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占领,标志着湘军对太平天国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全面反攻,每一场战役的胜利,也标志着湘军势力范围在扩大。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拿下了那些地方,人事上要怎么安排?其实,早在曾国藩刚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时候,湘军集团中最具官场智慧的胡林翼,就给曾国藩出主意,对于这些地方,就是要派出自己信任的人、用得上的人,去做那里的地方官。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打中曾国藩的痛点,因为在湘军草创初期,曾国藩缺乏对地方财政的掌控,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军饷发愁,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自己有了实权,湘军的规模也在随着战事的进展而持续扩大,如何把自己的财政盘子做起来,维持湘军的顺利运转,是个非常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胡林翼甚至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叫《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他直接建议朝廷,任命湘军集团里的干才,比如沈葆桢,左宗棠这些人,去各地当封疆大吏。胡林翼之所以有底气,上这样一道折子,是因为八旗绿营军队在战场上表现低迷,唯有湘军可堪一战,这就让朝廷对湘军集团倍加倚重。于是,从1861年开始,出自湘军集团的封疆大吏,地方督抚人数急剧增多,一共有多少呢?多达23位,除了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以及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等等。
湘军集团内部,统帅将领,幕僚门客,以及士兵之间,往往同时具备师生,同乡,血缘三重联结,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共同体。比如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在京为官时就与曾国藩有交往,还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与陶澍的亲家左宗棠亦是姻亲。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的统计,湘军集团将帅幕僚等,有传记可考的,共计182人,其中籍贯为湖南的130人,超过一半,而且出身儒学士大夫家庭,意识形态相近,抱团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后来,湘军集团内部就有了一种风气,大家互相上奏章,保举自己人去做官。这样一来,出身湘军集团的官员,逐渐从长江中下游流域各省,扩散到全国各地,这些人彼此互为应援,湘军集团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了。
随着湘军战线的推进,曾国藩就发现,长江两岸,几乎所有的封疆大吏,不是出自湘军,就是跟湘军有千丝万缕的深厚关系。比如湖南巡抚毛鸿宾,这个人是曾国藩的密友,他是山东人,是曾国藩的同年,都是道光十八年(1838)中的进士。他跟曾国藩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咸丰初年,曾国藩的母亲逝世,曾国藩急于回家奔丧,他在北京所有的私人财务问题,不管是债务、债权,还是家里的动产、不动产,这些东西的处理,以及把他的家眷从北京安排送回湖南,都是毛鸿宾一手操办的。所以他是可以以家事相托的朋友。后来毛鸿宾到湖北,从知府做起,胡林翼对他也非常好,毛鸿宾升迁很快,这里就和他与曾国藩的私交有很大关系。因此,他这回做到湖南巡抚,那跟湘军更是水乳交融。再往东,安徽巡抚是李续宜,李续宜是湘军老将,自不用说。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晚清政坛的一颗新星,他以前一直不出山,这一回是经过曾国藩密保,连升数级当了江西巡抚。另外,朝廷为了解决湘军的军饷,特地换来晏端书这个人做两广总督。晏端书是什么人?他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与曾国藩关系很好的人。广东换成他来主政,就是为了配合湘军的供应,把湘军的后勤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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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样的政治布局,简直就是为湘军作战度身定造的。湘军所到之处,不管是他们作战的地方,还是与湘军的后勤有关系的地方,譬如湖南、湖北,那些地方官员,绝对是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或者是跟湘军集团关系极密切的人。地方长官都是这些人担任,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对于湘军来说,一路上就只管作战,不用太操心粮饷问题。曾国藩自己也感叹过,朝廷真是太贴心了,原话叫做朝廷的用心“良可感矣”;也就是说,北京朝廷中枢,从慈禧太后到恭亲王,一切都以支持配合湘军作战为最高标准。作为一支汉族官僚建立的地方武装,湘军从一开始的被冷落,猜忌,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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