了……我们家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我看着我爹绝望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

我知道他不是贪图富贵，他只是穷怕了，被欺负怕了。他想让我，让这个家，挺直腰杆做人。

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

这事儿，像一阵风，一夜之间就吹遍了整个陈家tún。

第二天，我成了全村的焦点。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我陈金河祖上积德，救了县长千金，要当官老爷的女婿了。

有人说我傻，天大的福气送到眼前都不要，脑子指定是有点毛病。

还有人酸溜溜地说，指不定那县长就是客气客气，我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我家的门槛，快被踏破了。

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全都涌了进来。

嘴上说着是来看我，眼睛里却都闪着精明和算计的光。

“金河啊，出息了啊！”

“以后可得照应着点你三叔我啊。”

“金河，你看我家那小子，能不能也跟着你去城里找个活儿干？”

我爹陪着笑脸，给这个递烟，给那个倒水，嘴上说着“八字还没一撇呢”，那表情，却掩不住一丝得意。

他好像觉得，这事儿还有转机。只要我这个犟驴点头，一切就都好说。

我烦透了这种虚伪的热闹。

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谁也不理。

下午的时候，崔花来了。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挎着个篮子，里面是几个鸡蛋。

她看见满屋子的人，愣了一下，脸有点红。

我娘看见她，赶紧迎出去，“哎呀，是崔花啊，快进来坐。”

崔花把篮子递给我娘，“婶儿，我……我听说金河哥他……我来看看。”

她的声音很小，眼神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

我心里一揪。

我从炕上下来，走到门口。

屋里的人见状，都识趣地安静下来，目光在我们俩之间来回扫。

“崔花。”我喊了她一声。

她身子一颤，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你……你没事吧？”她问。

“没事。”

然后，就是沉默。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以前，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口。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全村都在传我要当县长女婿了。在她看来，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我想解释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我先回去了。”她没等我说完，转身就跑了。

我看着她仓皇的背影，心里堵得难受。

我爹叹了口气，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金河，你看，你跟崔花这丫头，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什么叫不是一路人？”我火了。

“你马上就是城里人，是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以后还要当县长的女婿。崔花呢？她就是个农村丫头。你们俩不合适了。”我爹说得理所当然。

“我什么时候说要当县长女婿了？”

“那是早晚的事！”我爹的嗓门也大了起来，“县长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别不知好歹！”

我懒得再跟他吵，摔门进了西屋。

西屋的炕上，还留着那个叫李文静的姑娘躺过的痕迹。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不像村里姑娘身上会有的皂角香。

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看着房梁。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县长的威逼利诱，我爹的殷切期盼，村民的指指点点，崔花的疏远……

这一切，都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牢牢地困在了中间。

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我做了一件我认为对的事情。

这个世界，真他娘的操蛋。

第三天，县里真的来人了。

一辆自行车，一个挎着帆布包的年轻干部。

他带来了我的招工通知书。

红色的纸，烫金的字：兹有陈家屯公社社员陈金河同志，因品德高尚，见义勇为，经县革委会研究决定，特招录为县农机厂正式工人。

通知书下面，盖着鲜红的公章。

我爹捧着那张纸，手都在抖，翻来覆去地看，像是捧着什么绝世珍宝。

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眼睛里全是羡慕。

“金河这下真成城里人了！”

“铁饭碗啊！一辈子不愁了！”

那个年轻干部办完手续，临走前，特意把我拉到一边。

“金河同志，”他压低声音说，“李县长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说，年轻气盛是好事，但也要看清形势。有些机会，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了。”

我心里冷笑。

这是最后的通牒吗？

我拿着那张招工通知书，感觉它有千斤重。

去，还是不去？

去了，就等于接受了李县长一半的“好意”。接下来，就是婚事。

不去，就是公然打县长的脸。我爹说的没错，我们家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爹看我迟迟不表态，急了。

“你想啥呢？赶紧收拾东西去县里报到啊！”

