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微弱优势当选中央委员，后落选政治局委员

“1969年3月的一天，京西宾馆的走廊里，他低声问身边警卫：‘老胡，预选名单出来了吗？’”这句略带焦灼的问话，把时间拉回到九大召开前的那场气氛复杂的中央委员预选。对许多军中将领而言，这是一次攸关仕途的大考；对温玉成，更像一场不得不应战的硬仗。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指挥员，大多以战功立身。可到了“文革”风起云涌的年代，仅靠枪林弹雨里练出的本事已远远不够。北京权力格局迅速重塑，军人要想保持发言权，既要看资历，也要看风向。会上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本意是平衡各方，却也在无形中将竞争推向白热化。温玉成所在的中南组，干部背景错综，气氛一直紧绷。

北方三月仍透着寒意，投票那天，候选人名单贴在墙上。温玉成的名字后面，最后定格在“略超半数”——勉强跨线。对比之下，同组的李作鹏高了他整整八十票。数字并不大，却足以让人心里添堵。军旅情谊掺杂进政治较量，滋味难言。尴尬的是，一位熟悉兵法、擅长打穿插的中将，竟在纸面阵地上显得力不从心。

票数揭晓后，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京西宾馆。灯光昏黄，他向时任总参谋长黄永胜直言：“差距这么大，我怕给部队丢脸，干脆把我划出去。”这一句多少透出军人常见的直爽，也暴露了对形势的不安。黄永胜却劝道：“别意气。名单删了，对你没好处；再说，上头有人看重你。”温玉成苦笑，“越看重票越少？”短短几句，看似唠嗑，却道尽军中权力游戏的微妙。

最后，他还是进入正式名单。联想到当年四野时期的上下级关系，不得不说，黄永胜的点拨起了关键作用。可惜，中央委员只是第一关，真正的考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那天，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凝重，主席团席位摆放暗含权力座次。军委办事组推了六个名字进政治局候选表，一张纸上，温玉成与其他五人平行，却注定不是同场竞争。

如果按传统糊名册规则，副总长级别别说政治局委员，连候补委员都悬。但“文革”将阶梯打乱，很多人瞬间被抬高，也有人跌落谷底。21名委员、4名候补尘埃落定时，温玉成的名字从名单中滑出。主席团阵容中只剩他一个“落单者”。有人揣测是资历问题，有人归因派系博弈，也有人说他缺乏“表态艺术”。面对突如其来的落选，他沉默许久，只对身边副官说了句：“枪栓卡壳，怪不得子弹。”

落选并未让他立刻沉寂。那段时间，他手里仍执掌三件棘手任务：全国交通大动脉需紧急疏通；珍宝岛交火后对苏边防态势要及时评估；京畿样板团须维持文艺示范作用。这三项加起来，没有一件是轻活。有人感叹，一位从东北野战军闯出来的硬汉，到了首都却要和铁路调度、演出剧目较劲，实在折腾。

不得不提的，还有“林、江”之间的暗流。两股势力明争暗斗，任何稍有摇摆的军人都可能被挤出局。温玉成生性直，不习惯在政治舞台上左躲右闪，他采取的策略是：保持谨慎，不贸然选边。朋友私下提醒他：“风向不定，别灰心也别高调。”他点头，却依旧把精力放在手头事务。结果反倒因“犹豫不决”招来非议——彼时立场含糊就是原罪。

1970年，新的斗争指向迫使许多军中人物重新排队。温玉成被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表面看是平调，实则降级。外传他离京那天没带太多行李，只拎着两箱书。一排干部前来送别，他只是摆摆手：“到了成都，山高水长，活干不完。”话里透着不甘，也透着释然。去留由人，做事由己，大概是他最后能想到的平衡方式。

九一三事件爆发，他因与林系有接触而被检查。岁月推移，在“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传出后，老部长黄克诚主动替他说话：“温某问题不大，别冤枉了打仗不要命的功臣。”最终，组织以大军区副职待遇让他离休，算是给这段跌宕仕途画了并不圆满却也不算糟糕的句点。

回头检视温玉成的曲折经历，能看到几个醒目的节点：战功在手，却失语于政治；资历平平，却因时代风口被推向高位；谨慎自守，却又被视为立场模糊。外界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不懂政治”，有人赞他“还算持正”。不可否认的是，当风暴席卷权力顶层，个体命运往往不由自主。九大前后那几张写着选票数字的白纸，昭示了军人参与政治的代价：枪可以决定胜负，却无法左右投票箱里的微妙天平。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在成都，他偶尔与老部下谈起那段往事，只淡淡一句：“就当打了一场没准备的攻坚战，下次能学乖。”语气从容，却难掩遗憾。历史并不会为某个人暂停脚步，该到来的风浪仍会汹涌；但在那些细碎的个人抉择里，也埋着时代脉搏的律动。温玉成没能踏进政治局，却在另一条战线写下自己的注脚——或许不辉煌，却足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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