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开国中将温玉成被降职赶出北京，多年后因祸得福

1970年5月，北京西山的一座小礼堂里，会议刚散。中将肩章在昏暗灯光下反着微光，温玉成沉默地提起挎包，没人想到这位志愿军“旋风纵队”统帅会在这天被宣布离开首都。调令只有一句话：“到成都任第一副司令，你不太适应北京的环境。”短短十七个字，结束了他在总参谋部不到五年的旅程。

军机处的台阶不高，却像一道沟坎。温玉成跨下台阶时，身旁警卫小声嘀咕：“首长，咱就这么走？”他只是摆摆手：“命令就是命令，别多问。”寥寥八个字，透着久经沙场的硬气，也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

外界只看到他“被降职”，却少有人梳理过前因后果。时间回拨到1929年，江西兴国小山坳里，15岁的放牛娃扛着梭镖跟着赤卫队出了村。三年后，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他第一次见识正规战。长征途中，他拉着炮架趟过草地，鞋底磨穿，两只脚泡得惨白，被战友取笑是“白脚板”。但也是在那趟跋涉里，上级暗暗记住了这个不喊累的娃。

抗战爆发，新四军叶挺部急缺连排骨干。温玉成被抽调江南，第一次学会和地方武装打“麻雀战”。他写过一份战术笔记，今日仍藏在军博：“村落夜袭，先封后打，枪声越少越好。”粗粝手写体，足见其务实。

1945年东北开局混乱，林彪、罗荣桓接管的部队骨干不足。温玉成带着整建制南下干部团抵达本溪，一上火车就被韩先楚拦住：“老温，我要组个快刀师，借你三百号人，行不？”温玉成颇为爽快：“刀快不快，磨了再说。”从此，“旋风纵队”雏形初现。辽沈、平津、榆树屯，一连串追击战把温玉成推上军长位置，“铁脚师长”的外号也在此时喊响——他常常骑马扔在后面，自己跟着步兵跑在最前头。

1950年10月，40军首批入朝。鸭绿江雾大，温玉成用马灯看地图，手指点在云山附近：“从这里撕开口子，捏成口袋。”夜幕里，第118师悄悄渗入阵地，清晨只听见“打！”一声令下，二十分钟收网，志愿军缴获的武器堆成三座小山。志愿军第一次公开报道里，40军歼敌四百八十六人，不到一个整营的损失。当时总前委发来嘉奖电，落款是彭老总，可惜电报原件已佚失。

1953年7月班师回国，温玉成带队进驻辽宁辽阳。整训期间，他常到伙房察看：“伙食要跟得上，不然练什么都是空的。”1955年授衔，他按资历完全够上将，授衔前夕却被通知只能列中将。有人打听缘由，答复模棱两可，似乎是“主官数量需平衡”。他笑笑：“中将也能打仗。”

1965年调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卫戍司令。他端着望远镜巡视香山演习，弹痕落在脚下也不躲。青年参谋忍不住提醒：“首长，安全！”温玉成哈哈一声：“真子弹可不长眼，靠胆子也靠纪律。”

然而风向变幻莫测。1969年底，一场整风把许多“四野系”将领推至风口浪尖。次年春，温玉成接到口头通知，五一前必须离京。表面看是“环境不适应”，内里却是政治漩涡的余波。对这一纸调令，他没争辩；对朋友的安慰，他只说：“去成都，总比睡觉挨炸好。”

列车南下，几位老部下送到丰台站台。车门关前，政委朱崇实握拳低声：“首长，保重，这阵风总会过去。”温玉成拍拍他的肩：“风大就低头，脚踩稳了，再抬起来。”

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职务虽不显赫，却意外成为护身符。1971年，北京再掀狂澜，不少在京老兵被牵连隔离，温玉成离得远，虽也被审查，却未遭重击。隔离期间，他每天照旧早操写字，合练小楷《出师表》，有人问他为何选这篇，他说：“诸葛亮也在成都。”

1975年春，复查结论“无问题”落定，他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那年夏天，他骑马巡林盘，笑着同警卫打趣：“当年要是没赶出北京，今天恐怕轮不到这清净。”话里透着几分庆幸，也道出了“因祸得福”的意味。

1989年1月21日凌晨，成都市总医院病房灯光未灭。医生遗憾地宣布抢救无效时，守在门口的战士悄声说：“旋风停了。”终年七十四岁，这位从井冈到朝鲜的老兵生命画圈，起点与终点都远离政治漩涡，唯余战场硝烟映衬。

梳理温玉成的一生，外界常惊叹他“命运坎坷”，却忽略了两条暗线：第一，他在重大风口总能守住底线；第二，无论处境好坏，从不放松训练与学习。正是这两点，让他在狂风骤雨中留得一身本色，也让“被赶出北京”意外成为一道防火墙。不得不说，战场之外的生存，同样需要洞察与定力，而这恰恰是不少纸上谈兵者最易忽视的一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