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将军建国后回乡探亲，听说乡亲们屡遭野猪袭扰，亲自部署赶走

1949年11月下旬，长江北岸的秋风已经带了寒意，桂家坝的码头却依旧喧闹。人们一眼就认出那位步履匆匆、腰杆笔挺的军官——黄镇。他刚刚在中央军委完成交接，前往北京报到前，执意抽出几天回安徽老家看看。同行的警卫战士追着他的脚步，唯恐这位新当选大使人选走丢似的。

离乡二十年，他的脑中始终有一幅画：横埠河蜿蜒、三公山高耸、黄山村炊烟袅袅。这里是他读私塾、学画画、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的地方，也是他弟弟黄斌牺牲的地方。说到底，再高的军衔、再亮的军装，都抵不过一声“回家”。

轮船靠岸后，消息像长了翅膀。附近七八个村的男女老少赶来，想跟将军寒暄几句，却被岗哨拦在远处——华南、西南枪声尚未停息，安全问题不能大意。众人议论纷纷，黄镇这才察觉不妥。他笑着挥手：“老区哪来敌人？岗哨撤了吧。”守卫有些迟疑，他又补一句，“我在这里长大，知道每条田埂。”岗哨很快撤除，围观的人群像潮水淌进来，老汉拍着他的肩膀，年轻人抬头打量，孩子干脆爬到树枝上张望，连黄镇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短暂的寒暄后，乡亲们你一言我一句，却始终绕不开同一件事：三公山的野猪。有人叹气：“一年好不容易收的稻谷，半夜被拱了个干净。”有人直跺脚：“牛被咬伤，耕田都费劲。”还有位老妇咬牙说：“要是再下山，大家只好背井离乡。”黄镇皱起眉头。他懂军事，更懂农事，庄稼就是命根子。杀光野猪显然不合规，可放任不管便是失职。

当晚，昏黄的煤油灯下，黄镇和警卫员摊开地图，把山脊、兽道、庄稼地一一标注。最终定下方案：埋伏一支小分队，只取头领，敲山震虎。第二天天未亮，众人已悄悄上山。雾气氤氲，湿叶打湿了裤腿。突然，草丛一阵躁动，一头黑得发亮的公野猪猛地撞出，獠牙白森。枪声只有一次，短促，却精准。野猪负伤狂奔数十米，跌进沟里，再无动静。硝烟散尽，山谷仍静，然而森林里的兽群听见了——自那以后，三公山脚的稻田安宁了很长时间。

野猪事件告一段落，黄镇却没停下脚步。他提到教育、谈到水利，说得头头是道。村干部感慨：“当了大使的人，心还在稻田里。”很快，一所公办小学动工，教室用夯土垒墙，玻璃却是他四处托人从芜湖运来。

时间向前推移。1958年，他从雅加达回国述职，顺道再回黄山村。那年谷子不丰，乡里主食是莲藕。饭桌上清一色藕片、藕粉，黄镇吃得津津有味，连称“脆甜胜鲍参”。他却禁止动用鱼肉、白米接待，“条件艰苦，大家都一样”。同村老大娘听说将军回来了，硬是塞进七八个鸡蛋，要给他“补身子”。黄镇连忙推辞，还悄悄留下几个钱：“给孙娃炖汤。”

1961年，他已是外交部副部长，再次带夫人朱霖返乡。汤沟社员反映布票紧缺，他拉拉自己的外衣，笑道：“这也是补过的，出国才穿新的。”午餐依旧山芋当家，他照吃不误。第二天早晨，村干部端来糯米汤圆，他先到食堂转了一圈，看到群众碗中只有稀粥，转身就对妻子说：“走。”汤圆一口未动。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苛刻，他摇头：“干部不缺这口，老百姓缺。”

最让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那只老母鸡的故事。矿区一位大嫂攥着竹篮等他半天，只想把鸡送给将军。见面后，她把篮子举得高高：“您辛苦，补补身子吧。”黄镇摆手：“拿回去，家里孩子更需要。”说罢掏出五十元，“买点油盐。”大嫂愣在当场，眼眶瞬间红了。五十元，可不是小数目，却也买不来那份体恤。

乡亲们后来总结：黄镇每次回来，不带仪仗，不摆宴席，却总能办几件实事；既当过师政治部主任，也能和孩子围坐稻草垛边说故事。有人私下感叹，“他早就不是当年的放牛娃，可心里那根草绳没断。”

四次返乡，时间与身份在变，举止却始终质朴。野猪赶走了，学校建起来了，干娘的生活费一直按月送达。三公山脚的老人提起他，总用一句朴素的话：“黄家伢，没忘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