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军，别哭了，男子汉大丈夫。”
李奶奶拉着我的手，声音沙哑却坚定。
我抹了把眼泪，哽咽道：“奶奶，我这辈子完了。”
她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手绢包，硬往我兜里塞：
“拿着，别问为什么，等你需要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想推开，她却紧紧握住我的手：
“记住，这个世界上，路从来不只有一条。”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
我叫张建军，十八岁，是黄河边上张家庄的一个普通青年。那一年，国家恢复征兵，村里有三个名额。我从小就梦想当兵，穿上那身绿军装，保家卫国。
我身体素质好，一米七八的个头，能挑一百五十斤的担子走十里地不歇气。体检的时候，医生看了我一眼就说：“小伙子，身体棒着呢，没问题。”
村支书也看好我，说：“建军啊，你能当上兵，给咱村争光。”
可是，政审没过。
那天下午，武装部的人来了，把我叫到村委会。一个戴眼镜的干部看着我的档案，皱着眉头说：“张建军，你父亲张德贵，解放前是地主成分，对吗？”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是。”我低声说。
“那不好意思，政审通不过。”那个干部合上档案，“你这个情况，暂时不符合征兵条件。”
我站在那里，感觉天塌了下来。
我爹确实是地主的儿子，可那是解放前的事了。解放后，我爹老老实实种地，从来没做过坏事。这些年运动不断，我们家被批斗过多少回，我爹每次都低着头，一声不吭，任人打骂。
我以为改革开放了，这些事就过去了。
我错了。
从村委会出来，我像丢了魂一样往家走。村里人看到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有的叹气，有的摇头，还有的幸灾乐祸。
“看，地主的孙子想当兵，做梦！”王家的二狗子大声说。
我攥紧了拳头，想冲过去揍他，但我忍住了。打他有什么用？能改变我的出身吗？
回到家，我娘正在院子里摘菜，看到我的样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没过？”她问。
我点点头。
我娘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我爹从屋里出来，沉默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
“是我害了你。”他说，声音很低。
“不怪你。”我说，“是这个该死的成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谁都没吃饭。
第二天，更坏的消息来了。
村里有个县城化肥厂的招工指标，本来内定给了我。这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工厂指标，多少人眼巴巴地盼着。我当不成兵，村支书说让我去工厂，也算是有个出路。
可是，第二天村支书就变了卦。
“建军啊，上面说了，你这个情况，工厂也不能要。”村支书叹着气，“政治审查这一关过不了，没办法。”
“为什么？”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又没犯罪，凭什么不让我去？”
“这是上面的规定。”村支书也很无奈，“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没办法。指标给了王家的二狗子，他家成分好。”
我冲出了村委会，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觉得整个人都要疯了。
当兵当不了，工作也没了，我以后怎么办？在村里种一辈子地？娶不上媳妇，一辈子打光棍？
我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眼泪止不住地流。
十八岁的男孩子，正是最要强的时候。 我从小成绩好，体育好，什么都不比别人差，凭什么就因为一个出身，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一只粗糙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看到了李奶奶。
李奶奶住在村口，今年七十二岁了。 她不是我的亲奶奶，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大家都叫她李奶奶。 她一个人住，没有儿女，靠着村里的救济和自己种点菜过活。
“建军，跟我来。”她说。
我擦了擦眼泪，跟着她走进了她那间破旧的土坯房。
房子很小，很暗，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个板凳。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地上是土地面，连块砖都没有。
李奶奶关上门，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小木箱。她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蓝布手绢包，足足有一个拳头大小。
“建军，这个你拿着。”她把手绢包塞进我的衣兜里。
“奶奶，这是什么？”我问。
“别问，也别打开。”李奶奶说，“等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是……”
“听我的。”李奶奶打断我，“你是个好孩子，不该被这样对待。这个东西，也许能帮到你。”
“奶奶，我不能要。”我想把手绢包掏出来还给她。
李奶奶按住我的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建军，你听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但是不公平不代表就没有出路。你要记住，路从来不只有一条。”
“这个手绢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把它给你。”
“为什么给我？”我完全不明白。
“因为你值得。”李奶奶笑了，露出所剩无几的几颗牙齿，“因为我看着你长大，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摸着兜里的手绢包，感觉沉甸甸的。
“奶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忍不住又问。
李奶奶摇摇头：“现在不是时候。 等有一天，你觉得山穷水尽了，就打开看看。 也许，它能给你一条活路。 ”
我想再问，李奶奶已经站起来，打开门：“回去吧，别让你爹娘担心。 记住，天无绝人之路。 ”
我走出李奶奶的家，摸着兜里的手绢包，心里满是疑惑。 这个手绢包里到底装着什么？为什么李奶奶说它很重要？为什么要给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偷偷把手绢包掏出来，放在手里掂量。
手绢包很结实，用一块蓝花布包着，外面还用细麻绳绑了好几圈。 我试着解开绳子，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绳子刚解开一个结，我突然想起李奶奶的话：“别打开，等你真正需要的时候。 ”
我停住了手。
李奶奶这么郑重其事，一定有她的道理。 我还是等等吧，也许真的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我把手绢包重新绑好，藏在了床板下面。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白天跟着爹娘下地干活，晚上躺在床上发呆。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有了出路，有的当兵走了，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去了城里当学徒。只有我，还困在这个小村庄里。
我娘每天以泪洗面，我爹更是苍老了许多，背也驼了。
“都是我连累了你。”有一天晚上，我爹喝了点酒，突然跪在我面前，“儿啊，是爹对不起你。”
“爹，你别这样。”我赶紧扶起他，“这不怪你。”
