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亲自指挥警卫捕捉野猪，大摆许氏野味席

1974年秋的广州，暑气未消，刚从南京军区调任广州军区的许世友，皮靴上还沾着北方的尘土。他踏入军区机关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公文堆积，而是拉着参谋打听：“这周边，哪儿能猎着大野物？”部里配的吉普车后备箱里，行李寥寥，那把调校精准的苏联造双筒猎枪，倒成了最显眼的“家当”。

南国的雨季漫长如丝，梅花园小楼的阳台上，许世友常立在雨夜中，望着白云山模糊的灯火，香烟燃至指尖也浑然不觉。警卫打趣劝他钓鱼解闷，他却哼了一声：“钓鱼太被动，等鱼上钩，心都凉了。”这份干脆，是行伍生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从红军长征到抗战士敌后，他向来是主动出击的性子。

打猎于他，从不是权贵消遣，而是烽火岁月的生存本能。抗战时在苏皖敌后，他带人摸黑端了日军粮站，顺手射几只山鸡给伤员炖汤；解放战争的丛林里，野味曾是支撑整支部队的口粮。这份与枪声、犬吠相伴的记忆，让他对猎物落地的瞬间，始终怀有特殊的情愫。

即便公文如山、会议不断，许世友仍挤出时间“研究”猎场。一块旧木板上钉满航测照片，白云山、帽峰山的每道山脊、每片水源，都被红蓝铅笔圈点标注。作训参谋凑过来笑称：“司令，您这是把围猎当战役打呢。”他用拇指点着一处山谷：“这里粮多水足，夜里准有野猪拱地，错不了。”

1975年8月，雷雨季刚过，山脚农户就哭着跑到军区求助——成群黑皮野猪把庄稼毁得一干二净。许世友拍案而起：“我去会会它们！”当晚便挑了八名警卫进山，分三处隐蔽。出发前他压低声音叮嘱：“打枪稳，别浪费子弹；跑了一只，回来自己罚站。”小伙子们听得心头一紧。

连续七夜，山林静得可怕，连竹鼠都销声匿迹。有人暗地嘀咕想撤，许世友却纹丝不动。第八夜凌晨，云层压顶，枯枝断裂的脆响骤然传来。“别动，等它全进圈。”他轻声吩咐。转瞬之间，三只大野猪带着幼崽闯入埋伏带，黑影翻滚间，信号弹划破夜空，枪声齐鸣。

两头母猪和一只小公猪应声倒地，最大的公猪带着血迹逃脱。许世友皱眉背起枪：“下回再找它算账。”山下军车里备好的冰块与粗盐派上了用场，他仔细检查猎物，确认子弹未污染内脏，刚要交给炊事员，却抬手制止：“一半送农户家，庄稼是他们的，猪也是他们盯的。”

三日后的梅花园宴席上，红烧猪肘、干煸筒骨香气四溢，配着部队农场酿的“土茅台”。有人好奇询问，才知待客用真茅台瓶装酒，司令和警卫喝的却是实惠小曲酒——这是礼数，更是节俭。酒过三巡，许世友端杯大笑：“野鸭吃嘴，野猪顶肚，全凭本事打来的。”

爱枪却不任性，是他的准则。“居民区禁鸣枪”“枪口抬高三十度”，这些训令被反复强调。山下农户冬日蔬菜运不出城，他随口就安排运输连帮忙；围猎时，他要求警卫以作战标准隐蔽侦察，实弹后逐一点评弹道偏差，让参谋们都感叹“跟着司令打野猪，比在靶场收获还大”。

1976年初，那只脱逃的大公猪终于现身，体重已超两百斤。这次许世友借民兵猎狗围堵，一枪命中要害。有人劝他留獠牙作纪念，他却摆手：“送后勤车间，磨刀用。”这份务实，与他让儿子用50元买红松造棺木的质朴如出一辙——将军的生活，从无虚饰。

八十年代来临，城镇化浪潮中，白云山划入禁猎区，许世友主动挂枪。有人问他是否失落，他淡然一笑：“打不成猪，还有书可读，酒可喝。”当年毛泽东嘱咐他读《红楼梦》与《天体运行论》，他不仅自己啃，还让秘书抄录重点，甚至写下《莫猖狂》一诗反击“四人帮”，那份豪情早已从猎场延伸到文墨间。

1985年南京安养时，客厅墙上的旧猎枪早已无弹。这杆枪，曾为伤员猎过山鸡，为农户驱过野猪，如今沉默如勋章。它见证的，是一位将军从战火到和平的坚守——猎枪指向的是野物，心却始终向着百姓；子弹瞄准的是目标，行止间全是军人的担当。这柄沉默的猎枪，恰是许世友刚直一生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