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0日,北平的夜仍透着寒意,耿飚在驻地的小煤油灯下收到中央急电:调往外交战线,即刻报到。这位刚在西北连番鏖战的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沉默片刻,合上电报,握了握早已磨出茧子的右手——服从安排,可先回趟家乡再走。
车票极难,部队特批了一节短车厢。登车时,杨得志与陶峙岳已等在站台,两位兵团司令一个笑着递烟,一个顺手扛箱子,同行探亲的“将军小组”就此成行。随行警卫悄声打趣:“这车厢,含金量高得很。”几人相视而笑,笑里是久违的轻松。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耿飚的思绪却飘回三十四年前。1916年,他跟随父母离开醴陵老屋,投奔传说中“石头都能换洋钱”的水口山矿。初到矿区,空气中弥漫酸甜的铅味,工棚旁,瘦得只剩骨架的矿工在泥地里打滚嚎叫——铅中毒。那一幕,至今扎在脑子里。
父亲耿楚南身手不凡,虎头双钩曾是光绪御赐,可在乱世只能靠瓦木铁匠手艺糊口。为了让儿子认字,他白天砌墙,夜晚打家具,硬撑出两年私塾学费。耿飚却在十三岁那年成了“敲砂麻蝈”,光脚站在滚烫矿渣上捣矿石,一连十二小时,汗水顺腿流进鞋印般的脚窝。
压榨越重,反抗越烈。毛泽覃领着工人俱乐部秘密集会,少年耿飚被舅舅拖进站岗行列,学会了暗号、送信、发传单。17岁,他完成一次惊险接头,夺得16支“老套筒”,随即消失在矿井深处,出现在醴陵农运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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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马日事变”,血雨腥风席卷湘赣,醴陵三万多同乡罹难。耿飚带着七人两条枪钻进罗霄山脉,一边劝农民参军,一边打土豪筹军饷。18岁那年,他第一次被任命为游击队长。七个人,很快扩成三十多枪的队伍。毛泽东撤围长沙南下途中,批准这支地方武装并入红军序列,耿飚递上名单时,字迹还带着少年气。
长征、平型关、百团大战、石家庄、太原、平津,耿飚几乎把最凶险的阵地都走了遍。湘江血战,膝盖中弹竟浑然不觉;陕北阻击战,脖颈被弹片掀开口子,他仍骑马奔跑指挥。军医急了,吼道:“再晃就没命!”他只回一句:“阵地不能断线。”那嗓音沙哑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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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之外,他的脑子同样不歇。中央苏区缺桥梁工,他自学《工程学》组织架桥队;缴获美金正待焚毁,他用在水口山学的几句英文拦下财务兵;护送美军考察团,他把土话、洋话、湖南话轮番上阵,让洋人“第一次听懂中国战场的逻辑”。
火车到汉口,罗荣桓、林彪、谭政闻讯来码头小聚。杨得志打趣:“老耿,改天回兵团喝老酒。”耿飚摆手:“前方我随时能去,家里四十里地荒废得更久。”临别,陶峙岳留下与杨得志细谈新疆棉田建设,他独自踏上湘东小火车。
醴陵站前,陈明仁已候在月台。昔日四平战场上与耿飚打赌“三年见分晓”的对手,此刻换解放军制服,笑得坦率:“老乡,那口气我服了!”短短一句,把旧嫌化作云烟。夜宴上,陈明仁自揭当年铁岭“扣人”旧事,自罚三杯,宾主尽欢。
探亲行程有限,耿飚仍抽空去左权故居。他站在青瓦前廊,指尖掠过枪孔弹痕,沉默良久。同行干部问他在想什么,他低声答:“人走了,路还在,得修得再宽些。”话音平平,却让众人心口一紧。
数日后,耿飚离湘北上,投入陌生的外交岗位。有人疑虑:久历沙场的悍将能否稳住谈判桌?十九兵团的战友倒不担心,他们早知那双在水口山矿渣上练出的脚掌,既能踏过硝烟,也能踩稳红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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