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济南连环杀人案引发的军统潜伏事件（五）

眼下这伙对“党国忠心耿耿”的特务自发组成的组织算是成立了，尽管这些人腹藏韬略，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真的让这些人去搞暗杀、纵火、绑架、爆炸等行动，他们真的干不了。别说跟专业性工作，就算是寻常街头斗殴他们也干不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跟党国的相关机构取得联系。如何取得联系呢？于是就派人前往国统区接洽。

另外，“暗杀团”全体成员开始刺探济南这边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以及民主人士中头面人物的日常活动规律，重要机关如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电台报馆以及重要物资储存处、电厂、水厂等的地址、地形等收集起来，有多少算多少，以便“暗杀团”在获得党国方面的认可后，可以迅速开始行动，尽快制造影响。

“暗杀团”成员中，有一个褚介君的师范同学，名叫叶学时，绰号“老夫子”。毕业后做过两年历史老师，因为他任国军副师长的伯父在“徐蚌会战”中“为国捐躯”，所以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后来索性向国民党市党部递了入党申请书，入党后组织关系挂在市党部的。但解放后他没去军管会登记国民党员身份，又加上国民党市党部的档案已经焚毁，因此除了褚介君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是国民党员，后来还是他自己交代出来的。

叶学时和褚介君跟叶私交不错，这也他加入“暗杀团”主要原因，在3月1日，褚介君跟叶学时说起准备跟党国相关机构进行联系的时候，他马上提醒：这是需要递交“投名状”的，否则，军统上层凭什么相信我们。

就这样，关于“投名状”的研究上了“暗杀团”核心层的紧急议事会，几个核心骨干研究决定：策划干一桩刑案，杀两三个具有一定身份但并非政治人物的对象，割下耳朵作为“投名状”，连同“报效党国申请书”，一并向“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当面递交。

以褚介君的本意，是要直接向“国防部保密局”总部递交的，但这时“保密局”总部已经迁往广州，从济南去广州路途遥远，于是退而求其次决定向“保密局”山东站递交。　“暗杀团”的三个核心成员褚介君、刘炎溪、叶学时对指派信使赴青岛之事原以为此事比较容易，不就是去青岛跑一趟嘛，权且当作旅游就是了。可一旦讨论到细节上，他们才发现此事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信使需要离开济南至少三四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抵达后立刻就找得到“国防部保密局”机关所在地。再说特务机关向来对外保密，不可能知晓具体是什么单位，所以这不但需要事先的周详策划、信使本人的机智从容，还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这个信使相当于隐蔽工作中的地下交通员，很有可能会被“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的特务留下来问长问短。回答得不妥当，人家就会起疑心，然后，可能就说不准了。运气差些的话，没准儿就真的不当回事，所以信使必须慎重。

褚介君认为，必须找一个不明所以但绝对听话而且还可靠的局外人来承担这桩差事。此人最好是年轻女性，涉世未深，没怎么出过远门，给她这样一个免费旅行的机会，她肯定愿意；同时，这样的角色也不容易引人怀疑。至于她到了如何去打听“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不如让她直接去市警察局即可。警察局必然会把信使送到情报站。

至于　“保密局”情报站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凭特务的职业眼力，肯定能够识别得出，当然，也会问她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她的绝对听话了。事先我们要跟她反复关照，见了对方，只说自己是受托捎信儿捎东西的，其他一概不知。而人家面对着这样一个“普通人”，多半是说几句好听的，把人打发走，然后把一应情况电告广州。往下如何处置，就听总部指令了。

褚介君这么一说，刘、叶都认为言之有理。然后，话题就转到如何物色这么一个角色了。要说刘炎溪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其表弟梁成坤的女友白姜。经过商议，就以梁成坤的父亲六旬寿辰将届，想寄一份礼品过去。请白小姐代为送上礼物。然后，请白小姐顺便去市警察局跑一趟找督察官朱某某。

