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与“老师”：怎么称呼呢？

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称呼“同志”，是2018年12月10日午后。当时我坐北京到无锡的高铁商务座，回家去。邻座有位白寸头穿军大衣的老人。大概是儿女买的票，他对车上的许多细节不大懂，用方言问列车员：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这个垫子是用来干啥的？如此云云。

商务座为图安静，列车员惯常不在车厢里，有事打招呼叫他们即可。那老人两次要上洗手间，并没叫人，独自站起来——他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左手左腿似乎动不了，靠右手的四脚拐杖撑着，斜身走。我起身，扶着他：开门（移动门，站一刻即开，但他不知道，还在寻门把手）、开洗手间门，关洗手间门。等他上完洗手间了，弯腰冲水的事，我代劳了。

他很客气，中间不停说谢谢，我逊谢几句，彼此无事。

列车员因不在车厢里，看到我扶老人家出来才发现，事后也谢了几声。

老人在滁州站下车时，我扶他到车门口。

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同志，谢谢你。”

同志这词，我从小听。老电影里字正腔圆的声音，老连环画里刚正不阿的英雄形象。多用此语。后来战争题材电视剧，对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而喜欢用“兄弟”之类词的用意：的确，历来对同志的用法，太刚毅了，所以说成“兄弟”，大概想显得更人情味，更生动，更血肉连心。

我外公——他出生在1929年——跟我说过，他年少时，这个词很光荣，亮堂堂。

“同志”二字对那年代的人，的确意味不同。1946年3月5日，叶挺将军出狱第二天，给延安发电报。延安拟回电时，在“叶挺将军”还是“叶挺同志”的称呼间斟酌许久，最后如此称呼：

“亲爱的叶挺同志”。

孙文先生遗言“同志仍需努力”，也是这个意思。齐心合力，图创理想，不是兄弟，不是同胞，是为同志。

而且寄托了别的意味。

现在我们知道，同志这个词，在日常口语里，不太用了——哪怕用了，也有别的意思。

当初林奕华先生在港办了个以LGBT为主题的电影节，其中文名定为“香港同志影展”。他的意思，该是取孙文先生“同志仍需努力”。的确LGBT一向弱势，需要彼此协力，为LGBT的权益鼓呼。

但新意思流行、旧意思淡去，还有一重原因：

“同志”这词原初意味，带了一种独特的年代氛围感。

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还保留着1980年代初质朴和谐的审美：我国幅员辽阔，各族相亲相爱，农民伯伯勤劳勇敢，城市居民积极向上，春天万物复苏，夏天烂漫璀璨，秋天丰收圆融，冬天瑞雪纷纷；孩子们如何去为五保户老爷爷扫雪，如何拾金不昧，如何立志远大……甚至连数学课本里，都会不经意的编些诸如“红星农场秋天苹果丰收，一共有30吨苹果，问能载重2吨的3辆卡车需要多少次才能运完”，如此云云。那是一种互敬互爱、推心置腹、万众一心的审美。

多年以后，经历了些世情的我们，难免觉得，这种氛围消散了。

“同志”这两个字负载了太多那个年代的意味，所以这氛围消散时，再要说，就觉得有些沉吧？

1990年代，有杂志报纸讨论过当时社会对其他人的称呼：师傅？听来像在称呼体力劳动者。先生？太生疏。

现在想，老师这称谓恰好：不亲不疏，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尊重。

我印象里，老师这词，最初是大城市文化圈里流行。我某个编辑说，最初他们是称呼作者的——作者们普遍没头衔，叫先生太生疏，叫名字没那么亲昵；老师这词，不分性别，表达了尊敬，而且是对文化的尊敬，挺好。

——上海司机有时叫老板，敬重的是您的腰包。绍兴以前有段时候还反讽，有人叫你老板，你回一句“扳牢”，意思是咱不是老板。

——重庆出租车师傅对谁都叫老师。

日常叫老师，如果是前辈，表敬重，老师二字，跨性别，永不会错。如果是平辈，老师可以表一点调皮、揶揄和小恭维，而且适合在第三人场合使用。

比如我和甲朋友见乙朋友，那么：

我（对乙）：甲老师上个月刚出了本新书，可棒了。

甲（对乙）：张老师每天就这么挤兑我，我写可慢了。

但老师这词用多了，又衍生点别的意思。比如，许多人明明不是老师，而且年纪也不大；称呼一声老师，既表敬重，又带点借着卖萌透出亲昵戏谑的味道。

比如，苍井空苍老师，这就精确地表出一种，既敬重，又亲昵之感了。想想，如果没有老师这个词，我们要么直呼其名苍井空，要么很生疏的苍女士，偶或还有人表达遥不可及的苍女神，那都不如苍老师三个字，既敬重又亲近还带点戏谑。

所以“同志”的淡去，“老师”的浮起，也可算是两个时代的交替。

前者代表着曾经“万众一心不分你我”的时代氛围。

后者是相对有个体边界感、同时尊重知识的姿态。

当一个时代给予一个称呼太深厚的意味时，如果想让这个称呼重归其本初意味，也需要相应的时间：

毕竟这个词承载了多久的过去，就需要相应的时间来重新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