“我不去。”我说。

“你说什么？”我爹的眼睛又瞪圆了。

“我说我不去。”我把那张通知书拍在桌子上，“这个工作，我不要。”

“你疯了！你真的疯了！”我爹扑过来，一把抢过那张纸，小心翼翼地吹了吹，好像生怕弄坏了。

“这工作是你救人应得的，跟那婚事没关系！”他吼道。

“没关系？”我冷笑，“爹，你别自欺欺人了。这就是个套。我今天接了这工作，明天就得接他那个女儿。他们城里人，管这叫什么？哦，对，叫‘温水煮青蛙’。”

我爹愣住了，他没听过这个词，但他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那……那又怎么样？”他嘴硬道，“娶县长的女儿，难道还委屈你了？”

“这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我提高了声音，“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婚事，凭什么要别人来安排？我不想娶一个我不认识、不了解、不喜欢的女人！我不想我的这辈子，就这么被人当成一笔账给算计了！”

我的话，让我爹彻底沉默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我不懂的复杂情绪。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迷茫。

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想过，他的儿子，会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放弃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天晚上，我爹没吃饭。

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旱烟。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针扎似的疼。

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

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以为，我的拒绝，会让李县长知难而退。

我太天真了。

我低估了一个父亲的决心，更低估了一个县长的权力。

事情，开始朝着我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一个星期后，村里分派秋后任务，我们家被分到的，是去最远最贫瘠的西山坡开荒。

活儿最累，记的工分却最少。

我爹去找生产队长理论。

队长眼皮都没抬，说这是公社的安排，他也没办法。

我爹气得脸都青了，回来跟我说：“是李县长……肯定是他在背后搞鬼！”

我心里一沉。

这算是报复吗？

我去找队长，队长躲着我。我去找公社书记，书记说他忙，没空见我。

我处处碰壁。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从羡慕，变成了同情，甚至有点幸灾乐禍。

“看吧，我就说，得罪了贵人，没好果子吃。”

“这陈金河，就是个愣头青，傻。”

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爹娘的心上。

我娘偷偷哭了好几次。

我爹的腰杆，也一天比一天弯。他不再骂我，只是沉默地干活，沉默地抽烟。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我把这个家，拖进了泥潭。

我心里又愧疚，又愤怒。

愧疚，是因为连累了父母。

愤怒，是因为李建国的卑鄙。他用这种方式，逼我就范。

他不是在报恩。

他是在用他的权力，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更不能妥协了。

如果我这次妥协了，那我这辈子，都得活在他的阴影下，活得像条狗。

我咬着牙，跟我爹一起，每天天不亮就去西山坡。

那里的土，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只一个白点。

一天下来，我俩累得像散了架，手上磨的全是血泡。

我没吭一声。

我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那把锄头上，好像要把心里的憋屈和愤怒，全都砸进这片该死的土地里。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雪的午后。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跟爹没去上工，在家修整农具。

门外，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

“请问……陈金河在家吗？”

我听着这声音有点耳熟，抬头一看，门帘被掀开，一个穿着蓝色棉袄、围着白色围巾的姑娘走了进来。

是她。

李文静。

她比那天在水里，气色好了很多。脸蛋虽然还是有点苍白，但那双眼睛，很大，很亮，像两汪清澈的泉水。

她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罐头和麦乳精之类的东西。

我爹我娘都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你……你是……”我娘迟疑地问。

“阿姨，叔叔，你们好。”李文静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我叫李文静。我……我是来谢谢你们的。”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里的百灵鸟。

我爹的脸色很尴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快……快请坐。”我娘反应过来，赶紧招呼她。

李文静把东西放在桌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使不得，使不得。”我爹连连摆手。

“叔叔，这是应该的。”李文staticjing说，然后，她把目光转向了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歉意，还有一丝……同情。

“陈金河同志，谢谢你救了我。”她对我说。

“不用谢。”我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对她本人没什么恶感，但我讨厌她父亲带给我的一切。

屋子里的气氛很奇怪。

我娘给她倒了碗热水。

她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似乎在组织语言。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我，鼓起勇气说：“陈金河同志，关于……关于我父亲提的那个……那个婚事，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愣了一下。

