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才华的一瞥”：在哈珀·李公寓中发现未发表的故事，揭示了《杀死一只反舌鸟》作者的哪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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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李未曾被公开过的照片/《卫报》

当她去世时，这位作家留下了一堆笔记本和手稿。而在下面这篇文章中，她的传记作者揭示了这些材料所呈现的关于作者如何不可思议地成为文学明星的故事。

注：Killing a Mocking Bird 通常被翻译为《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个主流译本的经典错误，知更鸟为Robin，而文中实际为Mocking bird，应翻译为反舌鸟，由此以“反舌鸟”为准。

1960年夏天，《杀死一只反舌鸟》出版时，它仿佛凭空出世，如同一位阿拉巴马州的雅典娜：来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方作家，却是一部完美成型的小说，没有任何明显的先例或前身。

这本书不知何故，既紧迫地属于那个时代，又瞬间成为永恒，它触及了那个时代最动荡的问题——从民权运动到性革命——同时也以永恒的基调发声，从儿童的道德觉醒、家庭的恒久之爱，到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摩擦。

然而，没有作家是毫无影响和雄心抱负的：哈珀·李当然有其来处，并且曾付出巨大努力来成就自己。只是因为她不喜欢谈论自己，她的起源才显得如此神秘。不可避免地，《杀死一只反舌鸟》越成功——成为畅销书，然后赢得普利策奖，销量从100万册到1000万册，再到4000万册——各种理论和谣言就越是汹涌，进一步填补她的沉默。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李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她心爱的两个角色之间摇摆：她要么是活泼好动、男孩子气的女主角琼·路易丝·“斯库特”·芬奇的活化身，要么，在她看似隐居的状态中，是那个羞怯的影子人物阿瑟·“布”·拉德利的翻版。

新近出版的哈珀·李遗稿

那么，发现一个来自李职业生涯开端的时间胶囊是多么令人激动：一组她最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如今首次出版，有助于解释这个来自南阿拉巴马大道的小女孩是如何将自己变成一位畅销书作家的。

这些故事写于《杀死一只反舌鸟》问世前的十年间，即李在1949年首次搬到纽约市之后，其中出现了她不久后将使之闻名的人物和场景，并揭示了她将花费一生试图解决的某些矛盾和冲突。

杜鲁门·卡波特与哈珀·李

内尔·哈珀·李（Nelle Harper Lee）于1926年4月28日出生，是阿马萨·科尔曼·李（Amasa Coleman Lee）和弗朗西斯·坎宁安·芬奇（Frances Cunningham Finch）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比最年长的兄姐小十五岁，在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这个小城镇长大，感觉像是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童年。

因为她的兄姐年长很多，她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父母的梦想：她的姐姐爱丽丝在父亲身边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律师；她的姐姐路易丝拥有了美满的婚姻和家庭主妇的生活；她的哥哥埃德温在二战中英勇服役。

有很长一段时间，李似乎注定要成为家中那个令人失望的孩子：她在距离毕业仅剩一个学期时从阿拉巴马大学辍学，逃往名声不佳的北方，放弃了本可以让父亲在家族律所的招牌上加上一个“s”的法律学位。但是，一切未能如愿，李也没有成为律师，但她最终却塑造了全美最受敬佩的律师形象。

尽管李从未正式学习过创意写作，但她在塔斯卡卢萨的岁月里自学了写作。她在校报《深红白（The Crimson White）》上有一个固定专栏，并向学生幽默杂志《夯锤芯（Rammer Jammer）》投稿小品文，后来她甚至担任了该杂志的编辑。

即使在那时，她广博的好奇心和智力范围在纸上已显而易见——从对近期英国电影的评论，到对莎士比亚的戏仿，再到对她父亲编辑和发行的乡村报纸的善意嘲讽。李在女性被鼓励只穿裙子的时代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百慕大短裤，并曾在返校节游行中坐在汽车引擎盖上抽雪茄，震惊了整个校园。

李23岁搬到纽约市时，在那里大约只认识一个人，但这个人可不一般：杜鲁门·卡波特，他童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她家隔壁度过的，后来成为她小说中那个瘦小、精灵古怪的查尔斯·贝克·"迪尔"·哈里斯的原型。

这两位初出茅庐的作家觉得自己是"异类"，正如卡波特后来所说，他们比同龄人早几年就能阅读，像其他孩子玩洋娃娃和足球一样玩弄语言。两人一起构思着写冒险故事、荒诞故事和各种诗句，取材于他们非常喜欢的读物，从《鲍勃西双胞胎》到《贝奥武夫》，从《罗弗男孩》到拉迪亚德·吉卜林，在A.C.李送给他爱读书的小女儿的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地敲击。

