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世界的祛魅的？

人类的危机，从胡塞尔的观点说起。

埃德蒙德·胡塞尔是20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写下了一段这样的文字：“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继而放弃了我们自身对于真理的坚持。”这段文字引自胡塞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此书是胡塞尔基于他1935年首次在布拉格发表的演讲内容写就的。胡塞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运动，这一运动强调以经验为核心。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胡塞尔因他的“非雅利安”血统而被解除大学教职。他于1938年在孤立无援和饱受歧视中辞世，此时距离二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胡塞尔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将“欧洲人性危机”的深层根源，追溯到理性的失败以及对现代科学意义的根本性误解上。而这种混乱的出现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

科学本身，也就是科学家的具体实践，其实并没有陷入危机。恰恰相反，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学的危机来自科学所附带的意义。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被嫁接到了科学上，我们把这种世界观称为“盲点”。

科学中存在着一种主流哲学观念，它让人们将数学抽象提升为真正实在，并由此贬低直接经验的世界，胡塞尔把这种世界称为“生活世界”。现代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在和意义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是那些附属于科学的主流物质主义哲学无法企及的。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种哲学导致了人们“对世界的祛魅”。（韦伯和胡塞尔是同时代人。）反过来，祛魅的世界融入了文化、经济和政治，这引发了非理性和狂热思潮的反弹，导致人们开始对世界复魅，比如纳粹根据种族的观念定义了“日耳曼的家园”，并依据这一观念实行种族屠杀，这种行为正是复魅的缩影。

曾有学者指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采用了过于夸张的修辞。然而，在今天这个假新闻和假消息泛滥成灾、科学否定主义和种族主义兴风作浪、武装暴乱和侵略战争无休无止、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胡塞尔的思想。我们不必接受胡塞尔关于“欧洲人性的目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叙事，也不必认同他提供的现象学版本就是解决危机的方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胡塞尔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科学文化所特有的深层问题。

科学必胜主义和科学否定主义这两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立场分歧，再加上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给生活世界带来的生存威胁，这些都表明胡塞尔所说的危机在本世纪正愈演愈烈。胡塞尔所说的危机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危机。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胡塞尔的诊断。我们应该关注胡塞尔是如何分析我们对科学和生活世界的误解的，特别是当我们将抽象的数学实体提升到真正实在的高度贬低了具体感性经验时，胡塞尔的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位20世纪早期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也尖锐地批评了我们现在称为“盲点”的世界观。通过他们的著作，结合科学哲学中的最新观点，能帮助我们识别盲点世界观的关键要素，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盲点是不可靠的。

盲点世界观中的科学

盲点世界观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在我们身边。在高中的科学课上，我们获知了盲点的简单版本；在科学纪录片中，我们发现盲点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背景假设。如果你从事科研工作，那么盲点常常像一张看不见的地图，告诉你在学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导论课之后应该如何继续你的科学旅程。

虽然对于我们所说的盲点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有许多非常复杂的哲学论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包括对于大多数科学家而言，这种世界观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种哲学。相反，人们认为这种世界观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

然而，事实上，科学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样的世界观。相反，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盲点世界观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形而上学，这种世界观与科学中的具体实践相关联，但又与之存在一定的差异。

盲点世界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它迫使人们以某些既定方式思考科学是如何工作的，人类生活如何融入地球的生物圈，人类思维如何与宇宙发生关联。此外，在过去的400年间，科技的发展和部署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密不可分。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要讨论的，盲点世界观下的自然、能源和信息等概念体系，已经框定了我们对自然资源、能源生产、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看法。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必要牢记：盲点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不是一种深奥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心态。

再回到科学。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只有在政府和私人机构资金的支持下，才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专门的实验室内进行。这些实验室开展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然而，这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科学基础设施其实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成就，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只存在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科学工作间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个提出科学工作间构想的人。他的想法是创建专门的设施，使用实验方法和专门工具，对自然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操控。培根给我们留下了实验科学的想法：实验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位于研究机构中，致力于造福全人类。

