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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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说，康德哲学在中国是热门，这也许并不算言过其实（特别是同其他德国哲学家相比而言），因为大学里有这么多人以康德哲学为研究对象，也有许多人选择以康德哲学为哲学启蒙的材料，各种专业杂志上以此为主题的论文也屡见不鲜，关于康德的各种译作、研究专著或传记文献如雨后春笋。译者翻译的这本《康德的世界》也就汇入了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洪流，我们当然期望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仅仅指出这些事实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固然是热门，但存在许多隐忧。在面临这个异质的思想形态的时候，我们不是表现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就是走向非此即彼、各执一端。

毋庸讳言，虽然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如火如荼，但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真正理解康德吗？进一步说，康德哲学与中国的哲学发生了真正的碰撞吗？我们最缺少的不是跟随西方潮流，搬用西方标准，而是那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去研究康德哲学的文化自觉。大家都在说康德，却是自说自话，更为取巧的做法是重翻译轻研究，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评述上。这或许是一条捷径，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推迟了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在光鲜之下的寂寞，也为我们提出了真正的难题。通过传记了解康德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他的哲学观点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契合之处很多，这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理解他的观点，而且可以说，从知行合一的要求去评价康德的生平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特质的表现。

康德总是从普遍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尽量考虑各种特殊情况，尽量吸收。他总是提出一个极其根本、极其彻底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然后以主要的精力进行论证。人们可以质疑他所提问题的意义，也可以反驳他论证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但正是康德用行动体现的批判精神和彻底精神征服了读者。康德同时代的批评者哈曼嘲笑康德自居于启蒙者的地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但应记取的是，康德的启蒙只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这种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他没有规定运用自由的领域和对象，这当然包括别人反过来批评他的自由！如果现在有人批评说，我们现在进行哲学思考只能面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能从他们的著作中学点东西，我们其实选择的权利有限，因为历史已经替我们作了选择，这种观点同哈曼的批评如出一辙。但是只要比较就可以发现，康德提问的彻底性和论证的严密性确实展现了思想的魅力，而不是权威和独断的力量。

而从中国的文化背景来看，我们除了要批判地借鉴这些政治观念和考察相应的政治演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现实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也许答案在于，康德学究天人之际，批判哲学的两大内容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分别试图为自然知识和实践认识奠定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以符合中国人的方式讲述了启蒙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和平等）；他的实践哲学与中国的理想人格有相通之处，而这样的实践哲学并不排除宗教方面的引申和扩展。康德的人格力量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为有道德的生活提出独特的根据，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遵循道德法则，或者可以说，道德法则正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提炼与理性化解释，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人格所追求的知行合一。与此同时，康德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也很清楚，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哲学思考，甚至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开始认为影响遵循道德法则的只是感性因素（包括欲望、爱好和避苦等），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不遵循道德法则，这正是人性当中的极恶。不过这也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人有感性冲动、有极恶的倾向，他才需要一条类似理性向自身颁布的命令的道德法则。如果没有极恶的存在，康德的道德主张就落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模式。

与其他偏重生平的传记不同，盖尔的这本《康德的世界》更多地展现了康德的精神世界。除了向读者提纲挈领地全面阐释康德的主要著作，从早期自然哲学方面的处女作，到对视灵者斯威登伯格的批判之作；康德转向批判时期后，作者重点介绍了康德的实践哲学即伦理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运用书信、他人著作等还原了康德写下这些著作的具体背景，或者引用作者的生活背景来验证批判哲学中的某些观点。除此之外，作者还强调康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启蒙思想家，人们应该“将他的哲学著述理解为某种政治行动”，甚至“康德本人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看作认识论问题的纯粹的哲学解决方案”。同时，盖尔还论证了康德哲学对后世乃至当今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康德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作者的出发点是西方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提出的问题影响了西方当代性这个观念的形成，他所制定的政治哲学纲领也影响了欧洲二百多年以来的政治演变过程，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本文摘自《康德的世界》译者序）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