“怪我，都怪我。”我爹哭了，“如果不是我这个成分，你早就当兵去了。”
看着爹哭，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就在这时候，转机来了。
那是十月底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人，说是县里的干部，要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开会。
我也去了。
那个干部姓刘，三十多岁，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说话很和气。
“同志们，国家现在政策变了。”刘干部说，“改革开放了，需要大量的人才。县里决定办一个技术培训班,专门培养技术工人。”
“只要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都可以报名。培训三个月，结业后分配到县里的企业工作。”
听到这话，在场的年轻人都激动起来。
“什么条件？”有人问。
“就这三个条件。”刘干部说，“没有其他要求。”
“政审呢？”我鼓起勇气问。
刘干部看了我一眼：“你是？”
“张建军。”
“哦，我知道你。”刘干部点点头，“你就是那个体检过了但政审没过的？”
我低下头，以为又要被拒绝。
谁知刘干部说：“这次不看政审，只看能力。只要你自己没问题，家庭出身不是障碍。”
我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真的。”刘干部笑了，“时代变了，同志。我们不能老是盯着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他自己的表现。”
那一刻，我觉得天又亮了。
我立即报了名。
培训班在县城，我要离开家三个月。我娘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眼泪又掉下来了。
“建军，这次可要好好干啊。”她说。
“娘,你放心。”我说，“我一定好好学。”
临走前，我又去了李奶奶家。
李奶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我，笑了。
“要走了？”她问。
“嗯，去县城学技术。”我说，“奶奶，谢谢您那天安慰我。”
“那个手绢包呢？”李奶奶问。
“还在我这里。”我拍了拍怀里，“我一直带着。”
“那就好。”李奶奶点点头，“记住我的话，等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奶奶，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忍不住问。
李奶奶看着远方，眼神有些飘忽：“因为我欠你家一条命。”
“什么？”我愣住了。
“这话以后再说吧。”李奶奶摆摆手，“去吧，好好学，别辜负这个机会。”
我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村子。
培训班在县城的技工学校，教的是机械加工技术。老师是从市里请来的工程师，水平很高。
我学得很认真，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练习操作机床。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结业考试，我考了第一名。
刘干部专门找我谈话。
“建军，你表现很好。”他说，“县机械厂需要人，我推荐你去。”
“真的吗？”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真的。不过有个条件。”刘干部说，“县机械厂是个新厂，条件很艰苦，工资也不高。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再艰苦我也不怕。”
就这样，我成了县机械厂的一名工人。
工厂确实很艰苦。车间是临时搭的棚子，机器都是从别的厂子淘汰下来的旧货，宿舍是八个人挤一间。
但我不在乎。
我终于有工作了，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出身的束缚了。
我拼命地干活，别人干八小时，我干十二小时。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研究技术。
厂长看到我这么卖力，很欣赏我。
“小张，好好干，将来有前途。”他说。
我确实有了前途。
一年后，我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两年后，我当了班长。三年后，我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我的工资从最初的三十八块涨到了八十块，在县城算是高收入了。
我给家里寄钱，给我爹娘盖了新房。我娘逢人就说：“我儿子有出息了！”
我也谈了女朋友，是厂里的一个会计，叫刘芳，长得漂亮，人也好。
一切都在变好。
我几乎忘记了李奶奶给我的那个手绢包。它一直被我藏在箱子的最底层，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想，也许我再也用不着它了。我现在有工作，有前途，有女朋友，还要什么呢？
直到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我才明白，李奶奶为什么要把那个手绢包给我。
一九八五年二月，县里要从各个厂选拔干部,送到省城学习管理知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学成回来，很可能被提拔为厂长或者副厂长。
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建军，上面给了我们厂一个名额。”他说，“我想推荐你去。”
我简直不敢相信：“厂长，真的吗？”
“你这几年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厂长说，“你勤奋,肯钻研，又有能力。这个机会给你，我放心。”
“谢谢厂长！”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还有个程序。”厂长说，“县里要对候选人进行审查，包括政治审查。你的档案要送到县组织部去。”
听到“政治审查”四个字，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厂长，我家庭出身……”
“我知道。”厂长摆摆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政策变了。你自己这么多年表现这么好，应该没问题。”
我点点头，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一个星期后，县组织部的人来了。
他们调走了我的档案，还找我谈了话，问了很多问题。我如实回答，态度诚恳。
谈话的干部态度还算和气，走的时候说：“回去等消息吧。”
我等了半个月。
半个月后，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
“建军，对不起。”他说，“县里的审查没通过。”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为什么？”我问。
“还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厂长叹了口气，“县里有人说，这次培训很重要，关系到将来的干部任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有问题。”
“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这些年我干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我哪天不是拼命工作？”
“我知道，我都知道。”厂长也很无奈，“可是县里有人就是咬住你的出身不放。我也没办法。”
我冲出了厂长办公室，站在车间外面，浑身发抖。
又是出身，又是这个该死的出身！
我以为改革开放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有好前途。
我错了。
那个出身就像一个烙印，永远印在我身上，怎么都抹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