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选中央委员通过，有些不快，说了气话！负责人：别意气用事

“1968年3月初的夜里，温副总长，你的票已经过半，知足吧。”灯光昏黄，值班干部递来一张刚汇总的名单，语气半劝半笑。 那一年，九大筹备持续推进，中央决定先完成新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预选。对外口径很简单：老中青结合，战区、军种、机关三路并进；实际操作却并不轻松，军队干部在各省市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比比皆是，一张选票往往要兼顾军中资历、地方局势和派性平衡。80多个代表组里，军事系统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气氛比任何一次党代会更“火药味”。

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干了多年，调任总参谋部副总长不过几个月，又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虽是正兵团职，却直接护卫首都安全，份量不轻。再加上他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理论上“上保险”似乎并不困难。可预选采取无记名投票，只要半数便算过线，“全票当选”依旧是很多老兵心里最在意的面子。温玉成拿到的票刚刚超过半数，被工作人员称作“保证票”，与同组的李作鹏差距明显。从出会场到回宿舍，他一句话没说，额头青筋暴起。

有意思的是，同组代表多数来自中南地区，对温玉成并不陌生。有人感叹：“这票投得真纠结，广州老同志不少都在北京”。问题在于，1967—1968年的地方武斗、军管，挤压了不少人的政治空间，选票背后自然少不了派系阴影。他们并非针对温玉成个人，而是担心广大的地方代表对“军人过多”早已有怨气，所以手里的票成了调节器。

临近午夜，温玉成带着那张名单敲开总参作战部办公室。“把我名字划掉，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他的声音低，却透着倔强。值班的作战部负责人被连夜拉来圆场，只丢下一句话：“别意气用事，年轻同志还看着你呢。”至此，风波表面平息，可温玉成的不快已在会场里悄悄传开。有人赞他坦率，也有人说他“还没看透规矩”。

第二天，预选结果贴出走廊，温玉成名字赫然在列。这意味着，只要九大正式会议不出现意外，他就是中央委员。自1930年代入伍以来，枪林弹雨他都闯过，真正让他糟心的却是几张选票——这多少显得有些讽刺。不得不说，革命年代打出来的老干部最看重组织认可，一旦票数差了几张，心理落差往往比伤口更疼。

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中央委员会产生，温玉成顺利上榜。场外更引人遐想的是随后举行的一中全会：政治局25人，常委5人，其中军委办事组除了温玉成，其余黄、李、吴、邱、叶悉数列名。有人揣测，温玉成在总部资历稍浅，于军内“山头”又独来独往，最终落选情理之中；也有人替他惋惜，觉得若没有那次“划名”风波，也许结局不同。真相究竟如何，档案里没有现成答案，但“关键时刻少一个举手的人”，在那个年代却常常改变命运走向。

这里需要厘清一桩常被忽略的细节：所谓军委办事组，是在“文革”期间替补中央军委日常职能的小核心。进入这个组，原则上已是“副大管家”的意味。1970年庐山会议后，军委系统再次调整，办事组功能大幅削弱，黄永胜、李作鹏等陆续离开权力中心。温玉成则被派回广州军区任副司令，他不再直面中央政治局的多方角力，生活节奏突然慢下来。

短短两年，他经历了从战区副职到总参高层，再到大军区副司令的三次调动，看似进退之间其实包含巨大政治张力。站在军人职业轨迹的视角，回广州未必是贬谪——南方要地同样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老将；可在许多观察者眼里，从“中央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到“大军区副司令”，难免让人嗅到政治风向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军区那段时间任务繁重：南疆防务、港澳周边安全、对越边境侦察都摆在案头。当时“备战备荒”口号响彻全国，军区干部深知一旦外围局势紧张，南方部队首当其冲。温玉成没有抱怨，默默巡逻沿海要塞，审核每一份演习方案。有人私下问他：“还想着政治局那张椅子吗？”他摆手：“兵安边，心也安。”至于是否仍旧介怀当年“保证票”，无人再提。

1971年秋，林彪事件爆发，全国震动。广州军区整编，部分师调往北方。温玉成被要求进京汇报边境态势，他的报告中没有一句高调口号，通篇具体，风险、粮秣、道路、兵员缺口都列得清清楚楚。批示人批注：意见务实，可行。此后，温玉成继续留在广州军区，直至1975年病故，享年61岁。官方讣告仅用数行字概括他一生功绩，却对那一晚的“划名”事件只字未提。

对旁观者来说，这段插曲似乎微不足道；对当事人而言，选票背后折射的政治逻辑，才是最尖锐的考验。战争年代靠冲锋陷阵赢得荣誉，和平时期却需在会议桌旁面对复杂人心。军事干部从热血到沉默，往往就在这样一次“保证票”之间完成转折。很多老兵晚年谈起会议室里的那些暗流，总归会小声加一句：“不懂就别乱说，那可比枪子儿狠。”

温玉成的故事并不宏大，却让人理解了1960年代末选举机制的微妙：一边是程序正义的外衣，一边是派系博弈的现实。数字写在纸上永远冰冷，可握笔的人心思炽热。若想弄清那段历史，每一张看似不起眼的选票、每一次“意气用事”都不可略过。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舞台的缝隙，透出被记录者的真实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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