接下来，刘炎溪去了梁公馆，跟表弟梁成坤说及此事，只说要跟青岛朋友合伙做生意，想约人家来济南见面，请白小姐捎信函礼品各一；郭教授的寿礼也已备妥，那是从家里找出的一幅古画，估计人家会喜欢。梁少爷对这位表哥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自是没有二话。刘炎溪又再三关照：关于“鲁济勘乱建国团”之事，绝对不能向白小姐透露一丝一毫！切记！

诚如刘炎溪所估料的，白姜此行一切顺利，只在青岛待了两个晚上就回来了。朱督察官一看那封信函的内容，马上开车将白姜送往“保密局”青岛站。山东站特务打开密函，这就是以往经过。这位信使是在祥元馆凶杀案发生后次日即3月16日上午从济南动身前往青岛的，对其之后在青岛的行踪，除了知道信使去了一趟市警察局，继而被送往“保密局”山东站之外，其他诸如在青岛停留了多久、又去过些什么地方、何时离开、是几时返回济南的，等等，都毫无头绪。

“暗杀团”既有派遣信使密赴青岛投效“保密局”之举，那说明这伙反革命分子属于“自干户”。而且，这些人中之前应该无人接触过特工活儿，就是自己偷偷干，而其迫不惜犯下三命大案作为“投名状”获取信任的手段来看，这伙人明显欠缺社会经验和江湖历练，年龄应该都不大。

就此专案一组决定首先从解放后已向市军管会登记的、三十五岁以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那部分对象中查找嫌疑人。经过专案组对全市所有参加过上述组织成员进行调查，把认为有涉案可能的对象共二百三十七人梳理出来了。

3月22日，侦查员分头下到相关派出所，对名单上的对象进行核查，经过两天的调查，一共发现了十一个可疑对象，但很快就都排除了。后来发现，“暗杀团”十七名成员中，解放后办过登记手续的有十二人，但最后“入围”十一名可疑对象的只有一人，这一人最后也被排除了——他没有参与祥元馆凶杀案。至于那个充任信使的女护士白姜，则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根本不在排查范围之内。

不过，这天晚上，专案二组的调查有了突破，其所获得的信息直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俏妞儿”，这个消息是专案二组侦查视线的扒手陶阿龙发现的。3月21日，二组的钱尚礼通过耳目探得了陶阿龙的一应情况，向凌云请示是否可以抓捕。凌云指示不必抓捕，以免打草惊蛇，最好是通过第三人跟陶接触，从其嘴里套出他是从哪里弄到这块怀表的。

于是专案二组制订了一个方案：从道上物色一个跟陶阿龙信任的角色，由此人出面，邀几个“同行”一起喝顿酒，事先跟其他人约好，酒桌上闲谈时故意把话题往陶阿龙的扒窃技艺上引。这家伙喝得兴致高涨时难免吹吹牛，估计会把怀表的来路主动说一说。

当时陶阿龙寄居在一座破败道里，钱尚礼找来跟陶阿龙称兄道弟的小混混儿李三儿唤来。约了一个饭局请陶阿龙吃饭，陶阿龙喝酒之后话就多了。旁人把话题转向扒窃，他说自己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然后就大谈心得。

陶阿龙表示，在3月16日清晨，职业扒手陶阿龙一连三四天没出手“作业”了，此时他一路逛到火车站。进到候车室，买了包瓜子，在角落里一个位置上落座，目光在进进出出的众多旅客或者接送行者脸上和身上扫溜，寻找合适的下手对象。

这个时候，他发现大门方向有个俏丽妞儿款款而来，以陶阿龙的职业眼光判断，这妞儿应该属于平时极少出门，，因为她对候车室这样一个火车站最嘈杂混乱的环境显得非常生疏，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一只手掌则按在坤包盖上，纤长的手指直直地往下伸，看似无意，其实是刻意按压在坤包盖下侧贴袋的拉链上。陶阿龙顿时兴奋起来，暗忖她这坤包的贴袋里必有值钱货色！哪知还没等陶阿龙动手，就有同行人赶在他之前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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