培根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很难说得清楚的人物。历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在其经典之作《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认为，尽管培根通过建立归纳法，使任何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自己去验证科学的真理，从而推动了平等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培根通过支持"新兴的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剥削和改造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布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手中，从而拉大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进而导致了集体农业社会的破坏。换句话说，培根所构想的基于归纳法的科学事业，完全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自然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资源"这一想法服务的。

培根还用女性的意象来描述自然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正如麦茜特所说：“当自然被赋予女性性别、被剥夺其能动性并化为被动存在时，自然就会被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主宰。弗朗西斯·培根倡导通过科学和技术从自然的怀抱中挖掘出‘她’的秘密。将自然视为女性并加以征服……因此，科学方法作为支配自然的力量不可或缺。”我们将自然视为应该被科学技术所征服的东西，正是这种观念让人类亲手造成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

在培根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科学思想中另一种趋势的开端，即完全根据应用于科学工作间内部的自然概念和程序来看待工作间外的自然。在工作间内，我们把现象隔离起来，保护它们免受外界的影响，使它们受制于我们专门研发出的装置，从而制造出更多新的现象。生活世界的其余部分则位于工作间之外，而这些部分才是工作间目的和意义的来源。

自然从来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

物理学的预测模型主要在“墙内”工作，包括实验室内部、粒子探测器内部、大型真空瓶内部、电池盒内部等等。换句话说，模型在我们可以控制和屏蔽外界影响的地方工作，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精确地操控条件使其与模型相匹配。有时，这些模型也可以在“墙外”的一些地方工作，因为墙外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与工作间内的模型非常相似。

然而，当我们假设某种物理或计算模型适用于自然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类的生活世界时，我们就超出了我们能够建模和成功预测的范围。当然，我们或许会承认，这些模型可能永远也无法构建出来，因为它们过于复杂。然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事件在原则上是可以被公式化的。

然而，我们应当对这种思维方式保持警惕。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世界本质的一个隐含且不必要的形而上学假设之上，即认为即使世界超出了我们构建和测试预测模型的能力范围，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模型来理解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相当于一种基要主义。它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工作间内的模型，将其作为一种字面上的真理，去理解工作间外的世界本质。

科学模型的基要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结合，正是盲点的绝佳例证。它遮蔽了我们对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的直接经验，标榜自己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然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模式，并不基于任何实际的科学实践。它将少数进行了成功预测的案例普遍化了。虽然在少数案例中我们能够提出可以进行成功预测的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因为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太过繁杂。

正如日益发展的网络科学所揭示的那样，事物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工作间外的世界中，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大环境内相互交织的复杂结构，而不是我们偶尔可以隔离出来、屏蔽外在影响的局部配置。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工作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放大版，那么我们不仅在理论上会出大错，而且在实践和社会政策上也会陷入误区。

科学的美妙之处和惊人力量就在于，科学使我们能够在科学工作间里使用逻辑、数学和控制实验的工具，强化、延展和提炼我们已经从感官知觉抽象出来的东西。不要让自然在我们的思想中发生两分，是我们超越盲点走向科学新视野的第一步。

在这个新的视野中，科学并没有失去其权威性；相反，这种权威性找到了恰当的立足点。科学之所以具备权威性，是因为它是一种高度凝练的经验形式。科学的客观性来自我们能够将直接经验进行抽象，并使我们抽象出来的东西成为公共知识的对象。科学知识对于培育一个充满活力且生态友好的全球文明来说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理解科学，才能防止生活世界被贬低。科学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嵌入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我们需要将尊重自然作为我们的关注点，而不是将自然视为一种等待我们征服的对象。

本文整理自《何为科学》 [美]亚当·弗兰克、[美]马塞洛·格雷斯、[加]埃文·汤普森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