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军委让陈奇涵自己填军衔，他写下中将，最终被授予什么？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这是一次对军队功勋与资历的全面荣誉与认可。

当许多将军坐在军衔评定表前等待时，有一个人却被破格允许“自报军衔”。

他是陈奇涵，将军中的“例外”，更是信仰中的“常例”。

面对组织给予的尊崇，他却仅仅写下了“中将”两个字。

他为何会这么写？最终又被授予了什么？

信仰之选

1897年9月，江西兴国坝南区竹坝村，陈奇涵就出生在这里。

兴国县地处江西中南部，历来人杰地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走出了56位开国将军，陈奇涵便是其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高的一位。

他不仅是兴国红色基因的启蒙者，更是赣南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

早年的陈奇涵，聪慧好学且极具组织天赋。

少年时期，他便在家乡创办“忧道小学”，免费招收贫寒子弟。

成年后，他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接受系统军事训练，并逐步晋升为赣军的连长和代营长。

乱世之中，军阀混战不止，目睹士兵横尸沙场、百姓流离失所，这个年轻军官的内心逐渐发生转变。

1924年，他脱离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自此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5年，一个注定改变陈奇涵命运的节点到来。

他被张治中推荐进入黄埔军校任教。

彼时的黄埔，正是革命思想交锋、理想信仰激荡之地。

在这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频繁到校演讲。

作为军校教官的陈奇涵，不仅深受其影响，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埔军校极少数的中共教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黄埔众多师生中，仅有四人同时具备“军教+党员”双重身份，陈奇涵正是其中之一。

可在那个激荡的年代，稳定只是暂时的。

蒋介石开始打压党内异己，强迫黄埔教员和学生“二选一”，明确党籍归属。

当时许多人认为，陈奇涵会选择国民党，毕竟他身为教官，仕途一片光明。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脱下皮鞋、穿上草鞋”，明确退出国民党，因为他坚定的要从旧军队生活走上为民众解放而奋斗的光明大道。

1927年，陈奇涵迎来第二次人生重大选择。

朱德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邀请他担任参谋长。

当时的蒋介石，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许以高薪厚位，希望他出任“侍从室主任”这一贴身高职。

这一次的诱惑更为现实丰厚，但陈奇涵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拒绝，转而协助朱德筹划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面对风声鹤唳的政治环境，许多共产党人开始潜伏、流亡。

陈奇涵依旧不为所动，回到家乡兴国，开始第三次关键选择，独立撑起赣南革命火种。

他率先组织赣东赣南党组织，整编地方武装，接连建立三支红军纵队和多个苏维埃政权。

从零起步，仅用两年时间，他就在这片贫瘠之地打造出坚不可摧的红色根据地。

当毛主席、朱德率红四军转战至赣南，陈奇涵亲赴前线迎接，并动员群众捐粮筹款，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

毛主席在赣南看到这一切后，感慨万分，亲口称赞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他不是一位单纯的战将，更是一个时代的抉择者。

在信仰与诱惑面前，他屡屡做出令人敬仰的决定。

战将风骨

如果说陈奇涵早年的选择奠定了他的革命信仰，那么之后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则彻底印证了他“将星璀璨”的沉稳底色。

1930年，红军主力转战赣南，陈奇涵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开始正式踏入高级军事领导行列。

彼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之际，他在调任红三军参谋长之后，又迅速升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这个位置非同小可，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最精锐部队之一，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都曾在此任职。

要在这样的精英部队担任参谋长，不仅是对战术眼光的认可，更是对全局统筹能力的严苛考验。

陈奇涵以其细致缜密的谋划，极大提升了部队的作战效率，配合毛泽东的战略布局，在中央苏区的一系列反“围剿”中取得关键胜利。

1933年，因为一次“贪污问题”的误判，他被撤去了参谋长职务，调至军委动员部任科员。

但陈奇涵并未因此消沉，他默默服从组织安排。

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仍被授予教育科科长等重任。

到达延安后，抗日战争爆发，陈奇涵的战将身份再度觉醒。

他被任命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绥德不仅要防备日军进犯，还需应对地方匪患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渗透。

