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堪比长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故事之五：川陕苏区红军留守部队

川陕苏区红军留守部队（1935年5月-1937年10月）是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川陕苏区（今四川、陕西交界地区）坚持斗争的武装，因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和敌我力量悬殊，最终多数牺牲，但少数幸存者坚持到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战争的骨干。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至川陕边境，建立川陕苏区，至1934年，苏区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军发展至8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奉命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张国焘（时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撤离前，仅留下少量部队留守，名义上“保卫苏区”，实则未制定明确的游击战略，导致留守部队陷入绝境。
留守部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红33军余部（约1000人）、川陕省苏维埃游击队（约500人）、地方武装（约500人），总计约2000人，由刘子才（红33军副军长）、赵明恩（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负责指挥，活动区域主要在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交界的大巴山区（今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空山乡一带）。
此时川陕苏区已被国民党军和四川地方军阀（刘湘、田颂尧等）的20万兵力占领，留守部队完全处于“敌众我寡、无援无补”的境地。
1935年5月-1936年10月，留守红军主要是开展大巴山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对大巴山区进行“梳篦式清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留守部队被迫分散为若干小分队（每队数十人），在大巴山的原始森林中开展游击战争。
部队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大巴山冬季严寒（零下10-20℃），战士们多穿单衣，夜间只能靠烤火取暖；粮食断绝时，只能靠挖野菜、采野果、煮树皮生存，不少战士因冻饿牺牲；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多数小分队只能用大刀、长矛作战，甚至用石头袭击敌人。
刘子才、赵明恩率部在大巴山坚持一年多，多次袭击国民党军据点，夺取粮食弹药，兵力一度恢复至3000余人（吸收了部分农民武装），但1936年10月，国民党军调集5万兵力对大巴山进行“重点清剿”，部队损失惨重，刘子才在战斗中被俘（后牺牲），赵明恩率余部（约500人）转移至四川万源与陕西镇巴交界的山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对留守部队的“清剿”并未停止，赵明恩率部在万源山区坚持斗争，此时部队仅剩约200人，粮食、弹药完全断绝，只能靠群众秘密接济生存。
1937年10月，党中央得知川陕苏区留守部队的情况后，指示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赵明恩率部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赵明恩在前往新四军集结地的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剩余战士最终抵达安徽泾县，加入新四军。
川陕留守红军之所以陷入如此艰苦的困境，源于指挥失误与环境绝境以及敌众我寡的悬殊力量对比。
张国焘在撤离川陕苏区时，未给留守部队制定明确的游击战略，也未留下足够的粮食、弹药，导致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无目标、无补给”的困境。
大巴山区地形复杂，原始森林密布，交通不便，部队难以转移，且冬季严寒，夏季多雨，疾病频发，生存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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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民党军兵力是留守部队的100倍，且装备精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将部队分割包围，导致多数牺牲。
川陕苏区红军留守部队虽因指挥失误和敌我力量悬殊，多数战士牺牲，但少数幸存者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编入新四军，为华中抗日作出了贡献；其在大巴山区的游击战争，也牵制了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创造了一定条件，战士们的牺牲精神成为川陕革命史上的重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