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京房价：1套房=县令3年工资

崇祯十三年的北京南城，一间五间房的破瓦房卖出 312 两银子的价码。这则记录在《明实录》里的交易，像一面镜子照出大明都城的住房压力 —— 对正七品县令而言，这相当于不吃不喝攒满 3 年的全部俸禄。当现代人为房贷发愁时，或许想不到，四百年前的北京早已上演着相似的 “购房焦虑”。

一、俸禄与房价的残酷算术

朱元璋定下的俸禄体系里，知县每年名义工资是 90 石大米，可实际到手的常是 “米银钞混搭”。海瑞在淳安任上时，年俸拆解为 12 石大米、27.49 两银子和 360 贯钞，按当时市价折算，全年收入仅约 30 两银子。

这种收入水平撞上北京房价，便成了现实的困境：

• 南城普通民居（5 间瓦房）：312 两≈10 年俸禄

• 内城中等宅院（带小院 10 间房）：800 两≈27 年俸禄

• 勋贵豪宅（三进院落带花园）：5000 两≈167 年俸禄

更扎心的是 “折色” 制度，官员俸禄中近七成是贬值的宝钞。正统年间，630 贯钞仅能买 1 石米，相当于县令全年收入里，有大半成了 “纸面财富”。

二、推高房价的三大推手

明朝北京的房价泡沫，藏着深刻的社会逻辑：

• 资源聚集效应：作为都城，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行政资源与商业机会。《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年间北京常住人口达 120 万，光官员及其家眷就占 15%，住房需求常年紧绷。
• 权贵资本炒作：太监、外戚等特权阶层凭借免税特权疯狂囤房。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仅在东安门外就有房产 41 处，他倒台后，这些房屋拍卖引发房价暴涨 30%。
• 地皮供应垄断：内城土地多被皇室、王府占据，平民只能挤在南城。嘉靖年间，南城地皮价格已达每亩 2000 两，是同期南京的 5 倍，“寸土寸金” 绝非虚言。

三、不同阶层的住房解决方案

面对高房价，明朝人各有生存智慧：

• 官员的 “合租模式”：翰林院编修等京官常三四人合租一处小院，被称为 “同年会居”。张居正未成名时，曾与三位同僚合租西四牌楼附近的民居，每人每月租金 1 两银子。
• 商人的 “以店代居”：前门大街的商铺多是 “下店上居”，绸缎商王士性在《广志绎》里记载，他在崇文门的店铺楼上隔出两间房，既省房租又方便做生意。
• 平民的 “棚屋生活”：城外流民多搭建 “席棚” 居住，每间仅能容一张床，却要每月支付 500 文租金。万历年间的一场暴雨冲垮上千间席棚，暴露了底层住房的脆弱。

就连权贵也有 “购房焦虑”。万历朝首辅申时行，花了 20 年才在内城买下一套宅院，他在日记里感慨：“长安居，大不易，虽宰辅亦然。”

从海瑞租房到申时行的购房持久战，明朝北京的房价故事里，藏着亘古不变的生存命题：住房不仅是砖瓦堆砌的空间，更是阶层流动的标尺。四百年前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在都城追逐梦想的挣扎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