卡波特没有上大学，而是直接去《纽约客》当了送稿员。几年后，李也在出版业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在美国学校出版集团的月刊《学校管理（School Executive）》工作，这是一本行业刊物。

最终，她辞去了那份日常工作，换了一份航空公司订票员的工作，这份工作文学气息较少，但理论上更光鲜。那时她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谈不上光鲜：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她靠花生酱三明治度日，在一个用两个旧苹果箱和在她大楼地下室找到的一扇门自制的书桌上构思故事。

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桌面上写作，李逐渐稳定了自己的手笔。“我确实相信我最大的才能在于创意写作，”她在给家人的信中既贴心又自信地写道，“而且我确实相信我能以此谋生。”像许多有抱负的作家一样，她最初转向家庭和自己的早年生活寻找素材，这本新合集的前三个故事通过一系列年轻的叙述者，探索了所谓“童年秘密社团”的社会习俗、微小过失和道德困惑。

在她30岁之前写的《水箱》《双筒望远镜》和《锯齿剪刀》中，利害关系被严格限定——父母的认可和同龄人的接纳——对手也不怎么强大：老师、兄弟姐妹、校园小团体。

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三个故事都设定在纽约，叙述者是成年人，人们可以感觉到李在努力跟上塞林格和契弗的步伐。尽管如此，这组故事——《满屋猫粮》《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和《这就是演艺界？》——确实显示她正在超越事件本身，转向情节构建，同时尝试不同的叙事声音。

直接从李自身生活中提取的人物贯穿这些故事。其中一个用了她自己的绰号“多迪”（Dody）。其他人物用了她兄弟姐妹的名字，埃德温、爱丽丝和路易丝；有些是她朋友们的轻度伪装或完全未加掩饰的版本，包括未来的门罗维尔市长安妮·海因斯。李最年长的姐姐爱丽丝，被家人称为"熊"，在这里被稍加改变成了“多伊（Doe）”，但尽管名字变了，仍然一眼就能认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她只爱三样东西，”李写道，“法律课与实践、山茶花以及卫理公会教堂。”

哈珀·李最为人所知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锯齿剪刀》中，我们遇到了“小琼·路易（little Jean Louie）”，一个三年级的捣蛋鬼，她的名字很别扭地少了一个“s”。到本合集最后一个故事时，芬奇小姐（即所提及人物）已正式成为“琼·路易丝（Jean Louise）（她将在之后成为李小说中的知名人物）”，尽管她还不是斯库特。那些最了解哈珀·李的人都记得她锋芒毕露的才智，而这最后一个故事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到那种才华在纸上迸发。李以风趣和令人敬畏的智慧，描述了成年后回到童年家乡所感受到的舒适与幽闭恐惧并存的感觉。

等到写《甜蜜永恒之地（The Land of Sweet Forever）》时，她对这种回归已经非常熟悉。在她搬到纽约两年后，即1951年夏天，她的父亲从塞尔玛的沃恩纪念医院打来电话，说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肝癌和肺癌。还没等李安排好回家的行程，他又打来电话说，弗朗西斯（即她的母亲）在诊断出癌症的一天后便因心脏问题去世了。

六周后，又来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通知她，她心爱的哥哥埃德温——《杀死一只反舌鸟》中杰姆的原型——在他驻扎的蒙哥马利空军基地因脑动脉瘤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李再次飞回家，她本已巨大的悲痛和震惊此刻溢于言表。她当时才25岁，但捕捉她的童年从未感到如此紧迫，部分原因在于，正如她在其中一个故事《猫的喵喵叫》中描述的那样，她的父亲和最年长的姐姐不久后卖掉了她出生和长大的家，搬到了镇子另一边一个更现代化的房子里。

哈珀·李与玛丽·贝德汉在电影经典片场

这次搬家并没有帮助这对居家父女逃离南阿拉巴马大道的“幽魂”，李也被对母亲、哥哥以及他们去世前那个世界的记忆所困扰。她担心父亲，经常回家帮助爱丽丝照顾他。她开始写一些试图调和她自己的家与童年之家关系的故事，将她曼哈顿故事的主观性与门罗维尔故事的背景融合起来，这是一种她无论是在纸上还是纸外都在尝试的整合工作。

当时，李的政治观点仍在形成中。她的家乡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学校、教堂和餐馆都按种族划分。在大学里，她写过关于种族暴力恐怖的文章，并与学生报纸上的激进分子相处融洽。然而，一到曼哈顿，她就融入了一个比她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多元的圈子。

