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书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们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标杆。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后将服务范围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官府也于唐代中期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成为有别于民间书院的第二个源头。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是主要特征。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宋初，士人自觉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北宋政府也因势利导、大力支持。北宋中后期，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兴办官学的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州县学。此时书院虽失去了政府支持，但得益于民间力量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南宋时期，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的时代。
元代书院填补辽金两代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这时书院出现官学化趋势，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明代承前启后，这一时期，书院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传播，这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繁荣阶段。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雍正年间，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
民国前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而在抗战的烽火中，新儒家更赋予书院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使命。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书院重光，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呈现生机勃勃之势。
那么，书院何以迈越古今呈现出蓬勃生机呢？第一，书院以满足读书人不断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为出发点，进行制度创新，和官学、私学一并支撑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时，它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几乎独立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第二，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为了满足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层次有别的等级，展示书院文化的丰富内涵。第三，创设不同等级的书院，满足各群体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需求，构建了完整的文教体系。第四，调动官民两种力量。官办书院拥有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正统的社会身份而发展壮大；民办书院可以赢得广泛热情与支持，化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带来的困境。第五，强调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形成学术创新机制。第六，书院是东方文明的资源宝库，它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
我们呼唤书院精神的回归，尤其要强调两点：一是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二是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善待传统，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与时俱进，由古开新，此则正是书院制度千年常新的原因所在。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作者：邓洪波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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