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从水口山童工到兵团副司令，回乡探亲时两位兵团司令同行

1950年1月10日，北平的夜仍透着寒意，耿飚在驻地的小煤油灯下收到中央急电：调往外交战线，即刻报到。这位刚在西北连番鏖战的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沉默片刻，合上电报，握了握早已磨出茧子的右手——服从安排，可先回趟家乡再走。

车票极难，部队特批了一节短车厢。登车时，杨得志与陶峙岳已等在站台，两位兵团司令一个笑着递烟，一个顺手扛箱子，同行探亲的“将军小组”就此成行。随行警卫悄声打趣：“这车厢，含金量高得很。”几人相视而笑，笑里是久违的轻松。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耿飚的思绪却飘回三十四年前。1916年，他跟随父母离开醴陵老屋，投奔传说中“石头都能换洋钱”的水口山矿。初到矿区，空气中弥漫酸甜的铅味，工棚旁，瘦得只剩骨架的矿工在泥地里打滚嚎叫——铅中毒。那一幕，至今扎在脑子里。

父亲耿楚南身手不凡，虎头双钩曾是光绪御赐，可在乱世只能靠瓦木铁匠手艺糊口。为了让儿子认字，他白天砌墙，夜晚打家具，硬撑出两年私塾学费。耿飚却在十三岁那年成了“敲砂麻蝈”，光脚站在滚烫矿渣上捣矿石，一连十二小时，汗水顺腿流进鞋印般的脚窝。

压榨越重，反抗越烈。毛泽覃领着工人俱乐部秘密集会，少年耿飚被舅舅拖进站岗行列，学会了暗号、送信、发传单。17岁，他完成一次惊险接头，夺得16支“老套筒”，随即消失在矿井深处，出现在醴陵农运的队伍里。

1927年“马日事变”，血雨腥风席卷湘赣，醴陵三万多同乡罹难。耿飚带着七人两条枪钻进罗霄山脉，一边劝农民参军，一边打土豪筹军饷。18岁那年，他第一次被任命为游击队长。七个人，很快扩成三十多枪的队伍。毛泽东撤围长沙南下途中，批准这支地方武装并入红军序列，耿飚递上名单时，字迹还带着少年气。

长征、平型关、百团大战、石家庄、太原、平津，耿飚几乎把最凶险的阵地都走了遍。湘江血战，膝盖中弹竟浑然不觉；陕北阻击战，脖颈被弹片掀开口子，他仍骑马奔跑指挥。军医急了，吼道：“再晃就没命！”他只回一句：“阵地不能断线。”那嗓音沙哑却掷地有声。

战火之外，他的脑子同样不歇。中央苏区缺桥梁工，他自学《工程学》组织架桥队；缴获美金正待焚毁，他用在水口山学的几句英文拦下财务兵；护送美军考察团，他把土话、洋话、湖南话轮番上阵，让洋人“第一次听懂中国战场的逻辑”。

火车到汉口，罗荣桓、林彪、谭政闻讯来码头小聚。杨得志打趣：“老耿，改天回兵团喝老酒。”耿飚摆手：“前方我随时能去，家里四十里地荒废得更久。”临别，陶峙岳留下与杨得志细谈新疆棉田建设，他独自踏上湘东小火车。

醴陵站前，陈明仁已候在月台。昔日四平战场上与耿飚打赌“三年见分晓”的对手，此刻换解放军制服，笑得坦率：“老乡，那口气我服了！”短短一句，把旧嫌化作云烟。夜宴上，陈明仁自揭当年铁岭“扣人”旧事，自罚三杯，宾主尽欢。

探亲行程有限，耿飚仍抽空去左权故居。他站在青瓦前廊，指尖掠过枪孔弹痕，沉默良久。同行干部问他在想什么，他低声答：“人走了，路还在，得修得再宽些。”话音平平，却让众人心口一紧。

数日后，耿飚离湘北上，投入陌生的外交岗位。有人疑虑：久历沙场的悍将能否稳住谈判桌？十九兵团的战友倒不担心，他们早知那双在水口山矿渣上练出的脚掌，既能踏过硝烟，也能踩稳红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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