在曼哈顿那些早年岁月里写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她的代理人安妮·劳里·威廉姆斯和莫里斯·克雷恩档案中一张污损索引卡上诱人的标题。没有一篇被发表，几十年来，相关学者和传记作者都想知道它们的下落。其中四篇最终出现在《甜蜜永恒之地》中；连同另外四篇，它们是在这位小说家在纽约市的最后一套公寓里被发现的，这套公寓位于东82街433号，她在《杀死一只反舌鸟》出版那年搬入，并在那里又住了四十年，直到一次中风让她最终回到了阿拉巴马。

哈珀·李与格里高利·派克（电影导演）

对后世来说幸运的是，李是个喜欢囤积东西的人：当那套公寓被清理时，在她成堆的信件以及几乎每一张工资存根、电话账单和开给她的作废支票中，发现了她的笔记本和手稿，包括这八篇故事和八篇非虚构作品。那些在《杀死一只反舌鸟》之后几十年里发表的散文表明，李一直享受着她曾憧憬的职业生涯，即使她的粉丝从未从她那里得到更多满足。

她的杰作被改编成一部极其成功且获奖无数的电影，从未绝版，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但她从未写出众多仰慕者所渴望的续集或第二部小说，而当她终于在89岁高龄出版另一本书时，那是《守望之心（Go Set a Watchman）》，这是她写过的第一本书，最初与《双筒望远镜（The Binoculars）》同年提交给出版商。

“我更像个重写者（rewriter），而不是写作者，”李曾这样说道，解释她通常对任何作品至少进行三遍修改。一些这样的艰苦创作在这里可见一斑，不仅体现在手稿本身，而且通过比较早期短篇小说和她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出。例如，《双筒望远镜》被删节并改编成了《杀死一只反舌鸟》第二章中的教学对峙场景，当时斯库特的一年级老师因为她会阅读而感到沮丧。同样，《甜蜜永恒之地》成了《守望之心》第七章中的一个固定场景，当时斯库特从纽约市回到梅科姆家中。

通过书名页上和她的文学代理的记录，我们知道李花了七年时间写作和修改这些短篇小说，然后，在她的代理人注意到它们并鼓励她尝试写更长篇的作品之后，又花了三年时间将这些短篇故事变成章节，继而将这些章节变成小说——先是《守望之心》，然后是《杀死一只反舌鸟》。

如果不是因为李收到了一份非凡的礼物，这一切本会花费更长时间，她在其中一篇收录于此的绝佳散文《对我来说的圣诞节》中描述了这件事。她在纽约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一对夫妇，迈克尔·布朗和乔伊·布朗，他们长期支持她的事业。正是迈克尔·布朗，一位著名的词作家和作曲家，首先将李介绍给了她的文学代理人，那是在1956年感恩节前不久。他和他的妻子都喜欢她的故事以及她从阿拉巴马家中寄给他们的非凡信件——这些信件是书信体的小型杰作，具体而风趣，具有社会学洞察力，并且出奇地温柔。

布朗夫妇和李习惯一起过圣诞节，并且他们形成了一个传统，试图看谁能送出最便宜却又最出格的礼物。那年，李花了35美分为迈克尔买了一幅不知名英国牧师的肖像，并为乔伊买了一本打了折的、稍有名气的英国贵族全集。当轮到布朗夫妇向这位小说家赠送礼物时，他们指向树上的一只信封。从外面看，它似乎恰如其分地朴素，但事实上，他们彻底打破了规则：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有一年时间不用工作，随便写什么都行。圣诞快乐。”那个月，以及接下来一年的几乎每个月，他们都给她开一张100美元的支票，是她房租的五倍，并坚持不要求任何回报。

几十年来，那份礼物一直显得令人震惊，这是一种慷慨到近乎荒谬的行为。

然而现在，随着这些短篇故事的重新发现，我们得以看到当年她的朋友们所看到的一切：一位尚未被命名为阿蒂克斯，但已展现出高尚情操并教他尚年幼的孩子民事诉讼程序的律师父亲；一位与当地报纸印刷商就为奶牛刊登讣告是否得体及符合神学许可而争吵的小镇诗人；一位试图将其习俗映射到自己正在形成的道德观上的南方女儿；天才诸多的惊鸿一瞥。

难怪布朗夫妇送哈珀·李那份礼物：这与她的才华相比，并不算过分“奢侈”。

作者：Casey Cep

编译：蛮蛮

来源：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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