“那是我父亲一个人的主意，他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我……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她的脸颊泛起红晕，头也低了下去。

“我知道这件事给你，给你们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我……我真的很抱歉。”

她的声音里，带着真诚的歉意。

我心里的那股火，莫名其妙地就消了一半。

“这不关你的事。”我说。

“不，跟我有关。”她抬起头，眼神很坚定，“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有这些事。”

她顿了顿，似乎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我……我已经跟我父亲谈过了。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惊讶地看着她。

“我告诉他，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想参加明年的高考，我想上大学。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更不想以这种方式结婚。”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有力。

我看着她，这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城里姑娘，骨子里，竟然跟我一样，也是个犟种。

“你父亲……他同意了？”我问。

李文静的眼神黯淡了下来，她摇了摇头。

“他很生气。他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他说他是为我好。”

“他就是个独裁的暴君。”我忍不住骂了一句。

李文静愣了一下，随即，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其实……他也不是坏人。他只是……太想报答你了。他觉得，只有把你变成他的一家人，才能心安理得。”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我……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不对的。这是对你的不尊重，也是对我的不尊重。”李文静说，“但是，他听不进去。”

我们俩，同病相怜。

都是被他那所谓的“报恩”逻辑，绑架的受害者。

“那你今天来……”我问。

“我来，一是真心实意地感谢你和你的家人。二来……”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我想……我们能不能联手？”

“联手？”

“对。”她点点头，“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想反抗这门荒唐的婚事。单靠我一个人，或者你一个人，力量都太单薄了。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起，或许……或许能让他改变主意。”

我看着她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里忽然有了一丝希望。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想怎么做？”我问。

“我还没想好。”她诚实地摇摇头，“但是，我们必须让他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好。”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我跟你联手。”

我爹在一旁听着我们的对话，脸色变幻不定。他看看我，又看看李文静，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李文静的到来，像是一缕阳光，照进了我们家压抑的氛围里。

至少，它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军奋战。

从那天起，李文静开始隔三差五地往我们村跑。

她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几本书，有时候是城里才有的点心。

她会帮我娘干点活，陪我娘说说话。

她会跟我爹讨论报纸上的新闻，虽然我爹大部分都听不懂，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点头。

她还会带来一些高中的复习资料，给我讲那些我看不懂的数学题和物理公式。

“你也应该去参加高考。”她对我说，“你的脑子很聪明，不应该一辈子埋在这黄土里。”

上大学？

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我不行，我初中都没读完。”我自嘲地笑了笑。

“没关系，现在捡起来还来得及。”她鼓励我，“只要你想，就一定能行。”

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在劳作之余，拿起书本。

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符号，在她的讲解下，似乎也变得有趣起来。

村里人看着李文静一个城里姑娘，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对我又是那么亲近，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看样子，这事儿是成了。”

“那陈金河，嘴上说不要，身体倒挺诚实嘛。”

“也是，放着县长的千金不要，那才是傻子。”

连崔花看我的眼神，都从疏远，变成了彻底的失望和冰冷。

我找她解释过一次。

“崔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李文靜，只是……”

“你不用跟我解释。”她打断我，眼睛红红的，“陈金河，你现在是大人物了，我高攀不起。祝你……前程似锦。”

说完，她就跑了。

我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跟李文静，明明是“战友”，却被所有人误解成了情侣。

连我爹娘，都开始默认了这层关系。

我娘甚至拉着李文静的手，左看右看，越看越满意。

我跟我爹解释：“爹，我们俩是在想办法反抗这门婚事。”

我爹斜了我一眼，“反抗？我看你们俩挺好的嘛。文静这孩子，知书达理，长得又俊，哪点配不上你？”

我无话可说。

这种感觉，就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李建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他没有再直接出面，但他那只看不见的手，却无处不在。