陈奇涵以“半渡而击”的战术成功击退多次敌袭，巩固了党中央大后方的安全。

之后，他还兼任延安卫戍司令，进一步证明了其统领一方、调度全局的能力。

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尤其重视特种兵与参谋人员的培养，堪称我军战术人才系统化建设的先驱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骤变。

1946年前后，陈奇涵又迅速转战东北，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

他不仅调度有方，更重视纪律约束和后勤保障，在白山黑水之间打出了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招牌。

此后又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继续在第二战线为全国解放做出贡献。

共和国建立之后，战火渐息，制度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军事法庭，而军事法庭的首任院长，非陈奇涵莫属。

他的资历、威望、法律素养在全军首屈一指。

陈奇涵上任后，几乎是从零起步，在短时间内就提交了一份极具战略眼光的《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报告，系统勾勒出中国军法体系的雏形。

这一时期的陈奇涵，不再是一线战将，却依旧如战场般严谨果敢。

自报中将

1955年，中央军委决定实行军衔制度，这在新中国军事制度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授衔不仅是对军人战功的肯定，更是对其一生戎马生涯的庄重总结。

在这场涉及全国几千名高级将领的大评定中，有一个名字却显得格外特殊，他就是陈奇涵。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是等待军委评定，而是破例让他“自行填写”应授军衔。

彼时，军委在审阅各位将领资历时，发现陈奇涵的战功、资历、威望均在“上将标准线”之上，却因为“清廉低调，极少参与自报”而一度难以量化。

为此，军委特意破格，发出“你来定”的指示。

可当陈奇涵收到那张军衔申报表时，他沉默了。

他静静地提笔，在“建议军衔”一栏里，写下两个字：“中将”。

评审材料送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原本眉头舒展，看到这个却不禁顿住。

在毛主席的心中，陈奇涵是“红军脊梁”“赣南旗帜”，他不争，但组织必须给他应有的荣誉。

最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场由“自定中将”引发的风波，虽始于个人选择，却成就了一段共和国军制史中的佳话。

陈奇涵拒绝居功、低调行事，却依旧光芒四射。

将军本色

陈奇涵或许不是最显赫的将领，却是最让人敬仰的那一类，一生不求显赫，只求问心无愧。

他正是这种风骨最为纯粹的展现。

一次，陈奇涵的侄儿从部队复员，准备谋一份地方上的差事。

亲属们让他去找陈奇涵这个“当大官的老伯”。

侄儿带着介绍信辗转来到北京，将信交到陈奇涵手中，本想顺水推舟，求个安排。

但陈奇涵看完介绍信，随即严肃地说：“不行，我不能给你办这事。”

侄儿愣住了，他说：“不是走后门，只是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可陈奇涵却摇头坚定道：

“你是军人出身，应该懂纪律，组织有安排是公事，我出面就成了私情，不能搞特殊。”

这一句话，掷地有声，在那个刚建立秩序的新中国时代，这不仅是对亲情的克制，更是对原则的捍卫。

而这样的清廉，并非仅止于此。

陈奇涵因工作需要返乡探亲，消息不胫而走，当地县委书记准备大张旗鼓地安排迎接仪式，村干部甚至想搭起彩门、准备欢迎队伍。

得知此事的陈奇涵当即严辞拒绝，最终，他穿着一身旧衣，默默回到竹坝村的老屋中，陪母亲吃了几顿粗茶淡饭。

1981年，陈奇涵因病辞世，享年84岁。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军校将领在讲授“军人修养”课程时，都会提起陈奇涵，称他为“最让人佩服的上将”。

许多青年军官甚至将他的故事编成小册子传阅，称他为“无声导师”。

当共和国走过七十余年风雨，再回望那一代将军，陈奇涵的名字或许不常出现在教科书的醒目章节，但他的精神，却早已深植于人民军队的灵魂深处。

清廉、厚德、知止、刚直，陈奇涵将军，虽已作古，然其品格，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