我们家那块西山坡的荒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收成都是最差的。

村里有点什么好事，比如发救济粮，批木材盖房，永远都轮不到我们家。

生产队长见了我们，都绕着走。

我爹的背，更驼了。

我娘的白头发，也更多了。

我知道，李建国在等。

他在等我被现实压垮，主动去找他，低下我那颗“高贵”的头颅。

我偏不。

我跟李文静的“联盟”，也陷入了僵局。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表达我们不同意的态度。

可是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我们的态度，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天晚上，李文静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父亲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怕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

“他还能怎么样？把我们家赶出陈家屯？”我愤愤不平地说。

“他真能做得出来。”李文静的脸色很严肃。

我沉默了。

是啊，一个县长，想对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办法太多了。

我们就像是砧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宰割。

“不行，我必须去找他谈谈。”我站起身，下了决心。

“你去找他？他不会听你的。”李文静拉住我。

“总得试试！”我说，“我不能再让我爹娘替我受这份罪了。”

“我跟你一起去！”李文静站了起来，眼神坚定。

“你？”

“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要面对，就一起面对。”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在这个所有人都觉得我傻，都在看我笑话的时候，只有她，坚定地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我跟李文静一起，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不是为了当工人，而是为了去“谈判”。

李县长的家，在县委大院里。一排排红砖小楼，看起来很气派。

我们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

李文静跟警卫说了几句，警卫打了个电话，然后才放我们进去。

李建国正在家里看报纸。

看到我们俩一起出现，他愣了一下，随即，脸色沉了下来。

“你们来干什么？”他问，语气冰冷。

“爸，我们来，是想跟您好好谈谈。”李文静说。

“谈？有什么好谈的？”李建国放下报纸，“陈金河，我给你的机会，你自己不珍惜。现在跑来找我，晚了！”

“李县长，”我深吸一口气，不卑不亢地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求您的。我是来告诉您，您做错了。”

“我做错了？”李建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气笑了，“我给你工作，给你一个锦绣前程，我错在哪了？”

“您错在，您没有尊重我们。”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您没有尊重我，更没有尊重您的女儿。您把她的婚姻，当成了一笔可以偿还的债务。您把我的尊严，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践踏的东西。”

“您以为您是在报恩，其实，您是在用您的权力，逼迫我们，欺负我们。”

“我们家被分到最差的地，处处受人排挤，这些，不都是您的‘恩赐’吗？”

我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戳向李建国。

他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煞白。

“你……你胡说！”他有些色厉内荏。

“我是不是胡说，您心里最清楚。”我冷冷地说。

“爸！”李文静也开口了，她的眼圈红了，“您看看您现在做的事情，这还是一个父亲该做的吗？您为了您自己所谓的‘心安’，把我当成一个物品一样送出去，把金河一家逼到绝路。您觉得，我以后嫁给他，我们会幸福吗？一个建立在胁迫和交易上的婚姻，只会是所有人的悲剧！”

“我救了您女儿的命，我不求您任何回报。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也放过您自己。”我朝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建国彻底愣住了。

他看着我，又看看自己泪流满面的女儿，身体晃了晃，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

他那张一向威严的国字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茫然和痛苦的表情。

他好像，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这件事。

他一直以为，他是在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他想用最好的东西，来报答救命恩人。而他认为，他最好的东西，就是他的女儿，和他能给予的前程。

他想把我们绑在一起，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恩情就变成了亲情，他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他错了吗？

从他的角度，他或许没错。

但从我们的角度，他大错特错。

“你们……都觉得我错了吗？”他喃喃地问，像是在问我们，又像是在问他自己。

“爸，您错了。”李文静哭着说，“您用错了方式。”

李建国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我和李文静站在那里，也没有说话。

屋子里，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他才缓缓地睁开眼。

他的眼神，不再那么锐利，多了一丝疲惫和苍老。

“你们走吧。”他说。

“爸……”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他挥了挥手。

我和李文静对视一眼，默默地退了出去。

走出县委大院，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我们……成功了吗？”我问李文静。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

回去的路上，我们俩一路无话。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回到村里，一切如常。

我们家那块西山坡的荒地，还在那里。

生产队长的白眼，也还在。

我爹唉声叹气，觉得我这次去县城，是彻底把事情搞砸了。

我没解释。

我只是更拼命地干活，更努力地看书。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条路来。

李文静没有再来。

她托人给我捎来一封信。

信上说，她父亲病了，她要在家里照顾他。她让我不要放弃希望，也别放弃学习。

信的最后，她写道：陈金河，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

我把信纸叠好，贴身放着。

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是这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一个星期后，奇迹发生了。

生产队长突然找到了我家。

他脸上堆着我从未见过的谄媚笑容，手里还提着一块猪肉。

“金河啊……不，金河兄弟。”他搓着手说，“之前的事儿，是哥哥我糊涂。那西山坡的地，你们别去了。我做主，把村东头那块最好的水浇地，划给你们家。”

我爹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还有，”队长又说，“公社那边批下来一批救济粮，我给你们家留了双份。”

我看着他那张前倨后恭的脸，心里明白了。

是李建国。

他想通了。

他没有再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他用一种更直接，也更光明正大的方式，来“补偿”我们。

我没有接受。

“队长，谢谢你的好意。”我说，“地，我们还是种原来的。救济粮，按规矩来，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队长愣住了，“金河兄弟，你这是……”

“我陈金河，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需要别人的可怜。”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队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提着那块肉，灰溜溜地走了。

我爹看着我，欲言又止。

“爹，”我说，“从今天起，我们靠自己，把腰杆挺直。”

我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那场荒唐的“指腹为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李建国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我的招工通知书，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成了一张废纸。

我没有去当那个农机厂的工人。

我留在了陈家屯，继续当我的农民。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幸灾乐祸，变成了敬畏。

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机会，但他们知道，我陈金河，是个有骨气、连县长都敢硬扛的汉子。

我爹的腰杆，真的挺直了。

他不再唉声叹气，走路都带风。别人跟他说话，他也能中气十足地回答。

我和崔花的关系，没有回到从前。

我们之间，隔着一场巨大的误会，和一段回不去的时光。

见面时，只能尴尬地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我知道，我们错过了。

第二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了。

李文静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她走之前，来村里跟我告别。

我们俩在河边那棵老柳树下，站了很久。

“我要走了。”她说。

“嗯，我知道。”

“你……真的不后悔吗？放弃那个工作。”她问。

我笑了笑，“后悔什么？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我晃了晃手里的一本高中物理教材，“说不定，明年我也能考上大学呢。”

她也笑了，笑得很好看。

“我相信你。”她说。

她从北京给我寄过几次信，信里说大学的生活，说首都的见闻。

我也回过几封，说村里的收成，说我的复习进度。

后来，信渐渐少了。

我们都默契地，退回到了各自的世界里。

我终究没有考上大学。

基础太差，时间太短。

但我没有气馁。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脑子活络的人，总能找到出路。

我用我爹给我的几百块钱，加上跟亲戚借的一些，在村里办了一个小小的养鸡场。

一开始，困难重重。

但我没怕过。

连县长我都不怕，我还怕这几只鸡？

几年后，我的养鸡场，成了全县最大的养殖基地。

我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我盖了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

我爹站在楼前，看着进进出出的货车，笑得合不拢嘴。

“我儿子，比当工人有出息！”他逢人就这么说。

后来，我娶了媳妇，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很贤惠，也很质朴。我们很恩爱。

再后来，我听说，李建国调到省里去了。

李文静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据说，也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起198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想起那个冰窟窿，那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姑娘，那场荒唐的婚事。

如果当初我点头了，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在农机厂当一个不好不坏的工人，守着一个我不爱的女人，过着一种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会幸福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现在我很幸福。

这种幸福，是我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挣来的。

它踏实，厚重，带着泥土的芬芳。

那一年，我从冰窟窿里救起一个姑娘。

她爹是县长，非要把她许配给我。

我拒绝了。

现在想来，我救了她两次。

一次，是救了她的命。

一次，是救了她的人生，也救了我自己的人生。

我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